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鷹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鳥類。理論上,它有70年的壽命,但這并不是可以輕易獲得的。
40歲時,鷹已經老了。喙變得又長又彎,取食困難;爪子開始老化,無法有效地捕捉獵物;翅膀變得沉重,飛翔吃力。
鷹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等待死亡的到來,另一個是經歷150天蛻變,通過擊打巖石,讓喙脫落,重新長出新的;用新的喙拔掉老化的趾甲;再用新長出來的趾甲拔掉身上的羽毛。
這是一個漫長而充滿疼痛的過程。好比TCL。
2006年年中,TCL董事長李東生寫下《鷹之重生》。
此后,TCL的產業版圖開始重構,非核心的業務已被“修剪”,核心的液晶電視業務已經向上生出了“模組”項目;TCL的全球供應鏈已經重建,從客戶的客戶到上游的上游,已經搭建了環環相扣、緊密合作的產業鏈;TCL的管理團隊已經重整,國際化人才領航幾大業務,悉心培育的數百名“精鷹”骨干充實到各個業務層面;定向增發獲得通過,數次融資,保住了TCL的資金“生命線”……
TCL像40歲的鷹一樣,經歷了艱難的蛻變,以期未來30年的展翅翱翔。
但是,這只重生后的“老鷹”,喙是新的,羽毛是新的,爪子也是新的。這一切,讓它像個稚嫩的新生命一樣,凜冽的寒風刮過,還是抖了一抖。
事實上,去年11、12月,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TCL手機、家電產品都錄得負增長,但是其LCD依然保持了超過200%的高速成長,帶領TCL穿越外部經濟不景氣的陰霾。
李東生在TCL內部會議上說,現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哪一家企業能夠率先克服困難,就能夠找到更大的發展機會。如何化“危”為“機”,保證各個產業實現有效益的發展,這是當前集團應當重點考慮的事情。 “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我有信心帶領企業渡過這次難關,千方百計,把‘危’轉化為‘機’,實現企業的長遠、健康、穩健發展。”
李東生的信心與底氣,來自于過去三年TCL克服國際化并購難關并成功扭虧之后所重新獲得的系統能力,這種系統能力是TCL穿越這個冬天所必需的。
回首TCL能力重構的過程,或可窺見TCL為重生所作出的準備,面對2009年更寒冷的冬天,TCL這只重生之鷹,積蓄了怎樣的能量?是否能夠再次搏擊長空?
1 第一板斧:從敦刻爾克大撤退到供應鏈重組
曾經有人說過,一個企業或者一個人,檢驗其能力不是說其能跳多高,而是當其跌落谷底時,反彈力有多大。
2006年年中,可以說是TCL的谷底,而歐洲彩電業務則是重災區。在2004年TCL正式并購法國湯姆遜彩電業務之后,由于恰逢全球彩電產業由CRT(顯像管)電視向平板電視急速轉型,國際化并購加上產業轉型雙重挑戰疊加之下,TTE(TCL-湯姆遜電子有限公司)歐洲業務2005年虧損6000萬歐元,2006年繼續惡化,令TTE在2006年全年虧損額高達到25.96億元人民幣。
李東生隨后實施了被外界喻為“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歐洲業務重組計劃。將2005年年中從湯姆遜拿到的銷售團隊基本裁掉,關閉所有歐洲倉庫,裁員450人,整個重組耗資9000萬歐元,其中現金成本4500萬歐元。
裁員、清倉庫只是表面,實質上是重組供應鏈。2007年3月,僅剩下40個人的歐洲業務中心開始運作,銷售人員分散在歐洲,深圳總部統一提供財務、售后服務等后臺支持,這種號稱“無邊界集中”的模式已經具備快速供應鏈管理的雛形。2007年9月,TTE歐洲地區終于止住虧損。
2007年9月,原飛利浦高管梁耀榮成為TCL多媒體(01070.HK,TCL彩電業務的載體)新任CEO,著力推進供應鏈管理的精細化,TTE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型日漸加速。2008年上半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TCL多媒體已實現經營性盈利1.14億港元。
梁耀榮2008年年初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每賣一臺彩電都要分析是否盈利。”通過將產品規劃、產品毛利管理、采購策略和成本管理四個部分結合起來,就可以做到計算每賣一臺電視機能賺多少錢,而且可以推測接下去三四個月的產品及價格。
TTE新歐洲業務中心體現了供應鏈優化后的威力。過去,TCL波蘭工廠生產出的彩電會先進入中轉倉庫,再發送到7 個分倉庫,最后再送到客戶手中。這造成兩個弊端:一是物流時間冗長,周轉速度緩慢;二是工廠和銷售脫節,工廠只顧照單生產,很多產品因不能及時適應市場要求,而造成庫存積壓,反過來導致制造和銷售部門互相推脫責任。
現在,新模式把消費者作為供應鏈的起點,要求零售商、分銷商、制造商都密切關注貨架上的變化。撤銷倉庫后,歐洲業務中心的銷售部門除按月下達訂單外,還必須及時反饋市場變化;倘若市場發生變化,它還必須及時調配資源,將產品轉運到更有利潤的市場。
與此同時,按照“二八原則”,TCL將歐洲的彩電客戶從3000個削減到50個。其中,前15名客戶的采購量占據整個采購總量的80%以上,此舉避免了冗余的營銷費用。TTE的客戶主要集中于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東歐和俄羅斯等20多個國家,放棄諸如英國、德國等一些湯姆遜品牌影響力較弱的國家。此外,還加強對客戶退貨的風險管理。
隨著新模式的導入,2007年TTE 歐洲業務的運營費用占銷售額的比例從過去的21%驟減至11%,另外因庫存下降和退貨大大減少等因素,毛利率很快從9%提高到了17%。
TCL位于北美的墨西哥電視整機廠也推進了供應鏈整合。之前,該廠需要從日韓等亞洲液晶生產地區購買液晶屏,然后經海運到洛杉磯再轉陸運,貨物運輸時間長達數十天,而且供應商和物流商要求TCL采用先行支付現金的方式,這給TCL多媒體造成了很大的資金流壓力。而經過全球供應鏈的優化整合之后,該廠可直接從位于美國當地的液晶屏供應商那里采購液晶屏,中間只需要2天半的運輸時間。在此基礎上,TCL通過與海運物流商的談判,爭取到了7天的延期付款額度,大大縮短了資金流的占用周期。
在全球供應鏈的優化前后,北美市場32英寸液晶屏的采購周期從21天減少到7天,從運輸成本來看,每一個液晶屏節約了約9美元,總運輸費用從3000多萬美元銳減到了1000多萬美元,大大減少了資金流的占用。
2 第二板斧:從失街亭便斬馬謖到鍛造國際化團隊
李東生曾經反思,TCL在國際化并購中之所以遭遇挫折,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國際化人才,缺乏具備全球業務運營、跨文化組織管理能力的高級人才。
隨之而來便是頻繁的人事更迭。2004年以來,TCL多媒體的掌舵人,從趙忠堯、胡秋生、李東生親自披掛上陣,再到梁耀榮;TCL通訊的操盤手從萬明堅、郭愛平、劉飛,再到2008年11月新上任的王道源。
這種人事變化,首先體現了TCL一改過去的“諸侯文化”,重新強調業績導向。2007年2月初的“TCL集團全球經理人大會”上,李東生與19家受考核企業的負責人簽訂了責任狀,并且發話:“責任書就是軍令狀,失了街亭就該斬馬謖。”
其實,當時已經有人“下馬”了。TCL海外業務“開荒牛”之一的易春雨,已不再擔任TCL新興市場業務中心總經理;曾有TCL“少帥”之稱的TCL電腦業務原總經理楊偉強也幾乎同時離職。
李東生曾說:“就我個人而言,就是如何讓自己的心態發生變化。如何從感性管理走到理性管理,這是我的一個痛苦轉變,就像拔掉羽毛、磨掉喙一樣。”
這種人事變化,還反映了TCL不斷尋找適合的國際化人才的過程。2005年6月,在美國有超過13年無線通訊領域工作經驗的劉飛,正式出任TCL通訊的CEO;2007年9月,曾在飛利浦工作長達28年的梁耀榮,獲任TCL多媒體的CEO,越來越多的具有國際化背景的人才在TCL擔當要職。
2004年對法國湯姆遜彩電業務和阿爾卡特手機業務兩起跨國并購,雖然讓TCL在隨后的境外裁員行動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是也讓TCL斬獲了一些國際化人才。比如,TCL通訊全球質量副總裁Laurent Labbe。
這個法國人2004年奉命接手TCL惠州手機工廠的質量管理工作,將之由一個90%產品供應國內市場的中國式工廠轉變為90%產品供應海外市場的世界級工廠,并使之和Orange、Vodafone,以及俄羅斯、白俄羅斯一些重要的國際性大客戶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為TCL通訊“海外式”生存立下了汗馬功勞。
如何培養國際化人才梯隊、點燃團隊二次創業的激情,李東生也在反復思考。
在國際化最艱難的時期,TCL于2006年10月正式啟動了旨在培養中層骨干梯隊的“精鷹”工程。李東生坦言,國際化人才僅僅依靠招募遠遠不夠,最重要的是要靠企業自己培養。如今,第二期精鷹學員已經畢業,第三期“精鷹”的培訓已經展開。
2007年在與一期百名“精鷹”學員對話時,李東生還坦誠地指出,1996年TCL授權經營、股權激勵的機制,在早年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在2004年TCL上市后卻又帶來了負面的效果:一是2001年后加盟的高管沒有享受到股權激勵,而產生不公平的心理;二是股權的增值部分,高管必須離職才能使其變現。
所以,TCL重新制訂了長期激勵的機制。2008年春節前后,TCL在香港的兩家上市公司TCL多媒體和TCL通訊同時推出“金手銬計劃”:TCL多媒體投入5000萬港元,對200名經理獎勵該公司合共2%的股權;TCL通訊也以3900萬港元購入約1.2億股該公司股份,獎勵100名骨干員工。這兩個股權激勵計劃同樣為期10年,以留住人才、激勵骨干。
梁耀榮也說:“我們借鑒市場標桿制定了統一的薪酬系統,為200多名管理人員制定了薪酬制度。我不管你是哪一個王朝的哪一個諸侯,行,我們大家一起行;不行,我們大家一起不行,將個人利益變成團隊利益。我們在同一條船上,如果你在我的船里砸一個洞,我們會一起沉下去。我覺得新的薪酬制度落實得還不錯。”
經過幾年大規模的調整,李東生認為,TCL在企業文化、組織管理上的最大變化在于“大家都有了更好的職業素質”。原來在TCL管理團隊中,企業家精神比較多,好處是主動承擔責任,把企業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來做,大家很投入、很敬業,把自己那一部分守好;缺點是部門之間、企業之間橫向協作不夠,在管理中依靠系統功能的意識和習慣不夠,企業的成敗系于個人的成分很大。
“如果要成為真正的國際化企業,需要更強調組織的能力、系統的能力。”李東生指出,“在這個過程中,要讓組織能力、系統能力扎下根來,這是我們這次變革主要解決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精神還是需要保留下來,因為東方企業和西方企業還是不一樣,如果沒有企業家精神,企業基本的維系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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