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短信的泛濫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筆者也經常收到垃圾短信，特別是半夜三更收到時，確實令人憤慨。現在國家有關部委、電信運營商都在采取各種手段限制垃圾短信的發送，有效地控制了一批濫發廣告的SP服務商，查處一批利用短信發送器濫發垃圾短信的不法分子，極大地凈化了短信環境。但同時在操作中也誤攔截了一些用戶號碼，遭到用戶投訴，直至引起糾紛。這在保障公民通信自由的合法權益與維護良好短信環境之間產生了一定的矛盾。

　　筆者認為，規范短信行為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目前，我們對凈化短信市場主要強調的是從源頭規范短信行為，即主要采取“堵”的方式進行強化。但在“堵”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對于SP服務商的行為約束相對還較為容易，因為目標明確，行為可控。但是由于手機用戶數量龐大，有的不法分子利用普通手機號碼進行發送，有的手機用戶正常地傳遞消息，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做到準確鑒別。對于垃圾短信的判斷，主觀上也各不相同，對同樣一條短消息，也存在有的人認為是需要的信息、樂于接收，有的人認為是垃圾，要求抵制；對濫發廣告短信，多少數量是濫發，影響多少用戶是濫發，廣告和消息有什么區別等都可能存在理解上的不同。更有因為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因個人恩怨，一方“舉報”另一方騷擾導致另一方用戶短信功能無法正常使用的情況。所以，在“堵”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堵”錯了、抓錯了的情況。同時，“堵”的對象是誰，其實有時并不可知，這源于目前并未采取手機號碼實名制，那些垃圾短信制造者，可以啟用一批號碼、被封閉一些號碼后再啟用一些號碼，如此循環，但發送垃圾短信的主體可能并未受到應有的打擊。在“堵”的實際操作中，我們也看到這樣一個問題，當某電信運營商在對垃圾短信進行封堵的同時，無意中使自己充當了短信內容傳送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同時，面對的不僅是自己公司的用戶，也面對其他電信運營商的用戶，由于不能準確封堵垃圾短信，影響了其他電信運營商對用戶的服務質量，這易引發互聯互通爭議，也使本來就需要保障的電信網間通信暢通工作遇到了新的挑戰。

　　當然，筆者并非反對“堵”，對于那些危害社會的、影響廣大用戶合法權益的垃圾短信，“堵”必不可少。但在“堵”的同時，如何盡可能兼顧各方利益，維護各方的合法權益，同時又能夠有效地控制垃圾短信的泛濫，筆者著重想提出“堵”、“疏”結合的觀點，讓“疏”來補充解決“堵”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我們經常談到，要斬斷垃圾短信的利益鏈。這里先對垃圾短信的不良影響做一個分析。短信傳遞造成反響大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短信行為存在“即傳即達”、“強制閱讀”的特點。“即傳即達”是指一方向另一方發送短信時，另一方立即會在手機上接到短信，并作出提示；“強制閱讀”是指接收方一般都會去看接收到的短信，所以絕大部分都會對這條短信進行閱讀。正是短信的這兩個特點，是引起接收者會強烈反映的重要原因。為什么這么說呢？其實我們只要對比一下垃圾郵件問題，就可能有更深入的理解。應該說，垃圾郵件泛濫問題比起垃圾短信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每天都可以收到幾十封甚至上百封的垃圾郵件，但是垃圾郵件的到來并沒有對我們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郵件的到達我們并不一定立即知道，對于郵件的內容我們其實也并不一定看；同時，由于郵件服務器一般都設置正常郵件、垃圾郵件兩個郵箱，垃圾郵件的郵箱我們并不一定去看。所以垃圾郵件對我們的影響感覺上并沒有垃圾短信那么大。如果我們能夠降低多數垃圾短信對接收者“即傳即達”、“強制閱讀”的影響不就可以降低垃圾短信的不良影響了嗎？所以，我們在強化短信發送規范性、呼吁社會遵守法規、社會公德少發垃圾短信的同時，應該考慮進一步提高和優化短信的傳送方式，從技術上保障垃圾短信能夠被分離和控制。這里筆者有一個建議，建議在短信功能上，我們能夠像郵件服務一樣提供更為強大的功能。給每個短信接收用戶提供兩種短信接收模式，一種是正常短信接收模式，正常短信能夠及時傳達到手機上；另一種是垃圾短信接收模式，在短信中心給每個用戶提供一個垃圾短信保存區。進入垃圾短信保存區的短信不直接發送到用戶的終端上，即用戶不用看到，但如果用戶要去查閱，可以通過一個電話或者一條短信直接將這些短信收到終端上，或者是登錄網站進行查閱。目前，工信部已經推出手機上的垃圾短信控制軟件，其實是同一個道理，但由于用戶對手機操作的熟悉程度不同、手機垃圾短信控制軟件支持的手機種類有限、下載安裝軟件還需要一定的計算機操作技能等原因，使得這種方式在手機用戶上普及有較大難度，所以在短信中心完善垃圾短信分離控制功能依然是很有必要的。

　　當然，對于短信中心系統側的這種功能應該盡可能考慮到信息傳遞的需要和垃圾短信設置的便捷，如對于某些務必傳達到用戶的重要信息，像臺風警示、公益類通知等可以強制設置必須傳達到用戶終端；而在垃圾短信的甄別上，可以設置如關鍵字、黑白名單號碼之類的形式。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垃圾短信的判斷規則可以由用戶自行設定，且設置要便捷。同時，電信運營商也可給予必要的幫助，對于那些大量群發明顯屬于垃圾短信的內容，電信運營商可以幫助用戶進行規則設置，以幫助用戶盡可能避免垃圾短信的騷擾。對于電信運營商設置的垃圾短信類別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告知用戶，使用戶知道某類的短信會出現在垃圾短信保存區，如用戶有必要正常接收，可繼而單獨將這些規則進行調整。

　　疏通方式的提高，不僅有利于降低電信運營商與用戶之間的矛盾發送，同時也將有利于斬斷垃圾短信的價值鏈。理由如下：

　　1.短信發送是要成本的，當垃圾短信發送者知道自己發送的短信在付出成本的同時，接收者都不看，就會逐漸失去繼續發送垃圾短信的動力。而目前采取封堵的方式，是讓垃圾短信發送者無法用當前的號碼進行發送，但并不導致垃圾短信發送者成本的損失，他們會換一些號碼繼續發送，所以垃圾短信還會繼續存在。

　　2.用戶有自己設置垃圾短信判斷規則的權利，既維護了用戶通信自由的權利，又能夠盡可能避免電信運營商主動服務造成誤判、誤抓引起與用戶的矛盾。

　　3.政策規范是無法細化到對每條短信的類別歸屬的，不同用戶對短信內容的理解也是無法統一的，所以通過這種方式一方面可以降低政策與用戶通信權力之間的碰撞，提高對用戶的服務質量。

　　4.這種方式對電信運營商也是有利的。目前在控制垃圾短信的工作中，電信運營商一方面將垃圾短信明顯控制下來，但另一方面也導致了電信運營商很大程度上的收入損失，同時還經常面對用戶的投訴壓力。另外，這種服務也可以成為電信運營商的一個增值服務。

　　事物往往有其多面性，短信的過度控制并不一定有利于短信市場的健康發展。鯀禹父子治水，鯀堵之，則洪水泛濫，禹疏之，則始治之。筆者認為我們一方面要做好垃圾短信控制，凈化短信市場，另一方面要繼續推動短信市場發展，“堵”、“疏”兩者要兼備。“堵”是要堵住那些明顯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垃圾短信，比如《關于依法開展治理手機違法短消息有關工作的通知》(公通字[2005]77號)，明確規定了五類違規短消息，又比如規范SP服務商的行為等；而對于國家并未明確規定不能發送短信，采取疏通的方式更為妥當。“疏”將是斬斷垃圾短信發送價值鏈的原動力，讓垃圾短信制造者有付出沒有得到或者多付出少得到，從而降低制造垃圾短信的欲望和動力。通過“堵”、“疏”結合，政府可以明確封堵的范圍，控制違規短信；電信運營商則歸位通信服務提供者，在保障用戶通信自由的情況下，努力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用戶可以更多地掌控自己的短信通信權，得到想看的、限制不想看的；而垃圾短信制造者也許會在收效與成本的平衡中，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動力。

　　一家之言，貽笑大方。(葉�h 余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