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日電 香港《文匯報》1日刊出署名文章說，中國需要至少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從長遠的戰略的觀點來看，有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比較有利。

　　文章摘錄如下：

　　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認同，“到2020年，將上�；�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這說明香港將不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也將成為媲美香港的金融中心。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經過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金融危機的洗禮，中國將成為世界強國，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個大國或強國，到底需要一個，還是多個國際金融中心，并無定論。

　　美國經濟總量仍比中國大得多，但只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當然金融業務是廣義的，除證券外，還包括外匯、黃金、期貨、債券和其它商品，美國的上述市場也不都設在紐約。但對美國而言，基本一個就夠數。

　　上海與香港可形成優勢互補

　　對中國來說，可能需要至少兩個。據筆者分析，原因或許是多方面：

　　香港與內地的貨幣政策難以協調。例如：2005年人民幣改與一攬子貨幣掛鉤，香港卻不去研究對港幣的影響。又如在金融爆煲前，為了應付通脹、內地加息，香港卻追隨美國不斷減息。

　　香港與內地的金融安全和利益的觀念不完全一致。例如，多年前香港就要求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但卻不考慮人民幣大進大出對內地經濟活動的影響。又如當年港股直通車，也未顧及內地股民隔山買牛的投資風險。

　　內地的金融監管體制在相當程度上借鑒香港經驗，但香港卻不斷求變，囫圇吞棗地引進未必切合香港的東西，面對西方保障本國金融安全的措施卻視而不見，拉開了兩地的監管差異。

　　在金融危機中，香港出現了雷曼“迷債”、東亞擠提、匯豐配股等風波，政府也出現管治問題。

　　香港產業失衡，服務業比重過大，一個七百萬人口的城市能否單靠金融業一枝獨秀持續發展，是香港高度自治范圍內有待論證但卻尚未開展研究的命題，中國的“雞蛋”不好都放在一個籃子內，有第二個籃子裝著保險一點。

　　香港難與紐約、倫敦并稱，但除IPO外，其余規模有所不逮，“紐倫港”是西方媒體給香港戴的高帽。例如金融寫字樓，香港只是紐、倫的十分之一，但中環一帶已無可供建設的土地，添馬艦卻用作政府總部而非辦理金融業務的場所。

　　可能還有其它理由。對于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設計師鄧小平似乎是有預見的。1991年初他視察上海，對浦東開發有兩點表示：(一)他后悔改革開放初期只把上海作為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而沒有把上海作為深圳、珠海、汕頭、廈門一樣的經濟特區。他認為，“上海開發晚了”，要上海努力干。(二)他認為，“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彼麖娬{，“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

　　鄧小平說上述話時，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已經通過頒布。第109條也明確規定，“香港特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被�本法是全國性的法律，中央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立場不會改變。

　　從長遠的戰略的觀點來看，有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比較有利。中國在2020年將上�；�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其難度在于如何確保全國的金融安全，如浦東能成為一個單獨關稅區，則上述目標就容易實現了。

　　上述目標的實現，對香港也沒有壞處，更是一種促進。持續發展中的中國經濟，其金融業務由兩個國際金融中心來做，也是做不完的。(宋小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