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崇文區(qū)體育館路,自國家體育總局西行約200米,便可以看到體育總局訓練局那扇黑色柵欄大門。由此進入訓練局,向南直至長青路,天壇東路以東,龍?zhí)逗晕鳎@塊大約19萬平方米的區(qū)域,是中國名符其實的“金牌生產基地”。這里,集中著15個國家級專業(yè)訓練場館,11個項目的近千名國家隊運動員在此訓練,中國軍團在北京奧運會上51枚金牌中34枚出產于此。
兩個月前,這里還充滿緊張的奧運備戰(zhàn)氣息,處于嚴密的安保措施下。事實上,自1951年12月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的前身——中央體育訓練班正式成立以來,這個肩負培訓國家金牌選手重任的所在,就始終與普通百姓的生活保持著略顯遙遠的距離。
不過,自10月6日起,這種距離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歷史——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所屬8館2場2廳將面向公眾全面開放,個人和集體在購買會員卡后,便可進入場館,使用那些世界一流的體育設施器材進行健身,價格卻只是“北京市同行業(yè)均價。”這些開放的場館包括公眾最喜愛的籃球、游泳、排球和乒乓球等項目。“你可以和姚明使用同一個籃筐,和劉子歌使用同一條泳道”,有媒體欣喜而煽情地評價道。
與訓練局場館一同走近尋常百姓的,還有總局冬季運動中心、射擊射箭運動中心、自劍中心以及奧體中心、北京體育大學所屬奧運場館等共6個奧運場館群。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馮建中強調,這次體育總局開放奧運場館,“是踐行‘人民體育為人民’宗旨的需要,有助于加強公共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推動全民健身服務體系的構建,促進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協(xié)調發(fā)展。”
批評之聲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新建場地場館有脫離實際之嫌,二是現(xiàn)有場地主要是學校體育場地開放不力。
“人均1.03平方米”之痛
想鍛煉,沒去處,始終是困擾我國群眾體育發(fā)展的一大難題。
家住上海市徐匯區(qū)的張力告訴記者,他家附近有所中學,每逢周末,為避免周邊群眾使用校內體育設施,學校就會將籃球筐用鐵鏈鎖住,于是便出現(xiàn)了一個“奇觀”:打球者隨身攜帶竹竿,投球入筐后,再用竹竿把球捅出來接著玩。
根據(jù)國家體育總局公布的數(shù)字,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有各類體育場地約85萬個,面積為13.3億平方米。但這些場館中的約2/3分布在大、中、小學,百分之十幾屬于各類機關、企事業(yè)單位及廠礦,真正面向社會公眾的場館不超過20%。
2002年發(fā)布的《第二次中國群眾體育現(xiàn)狀調查結果》顯示,34.9%的被調查者選擇“缺少場地設施”作為“影響參加體育活動的原因”。
“全國人均可使用的體育場館面積大約在1.03平方米左右。在發(fā)達國家如美國,這個數(shù)字大約是5到6平方米,差距明顯。”第一、第二次中國群眾體育現(xiàn)狀調查課題組組長、原北京體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秦椿林教授說。
為增加體育場地,體育部門近年來大力推進“全民健身路徑”建設。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2002年以來,全國各地投入資金30億元,建設“全民健身路徑”30000多條,增加體育場地2000多萬平方米。
然而,在龐大的人口基數(shù)和薄弱的基礎面前,這樣的努力還是顯得杯水車薪。就在六大奧運場館掛牌“全民健身基地”的新聞發(fā)布會上,馮建中副局長亦承認,“總體上看,公共體育場地設施的數(shù)量、質量和服務水平還遠遠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體育健身需求。”
拋開發(fā)展速度不論,來自學者及民間的批評之聲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新建場地場館有脫離實際之嫌,二是現(xiàn)有場地主要是學校體育場地開放不力。
在華東師范大學體育系教授張洪潭看來,各地建設的全民健身路徑在功能設置上值得商榷。“一些器材更接近于‘游戲道具’而非‘體育器材’,健身效果有限,適用人群窄。”其結果是,遍布各社區(qū)的全民健身路徑大多只為老年人使用,對廣大中青年人群缺乏吸引力。“應該更多地建設一些真正的體育器材,如單雙杠、固定杠鈴組以及簡易球類場地。”張洪潭認為。
此外,一位不愿具名的體育界人士表示,我國一些地方的體育場館建設中存在盲目求大型、求高檔、求專業(yè)的傾向,“高檔的場館當然需要,但群眾更需要的是一批建設在社區(qū)中、鄉(xiāng)鎮(zhèn)中的能滿足基本需求的小型體育場館。那些高檔專業(yè)體育場館即便開放,其價格也無法為普通百姓接受。”
為提高現(xiàn)有公共體育設施利用率,近3年,體育總局和教育部共同探索學校體育場館向公眾開放之路,全國已確定兩批29個省、市的499所學校作為開放試點。不過,“第一批學校場館開放效果不錯,但第二批學校場館開放還存在一些問題,開放效果不甚理想。”秦椿林則估計“實際開放比例不足30%”。
對此,體育總局方面表示,學校場館開放關鍵在于進一步依托政府主導,教體共抓,切實加強此項工作的組織管理、檢查和監(jiān)督。今后,總局將與教育部、中央文明辦等部門一道,動員各級人民政府,制訂專門的扶持性政策法規(guī),鼓勵和保障這項工作順利開展。
我國20到50歲這部分人群,真正經(jīng)常參加體育鍛煉的最多也就在7%左右。
到底有多少“體育人口”?
2002年公布的數(shù)據(jù)中,我國“體育人口”的比例為33.9%。所謂“體育人口”有三個基本標準:每周體育活動3次以上,每次30分鐘以上且達到中等負荷強度。
33.9%這個數(shù)字,并不像它看起來那樣簡單。
首先,“體育人口”無確切標準和定義。以“中等負荷強度”為例,據(jù)秦椿林介紹,體育界公認的“中等負荷”一般指運動后心跳達到120次到150次,但在前兩次調查中,出于可操作性的需要,像散步這類無法達到心率要求的健身方式,以及圍棋、橋牌等智力體育均被統(tǒng)計在內。
其次,這個數(shù)字將7歲至15歲的在校學生,以及解放軍、武警等作為當然體育人口統(tǒng)計在內。除去這兩個人群,2002年我國16歲以上體育人口比例只有18.3%。
而且,調查結果表明,我國體育人口的結構非常不合理,呈現(xiàn)明顯的“馬鞍型”分布。即少年兒童和老年人體育人口比例高,中青年體育人口比例低。調查顯示,多數(shù)人口進入青年時期尤其是離開學校后,有中斷體育活動的現(xiàn)象。在2002年調查中,中斷體育活動的人口中,20歲以下者占68.7%,30歲以下者占90.5%。
如果將以上幾個因素綜合考慮,秦椿林估計,“我國20到50歲這部分人群,真正經(jīng)常參加體育鍛煉的最多也就在7%左右。”
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都認為場地問題并非影響我國群眾參與體育運動的最大障礙。“最大的問題在于沒能養(yǎng)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張洪潭說。
不可否認的是,盡管努力多年,我國整體群眾體育氛圍尚無法與歐美相比。在瑞典,僅僅“有組織參加”體育活動的體育人口,就高達70%,美國的數(shù)字與此大致相當。張蕾,2002年北京某大學畢業(yè)后赴芬蘭留學。“去了后發(fā)現(xiàn)那里每個人每天都要鍛煉。”在環(huán)境的影響下,原本不愛運動的張蕾也開始長跑,2004年和2006年,她甚至兩度回國參加馬拉松比賽,并在第二次成功跑完全程。“這在以前絕對不可想象。”她說。
據(jù)秦椿林介紹,第一次調查的時候,某些地方數(shù)據(jù)呈現(xiàn)出“非體育人口體質水平超過體育人口”的奇怪現(xiàn)象。研究人員一度認為數(shù)據(jù)搞錯了。后來發(fā)現(xiàn),正是那些身體出現(xiàn)了問題的人才想到去鍛煉。“這說明國人的運動觀念還很成問題。”秦椿林感慨道。
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上了1000多節(jié)體育課,卻連個前滾翻也做不好,這樣的孩子,怎么能指望他離開學校后對體育健身產生興趣?
“疲軟”的學校體育
新中國群眾體育事業(yè)發(fā)端于上世紀50年代。1951年,第一套廣播體操頒布,隨后又實行了工間操制度。1952年6月10日,毛澤東主席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第二屆代表大會題詞:“發(fā)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這12個大字,至今懸掛在國家體育總局大樓頂端。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群眾體育與鞏固國防、建設國家緊密結合在一起。1954年,中央政府公布了《準備勞動與保衛(wèi)祖國體育制度》,次年,“勞衛(wèi)制”正式在全國推行。從學校到工廠、機關,由城市到鄉(xiāng)村,群眾體育活動蓬勃開展。盡管這項制度僅僅實施數(shù)年,但在時隔半個世紀之后,學者們依然給予積極評價,認為它“在當時的條件下,為提高國民身體素質,推動群眾體育發(fā)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1964年之后,“勞衛(wèi)制”被《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取代。新世紀以來,教育部開始在大中小學推行《學生體育合格標準》。
張洪潭教授認為,從當年的“勞衛(wèi)制”到今天的《學生體育合格標準》,對于體育教學的要求實際上是在不斷退化。“比方說引體向上,逐漸為‘懸垂’代替,連推鉛球也被推沙袋代替。”在“去競賽化”的指導思想下,學校體育的教學內容與競技體育漸行漸遠。
“國際通行的短跑項目是60米跑,我們的中小學生卻在跑50米;標準中距離徑賽項目是1500米,但我們的教學卻是1000米。長此以往,我們的孩子連田徑比賽都看不懂。為什么不能按照真正的競技體育要求指導我們的學生?”
秦椿林教授介紹說,在發(fā)達國家,競技體育、群眾體育和學校體育是三位一體的系統(tǒng)。他舉例說:“80年代美國中學生運動會男子400米的紀錄是45秒6,而我們當時成人的全國紀錄是48秒,足見其群眾體育總體水平之高。”
“我們的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上了1000多節(jié)體育課,卻連個前滾翻也做不好,這樣的孩子,怎么能指望他離開學校后對體育健身產生興趣?”
在憂心忡忡的張洪潭看來,學校體育的弱化,才是我國體育人口“馬鞍型分布”的根源所在。(王舒懷 王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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