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生在河南的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近日有了新進展。先有新華社報道說，河南省總工會、新密市委市政府都已經介入，新密市委書記要求“在最短時間內給當事人一個滿意的答復”。后有《北京青年報》報道說，鄭州市政府成立了張海超事件處理小組，將迅速拿出調查報告。按照常識或慣例，大凡引起高層關注和重視的問題，一般都能夠較快且較好地得到解決，張海超應該樂觀其成了。

　　然而，冷眼旁觀，我們卻有理由對此表示不那么樂觀。

　　張海超因為從事有害作業(yè)3年多，懷疑自己患了“塵肺病”而去求醫(yī)。當鄭州、北京多家大醫(yī)院都診斷他的確是“塵肺”，而決定其命運的鄭州市職業(yè)病防治所卻只認定“肺結核”，他多方求助無門，被逼無奈，做出了“開胸驗肺”的切膚痛心之舉。盡管現在變成了多方介入，問題解決有望，我們仍然有如下幾點疑問。

　　疑問之一，當初張海超“多方求助無門”，都包括哪些“方”？為什么求而無“門”？“有關方面”是否應該承擔某些責任？現在介入的各方，有沒有當初的拒絕者？對此又做何表示？即使張海超的問題解決了，以后還會不會發(fā)生類似“求助無門”的現象？

　　疑問之二，張海超“面對的是一家大企業(yè)”，這是一家什么企業(yè)？是否建立了工會組織？有工會發(fā)揮了什么作用？無工會的原因何在？在這家企業(yè)中，還有多少類似張海超的職業(yè)病受害者？他們能否得到類似張海超的救助？

　　疑問之三，張海超是否“塵肺病”，并不因為多方介入而變得容易確認，仍然需要得到指定機構和指定程序的最終鑒定。那么，如果職業(yè)病防治所堅持過去的結論，“多方介入”又能如何？如果迫于某種壓力而改變結論，又是否可以成為今后援引的案例？

　　疑問之四，張海超之所以“開胸驗肺”，與《職業(yè)病防治法》有關規(guī)定的不合理、難操作以及有漏洞直接關聯，現在，“經過協調，復診或鑒定都不再需要企業(yè)提供有關證明”了，但如果“繞不過去的”職防所堅持“依法辦事”，其結果又會如何？

　　疑問之五，張海超以切膚之痛引起社會關注，如果因為“多方介入”而“破例”解決，對于張海超固然是欣喜，但會不會又掩蓋了深層次問題？如果有關方面不能從張海超的個案中引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解決途徑，這個“多方介入”豈不僅僅是一次“應急管理”？

　　因為有了上述疑問，所以我們對“多方介入”的結果不敢過于樂觀。

　　雖然張海超“開胸驗肺”屬于極端個案，但他的遭遇卻有相當的代表性，反映了職工維權之難。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幾年前就有報道稱，目前我國受到各種職業(yè)病侵害的職工人數已經過億，這是一個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張海超事件具有普遍意義。張海超本人也多次表示，他不愿接受“變通”之舉，而是需要“合理合法”、“有法律效力”的解決。“既為自己的將來，也為了其他有相同經歷的工友”。

　　“開胸驗肺”的個案揭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重重難點和癥結，顯然，有關方面應該舉一反三，從中尋找徹底解決類似問題的方法與途徑。而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條，就是對《職業(yè)病防治法》的修訂與完善。因為，黨、政府、工會的作為都不能逾越法律，“多方介入”也必須依法辦事，過多地寄希望于“多方介入”解決問題，仍然有“人治”之嫌。我們期待，通過“開胸驗肺”事件，能夠從法治途徑徹底解決事關億萬職工的職業(yè)病防治問題。

　　從長遠計，為更多職工想，我們不苛望“最短時間內”，但求“一個滿意的答復”；不僅僅是對“當事人”，而且適用于所有勞動者。(張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