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在紐約市曼哈頓區南部從百老匯路延伸到東河,長不超過一英里,寬僅11米,華爾街兩旁很早就是摩天大樓豎立,街道如同峽谷,抬頭只能望見一線天,數不清的大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和紐約證劵交易所,美國證劵交易所,聯邦儲備銀行,是金融和投資高度集中的象征。每天成千上萬的白領階層融到這里上班。華爾街的銅牛像是金牛旺市的標志,是著名的美國旅游勝地。 中新社發 金立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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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在紐約市曼哈頓區南部從百老匯路延伸到東河,長不超過一英里,寬僅11米,華爾街兩旁很早就是摩天大樓豎立,街道如同峽谷,抬頭只能望見一線天,數不清的大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和紐約證劵交易所,美國證劵交易所,聯邦儲備銀行,是金融和投資高度集中的象征。每天成千上萬的白領階層融到這里上班。華爾街的銅牛像是金牛旺市的標志,是著名的美國旅游勝地。 中新社發 金立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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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是全球金融精英尋夢的舞臺。《獨闖華爾街》一書的主人公陳思進,于上世紀90年代只身進軍華爾街,歷任高級金融軟件工程師、美洲銀行證券公司副總裁、加拿大宏利財團資深顧問等職務,成為在北美金融界成功立足的華裔人士之一。
在這本自傳中,作者用平實但不失生動的文筆,將自己在華爾街十余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感娓娓道來,不僅讓人領略到華爾街作為世界金融中樞的魅力,也將海外華人創業的酸甜苦辣如實呈現在讀者面前。
金融精英們也是教堂常客
初到紐約那天,出于對華爾街的憧憬、向往與好奇,我曾懷著朝圣般的心,專程前往曼哈頓下城去一睹它的風采,夢想著能在那兒得到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百老匯街與華爾街的交界處,出現在我面前的是著名的三位一體教堂。這座落成于19世紀中葉的建筑,遠在華爾街還是一堵破爛不堪的城墻時就已成為這里的地標。當時遠航歸來的船只,大都視它高聳的尖頂為歡迎進入紐約港的信號。教堂后花園的墓地里埋葬著五位知名人士,其中之一就是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這位立國先鋒的經濟主張,對美利堅合眾國日后的崛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距離墓地幾步之外便是喧鬧的街道,各種車輛日夜川流不息,反倒更加襯托出教堂本身的神圣與靜謐。
紐約證券交易所就位于三位一體教堂的正前方。相較于周圍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這棟老房子卻顯得相當敦實而透著貴氣。駐足于紐約證交所前,那幅在電視鏡頭里看到過許多次的場景頓時在我眼前閃現:寬條屏幕閃耀著債券報價,滿地的廢紙,手握話筒的記者喋喋不休地報道股票走勢,交易員們旁若無人地吼叫咆哮……這無疑是一種緊張而刺激的生活。回望教堂,我不禁猜想:在中午休息時,銀行家、交易員和基金經理們會不會走到幾步之遙的教堂去做禱告,然后再投身到金融市場的血腥搏殺中去?
事實證明我的猜想沒錯。后來,甚至連我自己都成了三位一體教堂的常客。不過我不是去禱告,而是因為每星期三中午那里都有室內樂隊的演奏,有時自己一人,有時我約了同事一同去觀看。音樂家們演奏的多半是巴洛克風格的曲目,優美的主旋律與豐富的和聲聽來使人內心沉靜,似乎真的能起到鎮靜劑的作用。演奏家們的酬勞自然是由教堂支付,后者的捐款則源源不斷地由華爾街的大亨們提供。據說他們每賺100美元,便捐10美元到教堂里,所謂“逢十捐一”,在這里早已是不成文的規矩。
華爾街上的三類中國人
今天的華爾街是全球精英眾望所歸之處,但回溯到20年前,這里還完全是美國白人的天下。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有色人種才陸陸續續地進入,中國人的身影出現得就更晚了。直到1997年左右,隨著計算機網絡的興起帶動了華爾街計算機技術更新換代的需要,中國同胞的面孔在華爾街才漸漸多了起來,當時還曾被《紐約時報》做了專題報道。
目前在華爾街從業的中國人,計算機專家必須懂金融(因為單懂計算機的職位大都被外包到印度、新加坡、俄羅斯等地),做金融分析和模型的專家們也應該懂計算機,會開發軟件。總之,所有人都必須“一專多能”,只有這樣才能在華爾街繼續生存下去。
有統計指出,在華爾街主流公司資深的從業人員中,有中國背景的時下大概有800到1000人。所謂資深,一般指在這個行業里摸爬滾打10年以上者。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其中又可粗略地分成三種情況:
第一類人的總數估計在600到800名之間,他們的年稅前收入一般在18萬美元到20萬美元,我可以算這部分的典型。第二類入門要求很高,至少得是名牌大學的數理博士,底薪一般在15萬美元到18萬美元;如果業績好,獎金可以拿到8萬甚至10萬美元以上。第三類的情況則相對復雜,很難一概而論。像有些自己做投資公司的,不管規模有多小,哪怕一個人,都很容易引起國內的關注。至于收入就難說了,少的每年也就三五萬美元,和大多數在美國開中餐館的小老板差不多;多的可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所以才會有“下不保底,上不封頂”一說。 “千金一發”的“地中海”一族
美國大公司里的“階級斗爭”其實是相當復雜的。進了華爾街后,我很注重與周圍的人搞好關系,經常和他們套近乎。不久,整個樓層里的同事基本上都認識我了。
這天,我走進電梯見到同事理查,便很自然地向他打起招呼來。沒想到這位先生看著我,臉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我很好。但我認識你嗎?”我起初覺得非常詫異,大家在一起工作個把星期了,怎么離開辦公室就翻臉不認人了?可再仔細一看,不是別人翻臉不認我,根本是我自己認錯了人——對方的模樣和我的同事實在太接近了,不光身材像,臉型也像,最滑稽的地方則莫過于他們的發型:頭的頂部光光的,越往下,頭發長得越密實。對于留這種發型的人,我私底下都戲稱他們為“地中海”。
出過這次丑后,我便開始特別注意起周圍的同事來,結果發現謝頂的人當真不少。在整個華爾街,“地中海”也堪稱一大景觀,頭發的多少則往往和級別高低、工作壓力成反比關系。就拿我所在的投資銀行這一行來講,公司里最令人羨慕的工作要數交易員,而作為代價,這批人多半在30歲出頭就加入了“地中海”一族的行列。
仔細想來這也不足為怪。由于股市瞬息萬變,交易員們必須時刻神經緊繃,好多人還要做全球交易,跟蹤其他國家的股市,以致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如此長年累月下來,頭發能不掉嗎?他們每天的辛苦程度是常人無法想象的,承受的壓力也是常人無法體會的——當然,掙到的錢也是一般人望塵莫及的。真可謂是“千金一發”啊!
股市下跌,同樣生財有方
剛進華爾街時,我所在的小組一共有六個人,老板“黃”和四個同事都坐在同一間辦公室里。屋子里有一臺看上去怪怪的電腦,它有著很特別的鍵盤,小小的熒光屏上同時顯示著幾個平面坐標,上面的圖像和大學時學的積分圖形有點類似。每天上午一過九點半,這些圖形就好像睡醒了的小孩兒似的,不停地上下跳動起來。不過因為剛上班,大堆任務壓在身上,我一時沒顧上研究它們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我還是很快發現,每天只要那些圖形一“活”起來,幾個同事便心神不定,每隔幾分鐘就要瞅上一眼。后來終于有人告訴我,這臺電腦就是著名的Bloomberg終端機,上面顯示著股市的各種即時信息。那些圖像所反映的可能是某個指數或者是某一支股對應某個指數的表現。每當股市上漲時,同事們就“Yeah!”地大叫一聲,那一定是他們買的股票賺了;而當他們唉聲嘆氣的時候,那就多半是因為股價下跌而虧錢了。
有意思的是,對于圖形的變化,“黃”的反應經常和大家不盡相同。一天午休的時候,我悄悄問他:“為何股票下跌時你反而高興呢?”對方微笑著回答:“不懂了吧?我賣短。”“賣短?什么意思?”于是,他便給我上了關于買賣股票的一課。
一般人買股票大都希望低買高賣。看好哪支股,當然就希望它不停地上漲,到時賣價減去買價就是所賺的,自然而簡單。不過在另一種情況下,要是對某家公司不看好,覺得它的股價今后應該會跌,聰明人就可以選擇“賣短”。也就是向股票經紀人借來那家公司的股票先賣掉,等行情跌了再買回來,股票價位的差價就是所賺的錢。“黃”經常做“賣短”,所以股票越跌他越高興。
這聽上去不是很酷嗎?無論股票漲與跌,不都可以賺錢了嗎?然而現實往往是殘酷的。和我同組的戴維是學金融的留學生,畢業后雄心勃勃,打算借股票賺到第一桶金,之后就回中國發展。當時的華爾街剛從熊市中恢復過來,我們隔三差五地相約共進午餐,每次都會交流些最新行情。每當我問起他的斬獲,對方只是神秘地笑笑。我想,他一定正春風得意吧,不禁憧憬著有朝一日能和他一道大展宏圖。
然而好景不長,我逐漸發現戴維吃飯時變得有些心神不定,不停地盯著電視,話也不愿多說。看著節節上升的股市,我突然意識到:戴維一定在“賣短”!果不其然,過了一段時間,他終于開口告訴我,很多股票價位他怎么看都覺得太高,像有些公司剛上市,一分錢還沒賺呢,怎么可能賣到50甚至100美元呢?于是他就一直“賣短”,其中有一支是60美元一股賣掉的,豈料不到兩個禮拜,那支股竟然漲到了80美元,他硬撐了兩周,又漲了20美元。眼看實在沒有任何下跌的跡象,只能咬牙買進了斷。事后掐指一算,單就這一筆就虧了4萬美元。這樣一通折騰下來,難怪他會垂頭喪氣地向我抱怨:“回國發展的計劃看來要推遲了!”(陳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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