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紅樓夢》，有人看到了淫，有人看到了愛情，有人看到了社會沒落。韓國影星崔真實之死，似乎也是如此。很多人看到了網絡暴力，有人高呼要跟國際接軌，“限制毫無約束的網絡自由”。而最新一期的美國《時代》周刊卻劍指韓國社會，“在韓國社會，帶著單身女性，尤其是離婚單身媽媽的頭銜，那就屬于"賤民階層"。”并正面抨擊韓國媒體，“幾乎沒有一家媒體，談及作為一位離婚的單身媽媽生活在保守的韓國社會所承受的痛苦。”

　　我比較信服《時代》的說法。崔真實當年因《星夢奇緣》而大紅大紫，而后與棒球明星趙成敏結婚，生下一兒一女，但終因家庭暴力而分手。離婚后，“電影及電視制作方都忌諱給她分量重的角色。理由是崔真實是有兩個孩子的離婚媽媽。”而她又勇敢地碰觸社會忌諱，公開談論單親媽媽問題，希望改善社會歧視現狀。這更為她帶來了麻煩。

　　崔真實最后的確是因有人在網絡上散播惡意流言而死，但沒有整個韓國社會對離婚媽媽的歧視，這些流言可能產生如此巨大威力么？流言這朵惡之花，只有在合適的社會心理土壤上，才能蔓延盛開。網絡在這其中不過只是一種媒介質罷了。當年阮玲玉之死，尚沒有網絡這種東西呢，惡意流言不同樣快速傳播催逼人命！

　　網絡暴力問題在國內總是受到特別的重視，呼吁加強管理的音量很大。而作為發達國家中唯一對網絡實行實名制的韓國，更是不斷地被作為國際慣例加以引證，但實名制在韓國卻飽受爭議，更被指“韓國的網絡政策令人羞愧”，實際施行效果并不佳。

　　網絡暴力是一個問題，也需要應對。但誠如有法學家所言：網絡暴力所涉及的問題，在民法中都可以找到應對，完全不必再引入新法。且網絡技術尚在快速變化中，法又怎么立呢？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沒有在此問題上立法，顯然不是偶然的。韓國畢竟是東方國家，東方的習慣思維就是政府管制萬能。可我們要明白，對于社會管理而言，絕不僅僅只有政府管制一途，還有民間社會的自我管理與個人反省這樣的路徑可選。

　　出了問題，先問社會有什么責任，自己又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偷懶地把問題一把推給政府就了事。這種自省精神，大約就是《時代》能夠看到不一樣的崔真實之死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