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世界產(chǎn)生裂變的時候，給人的回味是無窮的

　　在日本生孩子，是可以從地方政府那里拿到補助款的。為了解決經(jīng)濟上的困境，她和伊藤商定回中國生孩子，以把這筆補助費全額拿到手。誰知，伊藤拿到補助費后，只給了她12萬日元，另外的則留給自己的日常飲酒生活做了“補助”。

　　伴隨著女兒的問世，家庭中的人際關(guān)系由兩點變成了三點。在數(shù)學理論上，兩點可以連接成一條直線，三點就可以構(gòu)成一個平面了。一條直線易折易斷，一個平面則相對穩(wěn)定了。3個月后，她把襁褓中的女兒從中國帶回來，以為女兒總可以拴住爸爸的心。

　　15歲就離家出走到外面學徒的伊藤，對女兒也真是疼愛。買了西瓜，自己舍不得吃一口；早上上班以前，要給孩子做好飯。因為孩子的到來，他還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一架攝像機，準備把女兒咿呀學語、蹣跚學步的人生起點都記錄下來。

　　眼看著小日子要越過越紅火的時候，日本低落經(jīng)濟破壞的觸角延伸到她的家庭。伊藤情緒低落，說公司里不時地裁減員工，自己也沒有干勁了。她非常擔心，又無能為力，想盡一切安撫丈夫，甚至用小時候描紅模子練出來的那份不能稱為書法的筆法揮出一個“忍”字，并把這張字紙掛在廁所的門前，讓伊藤不時地過目，不時地省思。誰料，心字頭上一把刀，忍是需要功夫的，功夫不到家的伊藤終于沒有忍住，自作主張地把工作辭退了，整日沉浸在喧鬧誘人的“彈子房”里面。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要過好日子只有靠自己。她憑借著中國女性的信念，又把女兒送回國內(nèi)撫養(yǎng)，自己要承擔家庭的重擔。

　　找工作，談何容易？伊藤說要給她介紹工作，還寫了一封日文信，并把她帶到新小巖車站附近一家店前。伊藤有點難為情地說：“你一個人進去吧，我在旁邊的咖啡店里等你，這樣方便一些。”她也是糊里糊涂，拿著信就往店里闖，門口一個彪形大漢突然擋住她的進路，問她要干什么。她本來就不會說幾句日語，著急了就更說不出來，擠了半天才說出一個“阿魯拜伊斗”(鐘點工)，并把信遞了上去。大漢看了看信，揮手讓她進店。進去后一看，才知道這里是用嘴為客人做性服務的地方。她呆住了，又看見一個女士走過來，旁若無人地脫去僅有的一件上衣。她嚇得腿抖了起來，“嗚嗚”地哭著跑出了這家店。她找到伊藤，捶他、打他、罵他，可這有什么用呢？關(guān)鍵是不能離開他呀！伊藤還覺得很遺憾，說：“你看，一天兩、三萬元收入的工作讓你給搞沒有了。”

　　她別無選擇，還是得找工作。總算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后找到白天在中華料理店涮碗、晚上在拉面店涮碗的工作。伊藤呢，每天在家做模型飛機玩，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時代。

　　●情感世界的排列組合，還透出民族意識的玄妙

　　男人倒霉的時候和走運的時候，對妻子的態(tài)度是截然不同的。伊藤也不例外。他在她的柔情下重新燃起工作之念后，在銀座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廚師工作。而且很快做了廚師長。不過，問題也很快出來了。

　　伊藤經(jīng)常徹夜不歸。這意味著什么？不言自明。有人做過這樣的分析：與中國人結(jié)婚的日本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不被日本社會接受或者本身排斥日本社會的人。他們(她們)在自己追求的涉外婚約中，產(chǎn)生過新鮮的乃至優(yōu)越的國際化感覺，也隱含著某種失敗的挫折感和寂寞感。當日本社會特別是日本的異性重新向他(她)伸出雙臂敞開情懷的時刻，他(她)也會義無反顧地重返其中。

　　她能有什么辦法呢？借酒澆愁，只能是愁更愁。出去娛樂，回來要被拳打，被用煙頭燙臉，被用雨傘戳胸，被捆起手腳。假如，這一切能夠換回丈夫的“家心”，也就做罷，事實上并未如此。

　　她要把女兒從北京接回來，讓伊藤看著女兒、看著妻子，恢復那男子漢的兒女情長。伊藤同意了，并把她送到成田機場。

　　她從北京往回打電話，要么是沒有人接，要么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你的電話打錯了。”幾天后，家里的電話更是切斷了。

　　她自知不妙，再往回趕，只見家中似被掃蕩一番，能夠使用的家具器物都被拿走了，甚至包括她的內(nèi)衣。

　　她以淚洗面，硬是把伊藤叫回來，得到的是一頓毒打、一通捆綁和一紙伊藤已經(jīng)簽好字的“離婚屆”(離婚登記書)。房東也來了，說：“伊藤辦理了退房手續(xù)，你只能住到這個月底。

　　“我怎么辦？就這樣回國嗎？”她在悲憤中帶著哭聲問。

　　記者說：如果日本政府允許它的國民毫不負責地對待“日本人配偶者”招之即來、揮手即去的話，這個政府就失去存在的意義了。

　　走，找律師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