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布什日前在馬里蘭州戴維營會見到訪的法國總統薩科齊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時宣布，美國將于近期就國際金融危機問題主持召開一次國際峰會，他希望除八國集團成員國外，同時邀請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參加國際金融問題峰會。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美國社會就業人員減少，失業率上升，股票下跌，油價、物價上漲，消費市場不景氣，諸多問題給美國人生活帶來嚴重影響。圖為在納斯達克紐約證券交易所前焦慮的美國人群。 中新社發 錢興強 攝

　　中新網10月2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龐中英撰寫的文章指出，金融危機是一場真正的大危機，其消極后果可能十分嚴重。這次危機帶來了冷戰結束后最大一次世界格局變動。但是，世界力量如何重組，是否能找到全球合作的解決方案，尚不得而知。對于中國和亞洲來說，需要深入“診斷”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國際政治后果。

　　文章摘錄如下：

　　金融危機下破產的何止華爾街，何止幾家大銀行。這次金融危機，是市場萬能論或者市場是硬道理的經濟原教旨主義的危機，根源極其深刻。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發展模式及金融全球化體系，正遭到毀滅性打擊。1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還在頂峰。亞洲發生危機的國家、亞洲價值和亞洲發展模式遭到了西方主導輿論、國際金融組織和大牌學者的幾乎一致嘲諷、批評，甚至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也不乏其人。

　　今天，正是這些責難、袖手旁觀亞洲金融危機的力量，急不可耐地強調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但由此是否導致歷史再次走到另一個極端：國家干預的過度和濫用。如果那樣，有病吃錯藥，效果也許適得其反。

　　這些日子，國際上不少要人開始呼吁新的多邊金融體系，改革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以便調控金融全球化。美國在危機下在華盛頓召集七大工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與此同時，包括一些美國要人在內，再次要求把其他大國，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邀請來，一起對付世界金融沖擊，因為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七國集團機制在相當程度上過時了，或者不足以應對危局。

　　金融危機預示著世界金融、經濟秩序將要發生大變動。各國單獨行動，力量有限，國際合作、協調行動是必要和迫切的。一個基本趨勢是，盡管無其他國家能取代，美國在世界金融中的絕對霸主地位正在動搖。受限制和調控比較少的、早已大大地侵犯和弱化了各國主權的金融活動，無論在世界上哪個地方，肯定將受到更多的管制。

　　在地區層次，全球金融危機可能刺激新一輪地區整合。地區整合不僅是解決地區內部國際關系的方式，也是對付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手段。這次美國的危機重創了歐洲金融和經濟體系。但遺憾的是，眼下歐盟在集體應對危機上的應對方案是不足的，歐洲許多國家不得不單獨應對危機。這反映了歐盟多次擴大后，其共同的宏觀政策更難以達成。但大敵當前，歐盟正好找到了不進則退的深入一體化理由，歐盟將推出更多的經濟穩定和刺激計劃，以及更多的協調行動。

　　即將在北京召開的亞歐首腦會議，議題已經發生重大調整，那就是以亞歐聯手對付金融恐慌和經濟衰退。這次峰會將看到中國在對付全球金融危機中的關鍵作用。

　　東亞的地區整合開始于11年前那次危機，亞洲國家想搞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遭到美國的斷然反對。盡管如此，東亞13國開始了地區合作，在金融領域設立了清邁議定書(CMI)和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倡議(ABMI)。這些行動加強了東亞金融合作，但合作機制仍然是有限的，與應對金融危機挑戰的需求相比是不足的。當前的危機是對忘記傷疤的人的警告：東亞國家，尤其是握有龐大外匯儲備的中日兩國，以及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可大力加強金融合作，穩定地區局勢。

　　在國內層次，許多國家將在危局下進入政局變動期。美國進入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毫無疑問。伊拉克戰爭、反恐戰爭以及其漠視國際組織，吝嗇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已經大大挫傷了美國的軟實力：風險而自由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美國在第三世界推廣其美利堅品牌的說服力將大打折扣。這一點，即使最為保守和自信的美國學者，例如福山教授，也開始憂心忡忡。

　　過去這一年，美國國內出現了后美國時代的悲觀論調。這個論調主要依據的是世界其他力量(如中國)的崛起上。金融危機告訴美國人，后美國時代可能更加成立，但立論的依據主要不是因為世界上別的力量崛起了，而是因為美國的深刻自我擊敗。

　　美國民主黨在金融危機背景下贏得大選幾乎懸念不大，將對歐洲政局和跨大西洋關系產生多方面影響。一些歐洲國家將可能迎來社會民主、社會市場性質的政黨再次上臺。

　　本來，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始終應該慎獨，但蘇聯解體后將近20年，美國沒有汲取教訓，而是自大、自滿、自私，制造了各種泡沫，不受制約地無限膨脹，終成營養過剩的超級巨人。這次在美國救市過程中，財政部、政客和主流輿論的論調居然是：美國太大，因而不能失敗(too big to fail)。但是，不可一世的華爾街巨頭紛紛倒下，說明“美國病”不在表皮，而在血液，甚至部分地在骨髓。

　　美國遭到這次打擊后，世界政治格局如何改變？一些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摩擦是否會轉化為地緣沖突？美國一些戰略家是否要建議轉嫁危機，從而利用或者甚至制造國際危機和糾紛？這些問題必須認真地審視。

　　總之，筆者認為，對于中國和亞洲來說，需要深入“診斷”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國際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