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德國之聲”廣播電臺對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做出了處理，暫停了她在話筒前做主持等針對公眾的工作。張丹紅被處理是因為，在幾次訪談中，她說的一些話與“德國之聲”所奉承的主導理念不相符合。

　　顛覆了德國人對現代中國的“主導理念”

　　張丹紅究竟說了什么？從相關報道看，是中國人能夠普遍接受的真話、實話，比如，“中國共產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都大”，中國政府“為保護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

　　從表面上看，這是西方新聞自由雙重標準的一個典型例子。可實質上，它反映的是目前西方的輿論環境。張丹紅本人就認為，正是在外部勢力的巨大壓力下，“德國之聲“對她的態度才發生了轉變。顯然，這不只是新聞自由的原則沖突，更是理念的沖突。問題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它已經不是張丹紅講的是對還是錯，也沒有人關心她說的是不是真話，而是這樣一個在德國媒體工作的的華裔人士怎么能說出如此親華的言論。更何況，她的話從根本上顛覆了德國人對現代中國的“主導理念”。

　　“德國之聲”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們，長期以來，為什么在西方批評中國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而對中國現實的一些真實反映又往往會受到排斥。按照傳播學的理論，媒體可以通過選擇話題來影響受眾，但是媒體又必然會受制于多種社會因素，特別是長期以來積淀而成的受眾心理。正是西方受眾對中國的傳統看法和所謂的主導理念，在深刻地制約著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的傾向。

　　我們相信，除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之外，大多數西方人都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善良的情感。但是，他們當中很多人長期受西方媒體的影響，無法理解中國的發展，很難接受一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真實中國。在如此輿論環境中生存的媒體也就無法客觀地去報道中國的發展，他們有選擇的報道反過來又加劇著受眾的偏見，由此形成了一種封閉式的循環。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需要打破封閉式循環

　　曾經訪問過西藏的芬蘭學者艾瑞克·格蘭奎斯特就有這樣的體會。他在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西方媒體宣稱中國封鎖消息，任何有關拉薩動亂的消息都傳不出去。我對這種明顯違背事實的說法非常憤怒，無法忍受這些有關中國的不實報道。因此，盡管我不是記者，我還是撰寫了這篇文章。我將這篇文章和另外兩篇類似文章一道通過電子郵件傳送給了三家西方報紙。它們均收到了我的郵件，但其中兩家既沒有給我回音，也沒有刊登我的稿件，第三家回復我說，希望將我的稿件裁減，許多天后作為普通的‘讀者之聲’刊發。與之相對照的是，它們每天都大量刊發達賴喇嘛的言論，真是形成了反中國的宣傳陣勢。而我所寫的文章對這些‘自由的媒體’來說顯得對中國太過于友好了。”

　　格蘭奎斯特的遭遇在北京奧運會之前，張丹紅被處理一事發生在北京奧運會結束，這兩件事無疑有助于我們理解西方輿論環境的堅固性，并由此對奧運會給西方的中國觀帶來的變化做出比較客觀的估計。

　　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雖然激起了西方了解中國的欲望，但是要打破現在這種封閉式的循環，絕不是一屆奧運會能做到的。西方對于中國的認識，注定還要伴隨著中國的發展，經歷長期的現實與“主導理念”之間的激烈碰撞與較量。(丁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