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為弟弟捐腎，首先是救人一命之善，然后才是親情的關切。在此，人性的光芒并沒有因為他是一個罪犯而有所減弱，恰恰因為他是一個罪犯而變得倍加奪目。罪犯的這種舉動，非但不應拒絕，甚至可以作為服刑期間表現良好并予減刑的佐證。

　　身患尿毒癥的32歲鄧州男子馬啟長，在為找不到合適腎源垂死掙扎時，突然峰回路轉———被關在湖北監獄的哥哥馬啟征和他配型成功，也欣然同意提供腎源，但被獄方以沒有法規支持為由拒絕。哥哥是馬啟長已知的惟一合法腎源，馬啟長的父親多次去監獄，對著干警長跪不起：“孩子不移植腎就要死，我不能看著他死！”(6月1日《河南商報》)

　　馬父長跪不起，馬啟長兄弟倆隔著鐵窗、生死相望的情形，令人動容。湖北監獄管理方面最終能否“法外開恩”，令人關注。但與此同時，若說同意馬啟征為弟捐腎是一只“法外”之手，又難免讓人疑慮。

　　監獄方面拒絕馬氏兄弟的根據，是獄字【2006】第194號文件規定的，在國家對罪犯自愿捐獻人體組織、器官作出規定前，不宜在罪犯中開展類似工作。不難發現，“不宜”并不等于不準許，非明令禁止性規定。根據國務院2007年5月1日頒布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七、第八及第十條之規定，馬啟征捐獻腎臟器官，是在自愿、無償原則上，向“三代以內旁系血親捐獻活體器官”，屬于條例許可的范圍。

　　國務院條例既已有規定，那么出于一種基本的法治精神，地方監獄就不應以部門文件來對抗條例，則馬啟征為弟捐腎也就不再是一個棘手難斷的問題，而成為監獄方面如何踐行法律，并保障罪犯基本權利的問題。

　　作為常識，罪犯并不因為他正在服刑而失去對其身體必要的擁有權。犯人的這種人身權利，沒有任何法律條款支持獄方可以剝奪它。更重要的是，罪犯接受強制改造，并不等同于他身體所有的器官都必須置于法律強制力之內。犯人的一只腎離開了他的身體，并不影響他繼續接受強制改造。

　　法律之上有人性在。對犯人的改造，本身是一項著眼于人性的事業。哥哥為弟弟捐腎，首先是救人一命之善，然后才是親情的關切。在此，人性的光芒并沒有因為他是一個罪犯而有所減弱，恰恰因為他是一個罪犯而變得倍加奪目。罪犯的這種舉動，非但不應拒絕，甚至可以作為服刑期間表現良好并予減刑的佐證。另外，即使馬啟征捐腎僅僅是親情使然，那也是值得嘉許的舉動。至少我們都不愿意看到一種情形，這就是因為一個人犯了罪，所以就連維系一個人起碼的親情都必須割棄或斷送。這絕非監獄人性化管理的體現。事實上，親情常常有著強制改造所不能比擬的力量。

　　如報道所說，湖北監獄方面拒絕馬啟征捐腎可能還有現實的顧慮，如對馬啟征來說，摘除腎臟手術本身就有風險；再就是會牽涉后期看押的費用。“也許是這些顧慮造成了監獄的拒絕”。這些因素并非不必考慮，但基于自愿以及協商的原則，一切并不是那么難以逾越。一次對法律的忠實踐行，可能活兩人；否則，馬啟征只能看著弟弟因找不到腎源而死去，這對他來說將意味著什么？我們又將如何去擁有人性稍縱即逝的莊重與神圣？ 楊耕身(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