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拿藥品回扣450億元,過度醫療浪費1800億元
什么藥能治中國醫生的“病”
醫生抱怨政府投入不夠,自己是體制的替罪羊
看病離不開醫生,醫改也離不開醫生。然而,在本次醫改中,醫生總體上是被動而沉默的。這不是說他們沒有話講,也不是他們沒有問題講。事實上,正如一些評論所說,中國的醫療體制“病”了,體制中的醫生也跟著被傳染著。什么藥能治中國醫生的“病”?兩會上,委員們議論紛紛。
管住醫生的處方筆,“回扣”不容回避
“現在的大環境是,不拿回扣的醫生在科室、在醫院就會成為‘另類’,因此只要有人送,誰都敢拿。”全國政協委員、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重華說,盡管各方都刻意不提及,但是醫療體制改革不應回避醫院中各種名目的“回扣”,管不住醫生的處方筆,看病貴的現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據陳重華了解,藥品回扣,按醫藥行業的潛規則,是藥品零售價的20%~25%,即使保守一點,按15%計,全國一年的藥品回扣額也達450億元之巨。如果算上在回扣驅使下所開不該用藥的金額,那將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各種檢查所用的耗材、試劑也是如此。
陳重華舉了浙江某市的一個例子。該市CR設備招標,竟出現投標價負7萬元的怪事,但隨之而來的是連續幾年必須使用該廠耗材的協議條款。這明擺著是將設備款轉移到耗材中去。如果沒有足夠的耗材回扣,這種耗材的使用量就不可能達到廠家獲得相應利潤的可能。
高值耗材,尤其是植入性耗材,更是回扣驚人。衛生部組織高值耗材招標后,浙江一醫院某科室,再與廠家談,明言要把應給醫生的回扣統一交給醫院,僅此一個舉措,價格就在招標價基礎上,下跌了25%~30%。這就意味著沒有這樣做的醫院,醫生每用一件這樣的耗材,回扣可達 2000~3000元。
“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做到合理施治嗎?怎能不過度醫療?醫療費用又怎么能得到控制?”陳重華采用了一個專家的估計,每年不合理施治所耗費的醫療費用,保守計算也要達到總費用的三成以上,即全國的總額應在1800億~2000億元之間。
陳重華以為,這么嚴重的形勢,僅僅靠藥品、耗材的招標是不能改變的,衛生部高值耗材的招標就是實證;靠虎頭蛇尾的反商業賄賂也是難以解決的,這一點早由愈演愈烈的回扣風所證實。
他建議,回扣風勁是長期以來人們默認的結果,是只懲罰受賄者,不懲罰行賄者的結果,有必要嚴格按刑法的規定,嚴懲雙方。唯此,才能從源頭上有減少回扣的可能。同時,衛生監督部門應在規范臨床路徑上多下工夫。之前,這方面雖有舉措但大都未落實。衛生部在《處方管理辦法》中規定“醫療機構應當根據本機構性質、功能、任務,制定藥品處方集”,可是頒令三年,卻未見一家醫院實行。
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王國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醫生拿回扣肯定是有的,也是不對的,但是至于到了什么程度,他不是很清楚。說到原因,既有體制上的,比如以藥養醫的長期實行;也有個人道德品質上的。“現在醫改搞醫藥分家,再加上其他措施,我相信會逐漸好轉的。”
眼里只有錢的醫生肯定不是好醫生
“光靠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如果一個醫生眼睛就盯在錢上,那他肯定不是也當不成一個好醫生。”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告訴記者,想到醫改就是加大政府投入的看法是不對的,如果調動不了醫生的積極性,“錢給多了,反而更糟糕”。
長期以來,醫生的收入始終是一個難分難解的話題。根據自身的經驗和輿論的孕化,公眾傾向于認為醫生是開大處方、大檢查的“白狼”,進醫院都得大著膽子、精力集中方能免于被宰;按照賬面的工資和收入,醫生們則抱怨說,醫療服務費幾十年不漲價,一個醫生的掛號單只有區區幾塊錢,對不起自己多年的學習和辛苦的勞動,沒有更高的待遇怎么可能笑著干活兒?
在全國政協醫衛組的討論上,醫衛界代表強調最多的就是政府的投入。他們認為,醫療界諸多怪現象,比如大處方、大檢查,跟政府沒有擔當起責任有關,財政投入不足更是難脫干系。病人感覺看病貴、看病難,不應該把責任全推到醫生頭上,醫生只是體制的替罪羊。想要牛干活兒又不給牛吃草,天下沒有這樣的事兒。何況,以藥養醫是原來的國家政策,利用市場手段發展醫療資源是政府默許甚至推動的。如今要公益性,要讓病人舒服地看病,政府就該拿出更多票子來。
黃潔夫認為,這是委員們代表醫生在發牢騷,未必當真。如果僅僅以錢而論,投入多少合適?醫生收入多高才行?“錢多少也不嫌多,李嘉誠也是缺錢的,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他說,美國人每人每年醫療費用7000多美元,是中國人的幾十倍,但是結果仍然不能令人滿意;毛澤東時代,中國醫療投入寥寥,可是它帶給中國人的服務和保障舉世為之嘆服。“醫生們只喊投入,說明他們的積極性還沒有調動起來。”
如何調動醫生的積極性?黃潔夫說,只用錢來調動積極性是不靠譜兒的,因為現實中并不是誰錢越多越幸福、官兒愈大愈快樂。何況,當初在擇業的時候,大家肯定不是為了賺大錢才當醫生,否則應該選擇商學院或者去賣房子。一個醫學生進校門第一件事就是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為患者福祉服務上。“我覺得三方面要滿足:第一,社會的尊重和認同;第二,能安居樂業體面生活;第三,有職業發展空間。”
目前,醫患關系非常緊張,社會言論對醫生的壓力很大,醫生無法從自己的職業中找到成就感和榮譽感。人們對醫生、醫學存在不少的誤解。如果能夠改善執業環境,讓醫生覺得自己很體面、對社會很有用處,讓有醫生的家庭感到光榮,那么這是多少錢都買不到的激勵。
“財政的錢也是老百姓交的稅,政府自己是沒有錢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當然,我也希望財政多關照醫療,但是我不認為,只要投入多了醫改就能成功。調動600萬名醫生的積極性,這也許比幾百億投入還要來得管用。”黃潔夫說。
培養不出好醫生,看病不是貴而是懸
“我1961年上大學,醫學實驗動物是狗;等到我的學生,實驗動物是兔子;等到學生的學生,實驗動物是老鼠。從大變小。然而,實驗小組卻是由小變大。我學習時,做解剖是兩個人一個小組;現在是20個人看多媒體,完全沒有生命概念。”全國政協委員、吉林大學醫學部學位委員會主任遲寶榮對記者說,醫療改革固然要呼吁政府多投入,以解決看病貴的問題,但是更要關注存在諸多問題的醫學教育,否則,培養不出好醫生,“看病就不是貴了,而是懸了”。
“醫學生和醫生,一字之差,卻是醫學教育的重要責任。”遲寶榮說,目前,高校特別是地方所屬的醫學院校的教學資源、師資隊伍、師生比例、生均經費不足,教學質量已經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新的形勢下,如何完成從醫學生到醫生的關鍵跳躍已經成為必須關注的大問題。
遲寶榮認為,目前醫學教育仍存在很多問題,其中最麻煩的是醫學生的生產實習時間和內容難以保證。生產實習是醫學生在校教育的最后一年,不僅是學生理論知識與臨床實踐的結合,更是醫生職業道德培養的重要階段。然而,那時的醫學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究生,根本難以安心實習,長此以往,必然影響我國執業醫師合格率。“現在苗頭已經露出來了:有些醫學畢業生學歷很高,理論水平不錯,可是看起病來卻什么都不會,當醫生可不能眼高手低啊。”
遲寶榮建議,國家必須完善醫學人才模式,實施素質教育,加強實踐教育的環節,加強對基層醫務人員的繼續教育,增加他們的培訓機會,真正提高他們對群眾的救治能力。“隨著政府投入加大,醫療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看病貴的矛盾將會慢慢得以改觀。我擔心的是,如果沒有合格的醫生,那么就是有錢,又能怎么樣呢?”(記者 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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