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求學或工作，漸漸富裕起來的同胞，應(yīng)當在財富之外有所堅持，有所清醒。

　　在中國經(jīng)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同時，拼搏了數(shù)十年的海外華僑華人也開始揚眉吐氣。據(jù)報載，美國共有華人企業(yè)28.6萬家，總收入逾千億美元，可見海外華人的經(jīng)濟實力。而剛剛塵埃落定的美國中期選舉，華裔脫穎而出，在東西兩岸紛紛贏得選戰(zhàn)，顯示華裔已日漸成長為美國社會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但華僑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具備在美國融入主流社會的實力？比如：是否具備真正了解并且適應(yīng)美國的文化核心——新教文化？是否具備對所謂“美國信念”的整體自覺意識？

　　隨著華人家庭經(jīng)濟環(huán)境全面“改善”，面對政治影響擴大而一陣緊似一陣的“融入主流”的呼聲，將面臨怎樣一種新移民文化環(huán)境？能夠從容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經(jīng)濟的、政治的雙重“富�！泵�？而當“國民身份”認同與華夏文明傳承的沖突出現(xiàn)時，將如何面對？

　　這些讓筆者想起《美國與美國人》的作者、諾貝爾文學家獲得者斯坦貝克對美國人的“解構(gòu)”。

　　他是上個世紀最受美國人喜歡的作家之一。但隔著半個多世紀，來美的中國人讀他的書，單純從文字上看，或許覺得他就是敢于表達其觀點而已。以中國人文化歷史的悠久，處世明哲之圓通，斯坦貝克那些觀點，都“不過如此”。

　　但他的某些尖銳和面對“富�！睍r表現(xiàn)出的責任感和價值觀，卻對在美國漸漸富裕起來的華人，有著某種啟示：可以嗤之以鼻，也可以有所共鳴。

　　斯氏曾說：“我強烈懷疑我們的道德與精神之崩潰是出于對富裕缺乏經(jīng)驗……很可能道德感——正直、倫理、甚至慈悲——就是因此而淪喪。規(guī)矩讓我們得以生存，共同生活并繁衍。然而，若我們對于生命的愛，以及我們對一個英勇過往的回憶和一個美好未來的信心都分崩瓦解，則又何需道德和規(guī)范？即便有，它們也會成為一種危險。”

　　最令人感慨的是最后一句：“我們的祖先所期盼的，我們已有所成就，而毀滅我們的正是我們的成就�！�

　　歷史，常以其特有的角度，透出些“經(jīng)驗”的光來，映射到人類的前路上。斯坦貝克針對美國富裕之后面臨的社會問題所發(fā)出的聲音，早已超越文學屬性。

　　面對富裕，特別是進入主流社會，華人是否還需要有其他的思考呢？比如文化堅持。

　　華人，作為移民，因為文化的淵源和承襲，很快進入美國主流的可能性幾乎沒有。這不是哪個人生意做得好不好、賺錢是不是比美國人多的問題，而是個文化烙印的問題。即便入了籍，同樣參與選舉，卻從骨子到意識都未必熟悉“選舉政治”。

　　在幾乎所有的華文輿論面前，似乎邊緣和被邊緣化都是件不榮譽的事情。 其實仔細想來，暫時的邊緣，未必不好，邊緣或更有利于最初的生存，更有利于堅持某些文化精髓，而不被簡單同化。

　　借鑒和學習是可取的，但淺表性的跟隨卻是災(zāi)難。對西方文明一知半解，只知道禮儀禮節(jié)上的模仿，而對悠久的華夏文明棄置不顧，是另一個層面的“顧此失彼”。

　　海外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應(yīng)該學學斯坦貝克的話。

　　在美國求學或工作，漸漸富裕起來的同胞，應(yīng)當在財富之外有所堅持，有所清醒。房子、地產(chǎn)象征著財富，但不等于財富；而財富和主流社會之間還有距離。

　　華人要想成為或進入美國的主流，最重要的是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并將其精髓發(fā)揚光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華僑華人不但不能洋洋自得于年薪多少萬、有房有車，反而要加以警惕，要像斯氏那樣清醒和具有自覺的社會洞察力和良知。

　　華人要想不被吃掉，不一定依靠自我同化意識，而恰恰可能更需要堅守意識，包括對于富裕和物質(zhì)的冷處理。

　　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正處在轉(zhuǎn)型期，需要多些冷靜的人；海外的華人，也需要有更多的對于財富與文化的警惕。

　　(來源：美國《僑報》，有刪節(jié)， 文： 趙煜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