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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年過后，中國“慰安婦”索賠之路仍在艱難前行。四起訴訟案件全部敗訴，活人證陸續離開人世，遺址保護陷入僵局。而日本至今仍在否認“慰安婦”歷史。“慰安婦”索賠的意義更在于還原歷史的真相，而進一步挖掘這段即將消逝的屈辱歷史還需要全民的共同參與。

　　為了尊嚴，控訴！

　　中國“慰安婦”的受害者們走上一條崎嶇的訴訟之路；同時，還有一些“慰安婦”仍未鼓足勇氣站出來

　　1992年12月9日，東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首次“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在那里舉行。

　　在大會講臺上，中國的惟一代表、當時64歲的萬愛花站了起來。她脫掉上衣，指著身體上的道道傷痕，揭露侵華日軍慘絕人寰的暴行。當講到當年她在被日軍滅絕人性的摧殘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生殘疾時，她當場昏倒在聽證臺上。

　　對于中國來說，萬愛花15年前這次控訴的意義不言而喻，這是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第一次站出來向世界控訴日本的罪行。半個世紀前，超過20萬名中國婦女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包括她山西盂縣的老鄉侯冬娥。

　　索賠艱難邁出第一步

　　本來，侯冬娥和萬愛花是要一塊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嶇，接她的車無法趕到。而萬愛花當時因為已經搬到太原，行程未受到天氣影響。

　　那天，侯冬娥在家大聲痛哭，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遺憾。過去幾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鄙視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稱她是“進過炮樓”的女人。

　　所有這一切，只因為她曾被日本人兩次抓進炮樓，她因此從“蓋山西”的美女變成了一個不成人形的病婦。對于那段歷史，她卻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個叫張雙兵的小學教師開導她走出來的時候，她還是說“丑啊”。

　　小學教師的開導不是沒有來由的。1992年3月，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抗日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損失。《法制日報》在當年也專門發表文章提出“受害賠償論”：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國家的戰爭賠償，但并未放棄民間受害賠償。

　　在張雙兵的再三勸告下，侯冬娥終于鼓足勇氣說出了埋藏在心底半個世紀的秘密。此后，劉面煥、馮轉香等人也陸續向張雙兵回憶了當年那段不堪的歷史。

　　張雙兵特地選擇1992年7月7日——日本侵華戰爭爆發55周年這天，把老人們的哭訴整理成申訴書，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遞交給日本政府，提出5萬至15萬美元的索賠。盡管最后石沉大海，但中國“慰安婦”索賠終于邁出了第一步。

　　一度對子女都難以啟齒

　　兩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無聲息地死在山西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里。幫她完成索賠心愿的是她的同鄉姐妹劉面煥、侯巧蓮、陳林桃、李秀梅4個受害者。1995年8月，她們首次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們每人賠償2000萬日元，由此拉開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序幕。

　　然而，對于中國“慰安婦”的歷史，當時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來為“慰安婦”對日索賠擔任中方律師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聽說相關事宜。當時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婦女大會上，康健作為中方女律師代表參加了最后全國律師協會組織的中日女律師的交流。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日本的女律師大森典子，提出要中方律師能不能協助她們做“慰安婦”問題的調查。

　　“那時候沒人吭聲，之前一直傳的就是軍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舉起了手答應了，“當時，從我的角度來想，即使是妓女的話，她們也有自己的權利啊。”

　　后來的情況是康健事先沒有想到的。“本以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卻一參與就是12年。總共四起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中，我參與了三件。”康健說，為了調查取證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節剛過，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進行調查取證。讓康健最為深刻的記憶是，“1996年春節剛過我去侯巧蓮家的時候，她就說，要是村里人問起來，就說是北京來的親戚，不是律師來調查。我們調查的時候，‘慰安婦’們也不讓自己的子女在旁邊聽。”

　　1997年7月份，該案在東京首次開庭，康健帶著李秀梅、劉面煥兩名受害者去日本出庭。

　　而對于那段歷史，當時的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國人了解更多。“他們對那段歷史了解太少。他們問的問題太荒唐了，當時日本支援會的人問老人‘你怎么沒跑啊’。我說日本鬼子拿槍逼迫著怎么可能跑呢。”康健向《國際先驅導報》回憶。

　　訴訟讓她們變得更自信

　　從一開始，康健就已經意識到訴訟之路的艱難。“日本政府根本不過問，很蔑視這些原告。日本方面對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侵害缺乏反思。”康健回憶說。

　　最后的事實應驗了他當初的預感。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2起“慰安婦”的案件，而其余兩件之前就已駁回。

　　不過，康健卻沒有因此泄氣，“不是有可能要敗訴就不做。這是一個人的尊嚴的問題，不靠自己去爭取的話怎么實現。”康健說：“打不贏也要打。首先不是輸在理上法上，而是輸在日本缺乏歷史觀上，但是沒有我們的推動，他們也很難改變。改不改變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我們中國人作為受害者一方，如果沒有維護自己權力的意識的話，那就是太悲哀的事了。”

　　康健說，跟其他受害者相比，“慰安婦”受到的傷害可能更大，“勞工是肉體，她們是全身心的。”她舉例說，在法庭上，律師甚至會問受害者，“日軍強奸你的時候，心情是什么樣的”這樣的問題。

　　但是，也正是因為索賠之路的艱辛和磨練讓中國“慰安婦”可以抬起頭來。“訴訟給他們正名了，原來別人都叫她們妓女。”康健說：“他們現在精神面貌比原來好。我最初接觸她們的時候，一看你馬上就低頭。現在敢于對視交流了。好幾個受害者跟我說過，在法庭上，受害者把憋在心里這么多年的話說出來了，死了也感到痛快。”

　　已知的活人證僅剩47名　

　　面對敗訴的結果，康健自然不會心甘，一項新的計劃已經在進行當中。

　　“全國律師協會已經成立‘慰安婦’受害者調查委員會。希望用5年的時間調查完所有現存‘慰安婦’。”康健介紹說，“主要還是取證，進一步與日本交涉，希望社會各界提供線索。”

　　事實上，關于“慰安婦”歷史調查的工作還有其他人在做，其中包括上海的歷史學者蘇智良。這位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從1993年以來，走訪了100多個中國受害者。但是由于大都年事已高，活證人都已經陸續死去。

　　據蘇智良的統計，就他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加上最近還沒有去確認的兩位，是47位。海南的最多，其他還有來自黑龍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蘇、上海、湖北、湖南、廣西等省市。目前還有很多‘慰安婦’不愿意站出來，如果能站出來，作用是很大的，她們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資料的。”

　　2007年“五一”前夕，江蘇省如皋市一名91歲的老人周粉英通過家人向社會公開了一個驚人的秘密，她曾是“慰安婦”。就在周粉英挺身而出控訴日本罪行之時，另一名活證人南京“慰安婦”雷桂英卻突然死亡，而在一年前，她才勇敢地站出來對外界披露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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