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慈善作為一種觀念、一種文化，它的被尊崇，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具體說到慈善的含義，古人對慈字的釋意是：“愛出于心，恩被于物。”用現代話說就是人的一種出于愛心的利他行為。而善呢？善是惡的反面，是良知在一個人精神中的體現。所以，慈善也可解釋為是人的愛心與良知的結合，是在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被廣泛認可的一種人類崇高的道德規范。

　　無論古今中外，對任何一種形態的社會而言，為了實現祥和穩定，權力、法規這些強制性的社會規范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常說的依法治國，大體上就是這么一個意思。但是，保障社會健康、平穩發展的力量，除過權力和法規以外，更有道德，直到今天，我們對以德治國這一點，不也是十分強調嗎？而慈善，則正是這種道德規范的重要內容。

　　在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中，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學思想占了文化思想的主導地位。儒學思想當然有它糟粕的一面，但儒學思想也并非一無是處，并非沒有一點兒值得我們繼承、發展的東西。譬如，儒學思想的中心范疇就是一個仁字，這個仁字在形成我們民族文化心理、規范等人們思想行為準則方面，影響非常深遠，而這個仁字的思想內核，就是愛人之心；正是這種愛人之心，充當著支撐慈善理念、造就慈善行為的基礎。

　　在浩若煙海的古籍中為我的上述立論找出根據并不困難，譬如，《論語》中記載孔子的弟子樊遲向孔子請教何謂“仁”的問題，孔子就回答了兩個字：“愛人。”孔子的后世傳人們也多次強調這個詞兒。《禮記》中就有“仁者，莫大于愛心”的話，理學大師朱熹也說過：“仁心，愛人之心也。”可見，把仁的核心理解為愛人之心，并無不當之處。

　　當然，仁的內涵十分寬泛，但作為人際關系的一種道德準則，從一開始它就密切聯系著人們基于“愛人之心”的自覺意識。不是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老話嗎？這個惻隱之心就來自人們的自覺意識，也是仁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孟子就說過：“惻隱之心，仁者端也。”端，就是出發點。孟子還說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話，這個“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在關懷痛苦方面的一種自覺的由己及人和推己及人的感情。

　　孔子在闡述仁時也強調了這一點，他講“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孔子說的“五者”包括恭、寬、信、敏、惠，其中的惠，就指的是“施惠于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周急不繼富”。這一句話的意思是，作為一個君子，他應該做的事是周濟貧困者，而不是為富者錦上添花。通過上述的簡要分析，從仁字里引發出的惻隱之心、施惠于人、周濟貧困的種種人們的自覺意識當中，慈善之義不是被揭示得十分清楚了嗎！

　　兩千年來，由仁的思想所支撐和滋養著的慈善精神，不斷深化著人們的美好良知和善良情感，它作為一種道德規范超越哲理范疇而廣泛進入世俗生活，深刻影響著我國兩千多年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

　　于是，在人們心目中，“仁人”就成了一種高境界的人格標準，“仁政”就成了人們擁戴頌揚的從政標準，“仁義”、“仁愛”就成了人們崇尚的為人處世的美德，而寓于仁之中的愛人思想，也從人們各種對善的理解出發而被賦予崇高的意義，以致許多文史典籍、文化著述、包括一些文藝作品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謳歌、宣揚……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無疑就屬于推己及人的愛人思想。還有詩人白居易“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的詩句，也展現著慈善的含義。這兩首詩被人們代代傳誦，在漢文化圈里可以說是耳熟能詳，這說明“子美(杜甫)千間廈，香山(白居易)萬里裘”，已經作為中國歷史上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慈善情懷的一種典范、一段佳話而深入人心。

　　在中國歷史上，那種散財濟貧的慈善家也一定不少，盡管在正史中幾乎看不到他們的姓名和事跡，但在明、清以后的許多小說中，這樣的人物和故事卻是屢見不鮮。

　　總之，作為一種文化理念和道德規范，慈善在我們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如何使得這種滋潤人的心靈、保障社會在健康的狀態下平穩發展的傳統文化在社會主義的今天發揚光大，則是政府、公民、尤其是慈善家應傾全力來思考和解決的一個問題。(摘自香港《大公報》；商子雍/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