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衛生部等五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其中增設的“藥事服務費”招致質疑。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接受采訪時認為，“藥事服務費”是變相的“以藥養醫”。(據2月24日《羊城晚報》報道)

　　廖新波透露，現在還沒有地方執行“藥事服務費”，如何收也沒有一個標準。所以，這更應該是一種預先判斷。在筆者看來，從積極的角度出發，不妨將之看做一種警告。就是說，收“藥事服務費”最可能引發的風險就是，在醫改實施中，因為相關利益的驅使，增設“藥事服務費”最后很可能變成一種換湯不換藥的“以藥養醫”，公眾不合理的就醫負擔就難以真正降下來。

　　這當中的道理其實并不復雜，“藥事服務費”無論按哪種形式收取，都必然和處方、藥物掛上鉤。只要開出的藥物越多，或處方越多，醫療機構收取的“藥事服務費”就越多。實際上，這正是人們質疑的根源所在。

　　眾所周知，衛生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從這個角度而言，衛生管理的具體對象有兩個，一是藥物，一是醫生。醫療衛生改革與政策設計，都應當圍繞這兩個基本對象展開。在一些公共衛生事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及地區，政府部門對藥物的管理相當嚴格，他們有一整套的藥物使用規范監督程序，來保證處方、藥物不會輕易被濫用。比如在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對待同樣癥狀與同一種疾病，每家醫療機構使用的藥物基本是相同的。醫生一旦因違法收取藥物回扣，從藥物中牟取不正當的利益，就會受到包括吊銷執業證書在內的嚴懲。這種制約使醫生不得不放棄藥物帶來的不正當利益，使藥物不被濫用有了強有力的保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顯然，要避免這一新政策異化為公眾深惡痛絕的“以藥養醫”潛規則，不能脫離一定的前提，或者說需要相關配套制度的跟進。筆者認為，收取“藥事服務費”的關鍵前提，就是要采取強有力的監管手段，同時設置合理嚴密的醫療程序，來保證藥物不被濫用。沒有了藥物的濫用，一切藥物的使用都是因醫療所需，而非不正當利益驅使，那也就無所謂“以藥養醫”了。(吳 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