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我國行業收入差距最高與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行業收入最高與最低的比例擴大到了11∶1，而這種差距約1/3是壟斷因素造成的。因此，深入收入分配改革已是大勢所趨。

　　民眾對包括中移動在內的央企高管高薪、壟斷性企業高紅利詬病不斷。作為三大運營商中薪資收入最高的中移動，成為國資委降本增效計劃的首要目標，并非偶然，雖然國資委新聞處處長蘇桂峰否認了“要求中移動降薪”的說法。但是，在我看來，如果國資委真正要求中移動降薪，則是顯示出回應民眾質疑，著手調節央企收入分配制度，抑制壟斷行業高收入，逐步規范央企薪酬分配秩序的姿態。筆者期待國資委對所有央企職工薪酬分配來一次清理、整頓，讓央企薪酬待遇逐步與社會平均工資接軌，接受社會公平的檢驗。筆者更期待，央企真正打破壟斷分配潛規則，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作出貢獻。

　　按照“誰貢獻，誰受益”的分配原則，中移動取得非凡業績的同時，給予職工較高的薪酬待遇，似乎無可厚非。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移動利潤增長憑借的多是政策紅利與超大經營規模，而不是管理紅利與技術紅利。在2008年、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移動利潤逆勢上升與其壟斷地位、超大經營規模有關，并沒有多少帶有技術含量的利潤亮點。要對中移動下達“降薪令”，提醒中移動履行社會責任，也適逢其時。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一項系統工程，而分配公平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問題。最近一段時間來，中央高層已經多次強調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等。

　　從根本上講，包括中移動在內的央企薪酬應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管理的軌道。除了薪酬待遇應經得起社會公平檢驗以外，企業利潤分配、職務消費、壟斷福利等核心問題也應得到規范。比如，此前有報道說央企超九成利潤去向不明；再比如，廣為輿論詬病的央企高管職務消費，差旅費、會務費開支過大，涉嫌浪費的問題。前中石化老總陳同海有一句“名言”：“每月交際花一二百萬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繳稅款二百多億。不會花錢，就不會賺錢。”據悉，陳同海在中石化集團內揮霍是出了名的，平均算下來，他每日揮霍的錢超過4萬元。如果央企高管揮霍浪費得不到遏制，央企薪酬分配本來就不可能合理、規范，央企高管與普通員工、央企員工工資與社會平均工資一樣會相差懸殊，如果只要求一家央企降薪，不僅意義有限，恐怕也難以經受社會公平的檢驗。

　　因此，我認為，包括中移動在內的央企員工薪酬分配應該立足于社會價值回歸，主動接受公眾監督與社會公平的檢驗。央企高管職務消費與企業利潤分配應該逐步規范，避免“日揮霍超過4萬元”的央企蛀蟲掏空央企發展根基。同時，更多央企應該勇于承擔社會責任，主動向國家分紅，向消費者讓利，增加產品、服務定價的透明性與合理性，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修正央企員工特別是高管拿天價薪酬、揮霍浪費的不良印象。

　　更為重要的是，規范央企薪酬分配秩序，還得依照《反壟斷法》的要求，從完善制度設計入手，充分引入、激活市場競爭，依靠市場的力量逐步打破央企“一企獨大”的壟斷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