9月27日，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天津出席2008夏季達沃斯論壇“全球成長的風險”會議時表示，中國經濟需要有質量的增長，放緩是好事。 中新社發 張宇 攝

　　中新網10月15日電 香港《文匯報》10月15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影響，在于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方式一直沒有改變。在全球經濟動蕩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三十年之后已拉響“后勁”危機的警報，傳統比較優勢急劇下降，經濟內生原動力明顯不足。中國經濟亟待通過轉型“強身健體”，而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角色應重點放在支持民生建設、促進生態環境和生產安全上，加強市場制度建設，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將宏觀和微觀經濟動力和修復力激發出來。

　　文章摘錄如下：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曾有效地支持了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年均GDP增速高達9.8%，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四位。但是，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已遇到越來越嚴重的挑戰。首先，大量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投入，造成了資源的短缺和環境的破壞。第二，由于資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發了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第三，超高速的增長是靠大量的勞動投入實現的。

　　在早期階段，大量廉價、低成本的勞動力投入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但在近年來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一部分農村的勞動力因為體力、家務負擔或文化和技術水平等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轉移出來，對于城市非農產業來說，過去的無限供應情況已經不存在了。同時廉價的勞動力也已經不再只是中國專例，而且中國的勞動力已經不再會持續廉價。在單位勞動產出并沒有同比增長、勞動者保護廣泛加強的情況下，中國企業面臨的是難以協調的勞資關系、難以控制的工資成本，隨之必然帶來產品價格優勢的下降。隨著經濟的發展，依靠成本優勢的發展空間必然會不斷萎縮，并受制于人。因此中國已經不能繼續用過去的增長模式來支撐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了。

　　在傳統比較優勢下降的同時，中國經濟還遭遇到內生力提升的瓶頸。經濟活力很大程度來自于制度的釋放和對機會的捕捉，改革開放使經濟具備一種內生力或者原動力，如今這種經濟內生力愈顯匱乏。

　　長期以來，多數中國企業追求無限膨脹的發展方式，上下游的利益希望都可以分到，涉足不同產品時也很少考慮是否屬于自己長項。貿然擴張的結果不僅是規模膨脹，一切競爭都回歸到“以量取勝”，“沒有精細活，只有粗批發”，直到有一天發展空間突然被壓縮，膨脹式的發展不得不停滯了，就被迫面臨反傾銷和勞動成本上升的雙重壓迫。

　　大約在本世紀初期，中國出現了東亞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在20年前出現過的類似問題，就是出口企業和出口產業的技術水平低。出口企業主要從事一些低附加值產品的加工，因為出口數量擴張急劇了與貿易對象國的貿易摩擦，貿易條件惡化。同時，外匯存比大量增加，本國貨幣的升值壓力大增。要改變這種狀況，亟待像當年的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一樣，調整出口導向政策。但在沒有得到及時調整的情況下，中央銀行為了抑制本幣升值，大量收購外幣，造成了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引發了資產泡沫的形成和通貨膨脹。正因為此，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從借助傳統比較優勢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向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變。

　　經濟轉型和升級，簡單說就是把“活”做得更細更專業，把“量”和“質”都抓好，把權限和責任理順，把宏觀和微觀的活力和修復力打造得更好，承擔更多對后續發展的責任。

　　如今中國宏觀調控即將面臨越來越復雜的經濟形勢考驗，特別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個龐大系統時，調控難度會越來越大。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進行系統的宏觀調控，更多的是一種制衡和疏通、監管和傳導。政府需要至少從三方面引導和推動經濟轉向新增長方式，實現強身健體。首先，政府應該在保證基礎民生方面有更好的擔當，增加對生產安全管理、生態環境保護、基本住房和醫藥服務方面的投入，提高基礎福利補助標準、城市貧民和無業人員生活保障。其次，經濟體制的基礎是市場，更好的市場機制對于經濟的長足發展至關重要。加強產權的保護和授予，健全和深化行業規范，調節和整頓稅收及補貼，相對減少政府對市場行為的干預。再次，對于各種破壞生存環境和生產安全的行為，采取嚴格治理措施，對直接受害者有所補償，對欺瞞破壞者進行處置和封殺，對具有環保良好口碑或投入的行為給予鼓勵。最終使得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經濟增長良性持久，更多人獲得福利提升，國家吸引力也會顯著上升。

　　梯度發展的模式，使得中國經濟獲得特有的生產要素優勢，政府應該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激活生產要素優勢在本國內轉移和聯動。在中國，由于地區發展不平衡，發展階段和要素價格就有所不同，經濟過熱問題往往是局部和發達地區所面臨的，因此相對落后地區有空間來消化可能從發達地區轉移出來的經濟泡沫，從而協助實現整體國民經濟的穩定。梯度發展也體現在投資領域和消費階段當中，落后地區可以既借鑒發達地區經驗，運用更多的經濟以及金融手段，使產業模式、供銷體系得到更快提升，消費內容和趨勢也將不斷細化和廣泛化。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梯度空間為宏觀調控新階段創造了更多條件。

　　現在，中國經濟很難再保持過去三十年中每年10%左右高增長，GDP增速放緩成為現實。速度緩下來時，政府和企業應該著手做好三件事：首先是補充發展短板，即調整經濟結構；其次是重塑核心競爭力，即提升和增強經濟發展的內涵，以梯度優勢為發動機，先發優勢結合后發優勢，讓經濟機車生成聯帶效應；第三是讓社會文化和公共政策在相對寬松的經濟環境中得到更快的完善。政府間關系、國家外交戰略、政府和公共部門形象、政策研究機構、社會公益事業和非盈利性機構、科學研發機構等涉及國家整體社會人文環境和吸引力的“軟實力”因素，都還有很大發展空間。(韓昕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