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敢于拔刀相見,固然有情場受挫的原因;她自己“黑戶口”的身份,又何嘗不是這場血案的原因之一?
她記得那天是上午9點鐘左右。“三哥”突然打來電話:“我現在就在樓下。我要和那個孩子說兩句話,跟你沒有關系。你開開門,你別說話。”
她打開門后,才發現情況不妙。“三哥”的手中竟然拿著一把匕首。她算得上是勇敢的女性,主動迎上前去,“有什么話你跟我說,不要傷害他。”說罷,用自己的身軀擋住了小伙子。“三哥”并不多說什么,狠狠地揚手揮刀一下,她的左面頰立刻血如泉涌。接著,“三哥”又使勁掄上一個巴掌。
眼看著捂在她臉上的白色毛巾被鮮血染紅,眼看著她跪在地上苦苦央求,“三哥”對那個小伙子發話了:“我養了她3年,你拿出300萬日元來。拿出來,你們就平平安安過日子;不拿出來,老子這刀不認人!”
她哭著央求“三哥”,告訴他現在沒有錢,告訴他以往借給他的150萬日元不再要了。“不行,”三哥蠻橫地說:“沒錢把銀行卡交出來,把密碼說出來!”在暴力面前,人是軟弱的。
他們兩個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銀行卡,說出了銀行卡的密碼。“三哥”的臉上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錢,我一會兒就取,先花著,過兩三天我還來”。臨走,“三哥”晃晃手中的匕首,又把那個小伙子手腕上戴的價值20萬日元的“雷達”手表“要”了過去。
怎么辦?因為兩個人都是“黑戶口”,誰也不敢去找警察報案。她急著找朋友,急著按照朋友的建議,找《日本新華僑報》社。當筆者在下午3點鐘趕到她的住宅時,只見淺綠色圖案的地毯上有一灘灘血跡。她臉上刀口處還在往外淌血……
先給銀行打電話“掛失”吧。通過104號查詢臺,一個電話撥向三菱銀行中野支店,一個電話撥向東日本銀行新宿支店。遺憾的是,兩個人都說不出自己的“口座番號”。銀行方面的回答是:在掛失的時候,不僅僅要說出自己的姓名、銀行卡的密碼,還要說出“通賬”上面的號碼。否則,銀行無法核對。
接著,兩個人去了醫院。遇到突發事故或者事件而受傷時,無論如何要立即去醫院。醫生的診斷書是日后處理問題的憑據。實在沒有錢的話,可以到醫院診斷后,僅僅支付治療費和診斷費。醫生開出藥方后,患者可以不領取,也就不必支付藥費。通過親身“實踐”,他們兩個人才明白日本的醫院中有這樣的名堂。
當他們的委托人到東中野車站的警察“執勤崗”(日文稱為“交番”)說明情況時,警察冷漠地做出了這樣的答復:遇到傷害事件,被害者要出面報案;被害者不出面,警察就無法出動。“黑戶口”還想在日本繼續勞動掙錢的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按照規定,他們來報案后,我們要把犯人抓起來,也要把他們收容起來。他們如果看重自己的生命,就應該來報案;他們如果看重日本的金錢,就可以不報案。
應該說,這位警察的回答是沒有錯誤的。但是,這不正是“黑戶口”的致命弱點嗎?如果僅僅憑此,“黑戶口”的生命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日本還能算得上是一個法治國家嗎?
邪惡,往往可以得逞于一時。但是,當你拿起法律的武器時,就會感覺到正義的力量。
她,躊躇萬分,猶豫不定。往北京打國際長途電話,家里的親屬勸她忍下來,這樣可以再掙一些錢;自己算計一下,150萬日元已經被“借”走,銀行卡里的38萬日元也被搶走,這樣身無分文,怎么回國見人呢?算了,還是不報案了。誰料,“三哥”在當天深夜又來電話了,得意洋洋地說:“錢已經都從銀行里取出來了。我先花著,花完了再找你。”看看身邊的小伙子,被驚嚇得睡覺時不敢脫衣服,夜里發高燒,她又覺得必須報案了。
有沒有一個既可以懲罰兇手又可以保護自己的辦法呢?第二天,她的委托人再次通過104號查詢臺,查到東京入國管理局第一警備課的電話號碼。情況說明后,對方做了這樣的回答:這里只管處理“黑戶口”的問題。現在她的情況屬于傷害事件。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打電話給“110”,警察會去處理的。
明白了,日本警察也是“鐵路的警察——各管一段”。入管局的警察不管治安;治安警察在一般情況下不管“黑戶口”的事情。當“110”的電話拔通后,警方表示非常重視。原宿警察署立即派警察來了解事件的經過。很快,原宿警察署負責處理外國人犯罪的“責任人”打來電話:“事件不是發生在原宿警察署管轄區域內。但是,我非常理解“黑戶口”的處境,他們許多人受害后不敢向警察報案。你還是要勸說她,讓她拿出勇氣報案。“黑戶口”報案后也可以不被收容送還。我告訴你們中野警察署的電話號碼。
得到這個消息后,她的委托人又撥通了中野警察署的電話。刑事課的警察在聽取了情況介紹后問:“她已經不法滯留多長時間了?”“一年零三個月。”“告訴她,我們不會收容她。讓她大膽來報案。”
就這樣,她才知道日本警察并不是見到“黑戶口”就要收容或者逮捕的。這一天上午,她鼓足勇氣,到中野警察署報案了。
“三哥”還在得意,不時地打來電話,近乎瘋狂地叫嚷:“我早就告訴過你,別惹中國人,更別惹我這號的人。我現在給你破了(臉)盤兒,這不算完,我還要割他一只耳朵。這樣你們倆正好配成一對,省得誰把誰甩了。少廢話,把錢準備好,我還要去!”但是,“三哥”失算了。次日的清晨,當“三哥”還處在睡夢中的時候,日本警察破門而入,一副冰涼的手銬戴在了他的手上……
她聽到這個消息后,輕輕地松了一口氣,說:“這次我才知道日本警察真不簡單。”不久,她又搬家了……
對于這樣的結果,筆者能夠說什么呢?(蔣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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