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31日電 香港《明報》10月31日發表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撰寫的文章說,西方的政、商、學人物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出主意,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對外國人向中國提意見,沒有抗拒,覺得也不一定要用陰謀論看待這些言論,但我們應該問﹕“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
文章摘錄如下:
金融海嘯對歐美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西方國家的政經領袖和輿論界,對中國的立場和動態表示關注,并且開始公開表達期望。上周在北京舉行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就有不少這種言論。關注和期望的焦點不外以下幾個﹕中國動用外匯儲備,穩定國際金融市場;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中國提高匯率體制的“彈性”;中國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
10日前,美國的“傳統基金會”發表評論文章,指出2008年底將會是中美商貿關系動蕩的年頭。文章并沒有要求中國直接協助美國穩定金融市場,反而眼于長遠的中美關系中的中國經濟體制和市場體制等核心問題,要求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市場。
西方的政、商、學人物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出主意,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對外國人向中國提意見,沒有抗拒,覺得也不一定要用陰謀論看待這些言論,但我們應該問﹕“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過去幾年,外國人就經濟問題,從體制、政策到具體措施,向中國出了不少點子,當中有多少為自己界別利益,為本企業利益,以至為本國利益而來,我們應該心中有數。大家可以肯定﹕如果中國政府過去一兩年,自愿或受壓采納部分建議,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開放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在今天的金融海嘯下,國家和人民要蒙受多大損失?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后,香港成為國際炒家的提款機,“國際貨幣基金會”為多個亞洲國家開方落藥,包括公共財政、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部分國家照單全收,最后焦頭爛額,這個教訓大家記憶猶新。不能說“國際貨幣基金會”動機不良,但外國經濟專家對他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認識全面不全面,深入不深入,實際不實際,都是我們需要問的問題。
十幾年前,我聽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一場演講,有人問基辛格﹕“你怎樣看中國的未來發展?”基辛格正面回答之前,開了一個玩笑說﹕“中國歷史悠長,最短的朝代比我們美國立國至今的歷史還要長,美國太年輕,不好評論中國的事物。”這個回答幽默、謙虛、討好兼而有之,但也隱含了基辛格認識歷史的睿智。中美文化和歷史背景不一樣,東西方之間也不一樣,普世價值只是部分價值,不是全部價值。
如果沒有利益立場,不是趁火打劫,外國政商學者對我們的意見,可以參考,可以重視,但絕對不能奉若神明。金融海嘯爆發前,不少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專家學者,對美國的經濟學說和政策流于迷信,積重難返。美國近一百年的強盛,有地理等客觀因素,有美國人努力等主觀因素,也有機緣際遇等偶然因素,美國的一套是否放諸四海皆準,我們作為這次金融海嘯的觀察者,可以深入和全面分析。
金融海嘯爆發至今,過去以不同名目、不同理論推崇吹捧種種放任式市場經濟的學者和評論員鴉雀無聲,沒有人以批評當年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政府入市的一半力度,批評歐美政府入市。大家重新認識政府的角色,可以更清楚地看透世界和國際關系的本質,可以在這個本質中看清楚自己國家的利益所在,洞悉國際的利益矛盾;可以在學術和技術上面加點全局觀;可以更有信心地走自己的道路,在經濟上不做別人的附庸,在經濟學說和政策上更不要做別人的附庸。
國人當中,不少人在西方學會了經濟理論,滿腹經綸,但沒有國家利益立場,因此有“商人無祖國”的說法,更不知道過去我們在殖民地習慣的一套,不是正常的一套。殖民地政府的最終負責對象不是殖民地人民,而是“祖家”的人民。殖民者看香港或任何一個海外殖民地,態度是“這個殖民地于我有什么利用價值?”,不是“我對當地人有什么被利用價值?”,有些殖民地的利用價值在于軍事要塞,有些提供棉花、茶葉、橡膠等原材料,供“祖家”的工業使用,有些提供市場,供“祖家”的廠商出口產品,不管有沒有市場競爭力。殖民地人民沒有自主權,不會問也沒有機會問﹕“外面的世界于我有什么利用價值?”殖民地政府也不會以政府的名義,為殖民地人民爭取在海外的利益,因此政府無為,工商界單打獨斗,在意念中,經濟和產業發展沒有政府的政策角色。這種不正常現象,習非成是,不僅香港過去如此,其它前殖民地過去也如此。
正常的現象是什么?英國政府救英國銀行,冰島政府救冰島銀行,美國政府救美國銀行。近日美國汽車公司告急,找的當然也是美國政府。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企業,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國家,正常得很。每個國家都有政府,國家和本國政府,就是本國企業和所有經濟單位的最大利益代表者和保護者,這個道理,用香港俚語說﹕“阿媽系女人”。
任何一個社會,商業考慮以外,有國家利益的考慮,這不僅是我們中國人這樣看問題,美國也是這樣看問題。美國資金短缺,尖端科技賣不賣?巴拿馬運河賣不賣?不賣。不是價錢問題,是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問題。
金融海嘯發生后,香港社會近日開始質疑“金融中心”對香港的作用和價值。我認為外國的金融業發生災難性事故,波及世界各地的實體經濟,里面的法律、政策、制度以至道德問題,不僅在香港有檢討的必要,在金融業的大本營如紐約和倫敦等,也有檢討的必要,我更相信在美國很快會被檢討。檢討就是不預設正面或反面的結論,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我來說,首先要問的是“金融中心”這個概括性說法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不同的“金融中心”活動對香港有多少價值?有沒有價值?“有利于香港乎?”舉個簡單的例子,銀行在香港賣雷曼迷你債券和其它類似的投資工具,是金融活動的一種;在香港交易所將大陸企業、臺灣企業和外國企業上市,也是金融活動的一種,兩種活動對香港的利害完全不一樣。即使今天沒有發生金融海嘯,雷曼沒有倒閉,債券持有人沒有損失,我還是認為只是向香港的散戶投資者銷售外國的投資工具,雖是金融活動,但香港稱不上“金融中心”,這種金融活動對香港也沒有什么價值,更賺不到外間的錢。因此我們為香港經濟發展找方向、抓重點,萬萬不能含糊,不能籠統,更不能用套話說問題。檢定堂皇套話的準則,還是那一句,白貓黑貓,“亦將有利吾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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