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富士康總裁郭臺銘邀請了海內外的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及精神病學等方面專家到富士康“會診”，尋找擺脫“連跳”陰影的出路。作為富士康邀請的社會心理學專家，彭凱平教授在分析“連跳”背后的原因時，呼吁社會不僅要關注逝者，更要關注我們身邊99% 以上的健康人的心理衛(wèi)生問題。

　　- 本期心理沙龍嘉賓

　　彭凱平，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伯克利加州大學心理學系終身教授

　　“我認為社會關系疏離是自殺主因”

　　新京報：聽說您才從深圳回來，您22日參加的“富士康專家會診”，有沒有什么一致的說法？

　　彭凱平：說“會診”其實是不太確切的。我個人認為，富士康的問題是企業(yè)轉型中的心理危機問題，具普遍性，不是簡單的心理、病理問題。所以，我們這次，并不是去給富士康員工做心理診斷的，而是讓大家從事件中得到教育，從(已發(fā)生的)負面的行為思維中，發(fā)現正面的榜樣。

　　新京報：您在富士康員工中有沒有發(fā)現正面的榜樣呢？他們表現得都怎么樣？

　　彭凱平：我在富士康就看到有非�？鞓返膯T工，小姑娘小伙子們成群結伙地往外走。事實上，大部分的跳樓者在富士康工作的時間都比較短，最多一年半，最少兩三個月，如果說工作壓力，肯定不比老員工更大。我覺得，“跳樓”還是由不適應，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這種心理落差主要表現為：第一，從農村到城市的心理落差，以為來到了大城市，但密集的勞動讓他們看到城市卻感受不到城市；第二，家庭到社會的落差，從家庭的保護到自力更生；從保護的、尊重的心理環(huán)境到批評的、管制的心理環(huán)境的落差；從社會支持的關系網絡到沒有任何支持的關系網絡間的落差。

　　現代社會學創(chuàng)始人愛米爾·杜爾凱姆認為，自殺既不取決于經濟基礎，也不完全由家庭背景決定，相反，社會關系的親疏是造成自殺的最主要原因。外出打工者從熟悉的農村環(huán)境走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環(huán)境中，這種變遷造成了與先前關系的分離，其本質還是社會關系的隔離。而一系列的跳樓事件，就是社會劇變引發(fā)的心理沖突的集中表現。所以說，防止惡性自殺事件，應該是社會學和心理學一起來做的事情。

　　新京報：有心理咨詢師認為從農村到城市務工的年輕人因為不能適應城市環(huán)境而產生的 “心理隔斷期”是他們自殺的一個誘因。您覺得“心理隔斷期”具體而言指的是什么？您對這種說法持什么態(tài)度？

　　彭凱平：心理隔斷期？確切的說法應該是“心理斷乳期”吧？這種說法來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我個人是不太認可這種說法的。因為“心理斷乳期”強調從個人內心世界尋找問題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會因素的影響。這個學說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太悲觀，把人看得太脆弱。實際上人的內心往往比我們想象的要堅強。

　　單純的言語安慰可能讓抑郁者陷得更深

　　新京報：當身邊的親友出現這些前兆的時候我們又應該怎么做？

　　彭凱平：當身邊的人心理狀態(tài)出現問題，表現出以上的那些征兆時，作為親友要采取合理的處理方式。首先是不要只是用言語安慰，這樣的安慰往往是沒有效果的，還可能會讓他陷得更深。這時候要做的應該是讓他從自己的思維世界里跳出來，進入社會和工作中來。通過與社會的接觸轉移他的注意力，度過心理危機。

　　第二，一定要找心理醫(yī)生。有病看大夫是正常的科學態(tài)度，沒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

　　其次，在交流的過程中，不要帶著某種角色跟他交流，而是要采取平等的交流方式。在中國的社會關系中，“角色”觀念非常重要。人們總是習慣于扮演一些角色，比如“官員”、“教授”、“平民”等等。工廠里一些管理人員在和工人交流的時候，往往會扮演“公司管理層”這樣的角色，而工人自然被定義為“被管理者”，這樣的交流是很無力的。中國古語中有一句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便是平時再嚴厲，在員工向你尋求幫助的時候也要以人和人的交流為前提，感受他的感受，體會他的內心世界，幫助他走過心理危機。

　　新京報：密集的勞動會使人產生很大的壓力，當勞動不可避免的時候，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幫助緩解壓力？

　　彭凱平：當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更應該學會利用僅有的休息時間充分地放松。當有時間休息的時候，要進行一些有組織的娛樂，要和周圍的人有心靈的溝通。比如說一起打打球，就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方式。人在進行體育運動的時候，大腦分泌的多巴胺對調整精神狀態(tài)很有幫助。運動還可以刺激興奮和獎勵神經中樞，讓人的身心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放松。讀本有意思的小說也是減壓的好辦法，書寫得好玩好讀才是好書，從書本中轉移注意力，讓自己的精神得到放松，這樣對于緩解壓力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參加社會活動可以減少從眾行為

　　新京報：對于富士康事件，有的專家提出“羊群效應”的概念，認為心理狀態(tài)是會相互傳染的。那怎樣做才能避免被傳染呢？

　　彭凱平：“羊群效應”實際上就是一種大眾的“從眾行為”。這種現象原本是經濟學的一種說法，最典型的表現是股市投資上的跟風，現在也指社會上一些人被他人所感染做出可能違背自己意愿的事。面對這種社會的感染，最好的抵御辦法是要靠社會體制設計。就拿投資來說，個人投資者更容易出現跟風的從眾行為，而機構投資相對而言“羊群效應”要少，這不是機構投資者更聰明，而是因為機構的制度設計所限制。我們不能把自己當成單一的個體，要把自己看作是社會的公民。面對社會事件我們不能僅僅當看客，要讓自己自覺自愿地參加到社會活動中去。人一旦融入機構和體制中，從眾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新京報：在發(fā)生極端行為之前往往會有一些前兆，您覺得我們怎么判斷哪些行為是極端行為的前兆？

　　彭凱平：極端行為的前兆往往表現為偏執(zhí)的意識、固執(zhí)的行為、不與外界交流、悲傷的情緒，失眠，厭食，分心，衣冠不整，不注意個人衛(wèi)生，等等。偏執(zhí)的意識指的是對于某一個想法特別執(zhí)著，總認為是自己想的那樣。這在近期發(fā)生的很多社會心理極端行為中都有出現。固執(zhí)的行為就是不吃不喝，或者光做一件事情。這樣的表現也是可能發(fā)生極端行為的征兆。保持沉默，不愿意和別人交流，甚至有人會控制不住自己放聲哭泣。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情況下，做出極端行為者都會在行動前對家人有所交待，但很多時候家人接收到這樣的信息時沒能適當地處理，最后也沒能阻止悲劇的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