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人是一種文化，但若將一個無辜的人作為靶標，大眾輿論和市井街巷一味地罵，展現的就是畸形的快感。近日，知名藝人章子怡因所謂的裸背廣告和懷孕傳言成了這樣的靶標。在貌似公允的媒體和聒噪的網絡，一些偏激情緒向這個柔弱女性肆意潑污。

　　好在北京的人民網以題為《章子怡懷不懷孕與你媒體何干？》的評論文章給予那些八卦媒體和腦子有恙的網民以棒喝。

　　憑借電影《臥虎藏龍》的成功，章子怡幾乎成了一個象征——因征服世界而被國人賦以“中華文化遠播全球的文化使者”稱號；不料又因在《藝伎回憶錄》中同日本男演員有“床戲”而被斥為“蕩婦”。這種冰火兩重天的待遇折射出人們敏感多疑而又彷徨于自大與自卑中的矛盾心態。

　　“私權自我，他無干涉”的道理對某些國人而言是絕緣的。他們偏激的“高尚”唯有通過欺凌自己的同胞體現出來，卻不知侮辱自己姐妹的代價是被外人恥笑。

　　當我們津津樂道于港臺三級片的感觀刺激，贊嘆好萊塢大片中的激情鏡頭時，有必要對章子怡在一部嚴肅影片中的演出大加撻伐，讓一位優秀女演員承載歷史傷痛的重負嗎？

　　章子怡只不過是一名稱職的女演員，她只不過是按照導演的要求藝術地再現藝伎的生活而已。至于她結交什么樣的男友，是否懷孕，那更是她自己的私事，別人固然有權品頭論足，但有何權力辱罵和威嚇呢？

　　在國人辱罵章子怡和日本演員的“床戲”時，日本有位叫矢野浩二的演員，因在《記憶的證明》、《小兵張嘎》、《野火春風斗古城》等11部中國抗日戰爭題材的影視劇中飾演日本鬼子，被日本右翼分子恨之入骨。

　　在我們挖苦章子怡同美國男友的緋聞時，老外卻未對很多西方女性嫁給中國人表現出義憤填膺。

　　痛罵章子怡說明我們的文化心理對全球化還不適應，民族性里還殘存夜郎自大意識。若連一個藝人正常的職業行為和私人生活都無法忍受，又如何應對現代化和全球化呢？

　　(摘自美國《僑報》；宇文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