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勞動”的原委
這家協會制定了以下的中國研修生雇傭條件。
●月工資65000日元。
●工資全部以存款的形式發放。
●工資之外,每個月以餐補的名義支付5000日元現金。
●一周40個小時勞動時間。加班費一小時450日元。
●加班費打入工資賬戶之外的賬戶。
●每周休息一天。
●存折、印章、銀行卡統一交由經營者保管,必要時可直接支付現金。
●護照也交由經營者保管。
在經濟大國的日本,全勤工作后每個月只能拿到65000日元,無論是什么工作,在法理上和人情上都是不能讓人接受的。但是,只有日本的外國人研修生制度認可這種事情。許多人還因此不承認外國人研修生是勞動者,認為他們不屬于受勞動法保護的適用對象。
他們每個月只能拿到5000日元的現金,加班費也比千葉縣法定的最低小時工資標準還要低出很多(當時,千葉縣法定的每小時工資標準是687日元)。根據日本的勞動法律,加班費應該比平常小時工資高出25%,而外國人研修生制度里則完全沒有考慮這個規定。至于加班費要打入工資賬戶之外賬戶的做法,是因為日本的《出入國管理以及難民認定法》(簡稱為“入管法”)里面規定研修生沒有資格加班。入管局調查經營者賬戶和研修生工資明細的時候,如果發現加班費的痕跡,這種資格外的加班就會被發現。所以,為了欺騙入管局,就要另外開一個賬戶,以此來發加班費。這種做法,不光是崔紅義所在的養豬場存在,全日本很多外國人研修生接收機構都會向接收研修生的企業發出這樣的指示。
本人護照和存折交由日本經營者保管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防止中國研修生逃跑。因為苛刻的勞動條件,中國研修生逃跑的現象也確實存在。因為中國研修生沒有換工作的自由,如果一份工作實在干不下去了,他們只能選擇逃跑這一做法。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日本經營者就故意強制性地把工資匯入賬戶,而且存折、印章、銀行卡、護照都從中國研修生手里收上來,他們認為這樣一來中國研修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在這樣的制度下,即使是在監獄以外崔紅義,大概也不可能有“哪里都能去”的自由。即便如此,崔紅義還是開始了在養豬場的工作。養豬場老板說:“崔紅義為了工作早點上手還是很努力的,他本來就是干活能手吧。平時不遲到也不曠工,安穩地工作了一段兒時間。”
“上告”風波
出國前中介說能賺大錢的話跟現實的對比,讓崔紅義對待遇感到不滿。每個月5000日元的現金和每小時450日元的加班費,別說賺大錢了,這樣下去恐怕連為出國借的錢也還不了。
研修生活的第四個月,崔紅義向老板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操著生疏的日語,崔紅義求老板給加工資或者給他轉到其他工資高的地方。老板一句“不行”就回絕了他,絕望的崔紅義說著“那你就把我殺了吧”,他把菜刀遞給了老板。最后,崔紅義還是被老板說服了,改善待遇的事兒不了了之,但是這件事卻成了讓崔紅義更加絕望的開端。
養豬場老板把崔紅義的這場上告風波報告給了千葉縣農業協會的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和老板商量的結果是認為崔紅義已經不適合做研修生,決定強制送他回國。
殺人事件的發生
當年8月18日,常務理事和作為顧問的中國人女翻譯以及另外一名男性專門指導員三人一起去了崔紅義研修的養豬場,打算強制讓崔紅義回國。當然,崔紅義事前什么也不知道。協會這邊是打算把崔紅義騙上車然后直接拉到成田機場。
“走,把行李拿著上車”,被常務理事這么催促的崔紅義滿心以為要把他轉到其他養豬場,開始收拾行李。他以為自己要求改善待遇的請求終于被理解了,卻不知這是多么可悲的誤解。
但是,崔紅義在上車之前終于發現事有蹊蹺。看見他往車里裝調料品,那個女翻譯一句“飛機上不能帶裝有液體的瓶子”,把事情說漏了嘴。
“想把我送回中國?那我不上車,我哪兒也不去!”這個時候,崔紅義發現自己被騙了,他吵嚷著拒絕上車。
“你給我閉嘴!”常務理事說著就拽崔紅義的胳膊,硬把把他往車里塞。
“我不回去!”
“你老實點!”
常務理事動手把崔紅義往車里塞,崔紅義就拼命抵抗,他們就這么撕扯了起來。剛來日本四個月就這么回去了,不但錢沒賺到還欠了一屁股債。他本來是想賺點錢幫家里才來日本的,家里把地也賣了,這么回去恐怕是家破人亡啊。想到這些,崔紅義的腦袋里一片混亂,掙開常務理事的手,跑到旁邊的倉庫里拿出一把刀來。后來,庭審的時候,崔紅義這樣說“當時,為了不被送回國,我就想拿刀威脅常務理事。”誰知道,常務理事和他又撕扯起來,撕扯中崔紅義揮刀割傷了專門指導員和女翻譯的胳膊,最后一刀插在了常務理事肚子上。看到地上的血和倒下的常務理事,崔紅義意識到自己犯了多么嚴重的事,他立即跑到倉庫找到一瓶農藥一飲而盡,企圖自殺。
當崔紅義在醫院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從警察嘴里知道常務理事死亡的消息,同時他也以殺人和殺人未遂的罪名被逮捕。
丑惡事件的背后
這樁事件發生后,記者飛往中國,在那里了解到更多事件背后的丑陋內幕。前面說過,崔紅義為出國交了8萬元。通過對這筆錢去向的調查,記者發現了意外的內幕。這8萬元人民幣并沒交到勞動力派遣機構“黑龍江省糧油公司”手里,而是給了去世的常務理事和受輕傷的中國女翻譯在齊齊哈爾市成立的法人公司。這兩個人在當地同時經營著招攬研修生的中介公司和研修生培訓學校。也就是說,之前勸說崔紅義來日本的中介就是這個中國女翻譯,崔紅義在國內上的培訓學校就是她跟常務理事合開的。
實為情人關系的這兩個人從每個研修生那里收取出國費用,其中只有1500元作為手續費交給“黑龍江省糧油公司”。在中國,不是政府認可的勞動力出口機構是不能派遣勞動力出國的。實際上常務理事承包了研修生募集、派遣的業務,出國所需的許可交由“黑龍江省糧油公司”處理。1500元的手續費與其說是“許可費”不如說是“場子費”。出國費用的大半實際上是進了這個日本人常務理事和中國女翻譯的腰包。
應該說,這兩個人以前名聲也挺好的,曾在中國開過餐館、超市。常務理事在日本國內還曾參與過經營小酒館。不僅如此,這兩個人在日本以研修生教育的名義成立了公司,從自己也有份參與的“千葉縣農業協會”收取手續費。協會也要向接收研修生的農家收錢,按每個研修生50萬日元的價格收取交通費和事前教育費,其中的一部分就進入了常務理事跟女翻譯的公司。實際上研修生在出國前已經交過名義為交通費和事前教育費的費用,也就是說常務理事跟女翻譯同時收研修生跟農家的錢。研修事業就這樣成了他們中飽私囊的“日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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