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日是第二十一個世界艾滋病日，新一輪以“遏制艾滋、履行承諾”為主題的防艾全民戰爭打響。云南省各界以不同形式掀起防艾主題宣傳活動，本月和下月已被定為云南省“新一輪防治艾滋病人民戰爭宣傳月”，有關部門在昆明市各個廣場進行了大規模的防艾知識宣傳活動，圖為昆明市民駐足于防艾知識宣傳欄前，學習防艾知識。 中新社發 楊洋 攝

　　孟林面前的桌子上擺放著一個藥盒。10點整，鈴聲響了，孟林站起身來，“對不起，我吃藥的時間到了。”

　　孟林從藥盒里拿出兩種藥丸，一種是黃色，一種是藍色，就著開水服下。“一天兩次,要準時。”他說。

　　十多年來，孟林就是用這種方式，頑強地抵抗著身體內病毒的襲擊，也提醒著自己的特殊身份——艾滋病人。

　　除了藥物副作用和工作壓力導致略顯黑瘦外，孟林外表看來與常人無異。然而，作為北京“愛之方舟”感染者信息支持組織的負責人，孟林比許多普通人更為忙碌——每月出差到4至6個省市，參加大大小小的會議，辦網站，寫博客，編雜志，接受采訪或者約見病友……恰值不惑之年的他，對進出的每個人都報以謙和友好的微笑。

　　“我來講講我的故事吧。”孟林說，聲音始終低沉而壓抑。

　　中國活得最久的艾滋病人

　　除夕夜，他被趕出了家門，“自生自滅”。 他目睹了身邊病友的離世：沒有親人，沒有醫護，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能有個氧氣瓶就已經很好了”。

　　孟林是1995年底被確診感染艾滋病的。早在那之前數年，他身邊已有朋友因艾滋病離世。“我這一輩子，與艾滋病斗爭了13年，卻與艾滋病的恐懼斗爭了20年。”

　　13年前，無論在中國還是全世界，艾滋病的治療水平與知識普及都遠不及今日。1996年初，當孟林拖著腹瀉、皮疹和全身淋巴腫大的病體來到北京佑安醫院就診時，得到的答復是四個字：無藥可治。

　　其時，那個后來被譽為“雞尾酒療法之父”的美籍華人何大一，還在實驗室里緊張地進行著研究。而在佑安醫院，這家中國著名的傳染病醫院，尚未建立專門的艾滋病科室，更遑論病房。

　　幸而佑安醫院決定開展一個由徐蓮芝醫生主持的中藥抗病毒實驗，將太平間旁邊幾間原本用于收治麻風病人的平房用作臨時病房，于是，孟林與其他幾名艾滋病人一起住了進來。那是一排陰暗低矮的房子，在當時卻意味著希望和生機。

　　3個月的治療成效不錯。更為幸運的是，幾個月之后，大洋彼岸傳來喜訊，雞尾酒療法問世。在國內尚買不到藥的情況下，1997年初，徐蓮芝幫助孟林聯系到了一名美國醫生，并采購到一些藥物，孟林幸運地成為國內最早一批用上雞尾酒療法的病人。“遇到徐阿姨，是我一生的幸運。”孟林說。

　　正是徐蓮芝幫助孟林走過了那段最為灰暗的時光。孟林永遠不會忘記，1996年除夕，當他鼓足勇氣向家人坦白自己的病情后，便被趕出了家門“自生自滅”。那個萬家團圓的深夜，他卻獨自淚灑街頭。從那時起，孟林就再也沒有回過家。“那種顛覆的感覺刻骨銘心。”

　　那幾年，就連許多醫生也對艾滋病抱有不恰當的恐懼。住院期間，“血常規、胸片等很普通的檢查項目醫院都不肯做。多數情況下，醫生只是拿著一個聽診器來看看。”每到晚上，為防止這些病人“跑出去危害社會”，醫院會將他們反鎖在屋內。

　　孟林目睹了身邊一些病友的離世：沒有親人，沒有醫護，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能有個氧氣瓶就已經很好了”。這樣的情景一再重現，給孟林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對生的留戀，對死亡的恐懼和對親情的渴望，交織在這個當時只有20多歲的年輕人心頭，令他幾近崩潰。

　　是徐蓮芝大夫將他拉了回來。無論是治療還是生活，這位慈祥如母的傳染病專家給了孟林最大的關懷。1996年5月12日是孟林的生日，徐蓮芝在送給他的一張卡片上這樣寫道：

　　“為兒喚起心中的彩虹，送上慈母的深深祝福，祝兒生日快樂！健康愉快，歲歲平安！”落款為“母親”。

　　這張卡片至今放在孟林的辦公桌上，用相框精心封裝。他在貝利馬丁獎的獲獎感言中深情地回憶起這段經歷：“……我出來為其他病友做了一點點事情，不為別的，只為媽媽想起有個叫孟林的兒子時，她感到自豪！”

　　“呼吸就有希望”，在與病魔斗爭13年后，孟林將這句話作為自己博客的標題,他也已經成為國內發病后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

　　逼出來的志愿者

　　“顛覆”又一次降臨。他長期苦心經營的“雙面人”生活被擊碎。電話幾乎被打爆，朋友們的質問、責怪紛至沓來。如今，“北京孟哥”已經成為艾滋病人圈子中頗具名氣的人物。

　　2003年，國家啟動包括免費抗病毒藥物的發放、免費病毒抗體初篩、提供救治關懷等在內的“四免一關懷”行動，讓艾滋病感染者看到了生的希望。

　　“現在的情況比起那時不知好了多少倍。”孟林說。十幾年來，他親歷了中國艾滋病防治體系從無到有艱難前行的幾乎每一個步驟，也親歷了社會對于艾滋病的認識由歧視到相對寬容的點點滴滴。

　　2003年起，陸續有相關方面找到孟林，希望他作為一個“過來人”向剛剛開始接受免費治療的病人們“現身說法”，起初都被他拒絕。那個時候，他運營著自己的一家公司，也以此支撐著自己高昂的醫藥費用。公司里和朋友圈中，沒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人。“我只想清清靜靜地過日子。”

　　直到2004年10月，國家某專門從事艾滋病防治的機構找到孟林，想讓他在“全國艾滋病信息資源網”中負責一個名為“愛之方舟”的論壇，與病人做在線交流，他答應了。

　　論壇的工作地點最初設在這家機構。孟林到那里去了幾次，一開始感覺不錯。然而不久，一天午飯時間，他向別人問詢食堂的地點，得到的回答竟是“你不能在這里吃飯”。

　　一個專門從事艾滋病防治的國家級機構竟然無法容忍與病人共餐，這讓敏感的孟林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一氣之下，他選擇離開。

　　不過，“愛之方舟”論壇的工作，孟林一直堅持了下來。2005年起，在一些專家幫助下，孟林和他的小組在佑安醫院感染科病房內找了新的工作地點，在這里，他編輯《我們的聲音》雜志，并將“愛之方舟”逐步擴展為一個幫助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獲取信息、相互聯系的自助組織。

　　平靜的生活沒能維持長久。“顛覆”，在2005年底又一次發生。

　　在一次感染者攝影展上，孟林一分多鐘的發言鏡頭被一家電視臺在沒有任何處理的情況下播出，他長期苦心經營的“雙面人”生活被擊碎。電話幾乎被打爆，朋友們的質問、責怪紛至沓來，“你為什么欺騙我們？”

　　孟林無力回應。他關掉了原來的手機，也關掉了公司。這次事件成為孟林邁向一名專職艾滋病工作志愿者的轉折點。

　　“聰明、有腦子，有水平。”1996年起便與孟林相識的隋雪英護士，這樣評價孟林。

　　近4年來，孟林他們組織了多次主題研討，幫助全國各地建立起近40個感染者互助小組，如今還承擔著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秘書處的日常工作。“北京孟哥”已經成為艾滋病人圈子中頗具名氣的人物。

　　經常會有各地病人來找他，他都一如既往地給予幫助。“我是一個不會拒絕的人。因為我經歷過。”今年年初，病友紫陽患上了隱球菌性腦膜炎，病情惡化且治療費用高昂，孟林通過博客、郵件和各地組織發起呼救，前后籌款近十萬元，幫助紫陽渡過了難關。

　　孟林給自己的“愛之方舟”提出的工作目標為：社區能力建設、政策倡導、促進中國感染者工作網絡化建設。“實踐證明，感染者組織在參與政府主導的艾滋病防治體系中，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他說。

　　目前，孟林正在為二線藥物的引進和普及奔走呼號。國際上用于艾滋病治療的抗病毒藥物共有28種，根據效力和價格的不同，分為一線、二線、三線藥物。2003年起，我國開始對艾滋病人提供免費藥物，常見的6種都是一線藥物，對于那些早期服藥的人，耐藥性已經開始顯現，更換二線藥物刻不容緩。但藥物的升級，不僅意味著價格的大幅上升，還包括來自國外藥企知識產權的阻力。

　　孟林呼吁，必要時及時啟動強制仿制程序。“當前情形已經到了萬分緊迫的時刻，許多病人再一次站在生死線上。”

　　當慕容楓碰上孟林

　　那些回憶如同刀子，一次次剖開他的傷口。“說實話，我不愿講我自己的故事。但只要聽眾愿意聽，我就會講下去。我希望這可以讓他們看到一名感染者的真實一面。”

　　與孟林不同，來自河北的慕容楓，從噩夢開始的那一刻便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2005年初，一次單位組織的無償獻血中，他被查出HIV陽性。未等市疾控中心來作確認，血站就將他患病的消息透露了出去。

　　慕容楓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懂得了什么叫人言可畏。他患病的消息在幾個小時內傳遍了單位和社區。同事相見，遠遠地躲著他走，社區的網站上，竟然有人將他的信息貼出來，警告大家“這個人有艾滋病，離他遠一點。”

　　在這之前，他是當地機關的一名干部。市里的青年突擊手，省里的優秀團務干部，掛滿光環的他前程一片光明。艾滋病擊碎了這一切。

　　出于保護他的目的，市疾控中心醫生好心地對他說：“要不幫你出一個證明辟謠吧，就說你其實是乙肝大三陽，你還可以繼續上班。”慕容楓拒絕了。

　　在那之后的一年中，他同每一個感染者的最初階段一樣，恐懼、抑郁和絕望。幸而家人沒有拒絕他。開明的父母不僅接納了兒子，也接納了兒子的病友。由于被暴露，一些病人開始悄悄與他聯系，他的家逐漸成為病友們的聚集點。在這樣的交流中，他漸漸接受了現實，決定勇敢地站出來做點什么。

　　2007年3月，慕容楓通過一名病友認識了孟林，二人第一次打電話就聊了40多分鐘。電話彼端孟林傳遞的信息讓他興奮不已，“忽然發現北京還有這么大的組織，這么好的資源”。在與身邊感染者商量后，慕容楓決定成立“愛之光”感染者互助社區，寓意希望每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能生活在愛的陽光下。即刻，他動身去了北京。

　　他在北京郊區通州租了間房子，大約半年的時間里，參加了北京所有他能得到消息的培訓和活動。在一次次交流和聽講中，他開闊了眼界，也大大減少了對于艾滋病的恐懼。他決定用這些知識來幫助其他病友。2007年夏天起，慕容楓在孟林和北京佑安醫院福燕護士長的幫助下，陸續為幾十名病友建立了免費檢測關系。11月，他又回到河北搞了一個治療培訓班，25個人參加，效果不錯。

　　從2008年開始，除了做好感染者治療關懷外，慕容楓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對普通人群推行艾滋病知識普及和消除歧視宣傳上。他開始頻繁出入社區與學校，在全國做了幾十場演講和宣傳。每到一處，他都先以志愿者身份向人們宣傳，再以感染者身份與人們進行交流。即使在出租車上，慕容楓也從來不避諱與艾滋病相關的話題。

　　“我意識到，如果我們總是把自己封閉起來，社會就不可能了解我們，真正理解和幫助我們。總要有人站出來，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

　　每到一處，慕容楓被問及最多的問題是：“講講你患病的故事吧。”

　　面對提問者好奇的目光，慕容楓會耐心地、一點一點地從頭講起。他總是帶著陽光般的笑容告訴觀眾，“艾滋病，只是意味著我們的血液和別人不同，我們同樣可以做出對社會有用的事，同樣可以堅強、健康和快樂地生活！”

　　事實上每講一次，他都會哭一次。那些回憶如同刀子，一次次剖開他的傷口。

　　“說實話，我不愿講我自己的故事。但只要聽眾愿意聽，我就會講下去。我希望這可以讓他們看到一名感染者的真實一面。”

　　說這話時，剛過30歲的慕容楓滿臉燦爛，卻燦爛得讓人心痛。

　　歧視，不可承受之重

　　更多的歧視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一名大學生感染者在北京打工，老家的縣級疾控中心的人，開著消毒車全副武裝沖到他家，進行全面消毒

　　孟林與慕容楓，兩個不同年齡、不同閱歷的“草根”，因為同一種病毒，面臨著相似的境遇。“反歧視”是兩個人共同提及最多的字眼。

　　切身經歷讓他們對此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反歧視遠遠不及一個握手，一個擁抱那么簡單。”

　　孟林的父親遷墳，他不能與家人一起走，他租了一輛車遠遠跟在后面，直到所有人都走了，才敢上前。作為兒子，他連觸摸一下骨灰盒的權利都沒有。

　　慕容楓的妹妹結婚，作為哥哥的他卻不敢出現在婚禮現場。他甚至不允許父親向外人提起有這個兒子。

　　“與世界上很多傳染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相比，艾滋病的治療情況甚至還要優越許多。艾滋病作為絕癥之‘絕’，往往不是絕了‘命’，而是絕了‘情’。”一名志愿者在“愛之方舟”的內部通訊上這樣寫道。

　　更多的歧視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手術難，就是艾滋病感染者面臨的諸多困境之一。

　　按照有關規定，各地傳染病醫院是收治艾滋病人的專門性醫院，但傳染病醫院畢竟不是綜合性醫院，一些特殊的治療手段和手術條件并不具備，而普通醫院則往往將HIV陽性者的手術拒之門外。

　　2008年春節，孟林的一名病友在放鞭炮時不慎傷到眼睛，急需手術治療卻四處碰壁。幾經波折，一家以收治艾滋病人為特色的著名醫院終于同意為其手術，但前提是病人必須配合電視臺做直播宣傳。

　　病人猶豫了，“我暴露了倒沒什么，但我還有一個上小學的孩子啊……”手術前的一天下午，病人接到通知，手術取消。

　　無奈之下，病人只得通過私人關系，由一家傳染病醫院出病床，外請眼科醫生進行手術。但手術器械卻要病人自己四處去買。由于耽擱過久，這名病人的眼睛出現感染，眼球最終被摘除。

　　一些基層衛生部門對待艾滋病的態度還遠遠談不上開明。

　　孟林親歷過這樣的飯局：一名負責衛生工作的基層官員并不知道孟林就是感染者，在飯桌上稱“感染艾滋病的沒一個好東西”。

　　一名大學生感染者畢業后在北京打工，今年夏天查出HIV陽性，老家的縣級疾控中心從聯網信息中得知這一消息，開著消毒車全副武裝沖到他家，進行全面消毒，并對好奇的村民說，“其實是不應該告訴你們的，但是出于保護你們的目的……”

　　慕容楓說，這名感染者目前已經勇敢地走出陰影。但他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給家里打電話，也沒有再回家。

　　“一個病人就會影響一批病人對于社會的態度”，孟林憂心忡忡地說。艾滋病人的特殊身份使他們的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非常弱。反歧視，最重要的是讓這批人獲得平等就醫、就業和就學權利，“不能把他們推向社會的邊緣”。

　　成長中的“草根”

　　面對民政注冊高不可攀的門檻，一些互助社團試圖走工商注冊的路子。“事實上，我們非常愿意在政府的監管下工作，希望讓政府看到我們的努力。”

　　11月26日，孟林與慕容楓一同走上了貝利馬丁獎的領獎臺。

　　2000年，英國慈善家馬丁·哥頓創辦的貝利馬丁基金會設立了這個獎項，用以表彰在中國為艾滋病教育、預防、治療和關懷做出突出貢獻的醫務工作者或醫療機構。8年之后，該獎項首次頒給艾滋病患者。

　　這也是孟林今年以來獲得的第二個獎項。今年9月，他與姚明、李希光等人，共同獲得聯合國艾滋病防治特殊貢獻獎。

　　“感恩不是簡單的報恩，它更是一種責任，自立、自尊和追求一種陽光人生的精神境界。”孟林在獲獎感言中這樣說道。慕容楓則稱，這個獎給了他鼓舞，也讓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不約而同的，孟林與慕容楓都將所得獎金捐獻了出來。前者以個人名義設立了“徐蓮芝獎”，后者則設立了一個“愛之光”基金，用以獎勵那些為艾滋病奔走呼號的人。

　　事實上，他們自己更需要支持。作為完全自發成立的民間互助組織，無論是“愛之方舟”還是“愛之光”，實際運行中都面臨重重困難。

　　首要的問題是資金。目前，國內大多數抗艾民間組織都依靠向政府、國際基金會申請項目維持生存，國內企業和個人捐助極少。這其中，來自國際基金會的資金又占了相當比重，他們自嘲為“喝洋奶”。

　　但現實中，“洋奶”并不好喝。“我們是在協助政府做事情，協助政府做宣傳，逐步贏得當地政府的理解和接納。”慕容楓在接受采訪過程中反復強調這一點。

　　但對于大多數草根組織而言，目前甚至無法實現身份的社會認同。我國相關法律規定，民間社團要在民政局完成注冊，就必須找到局級以上主管單位，擁有固定辦公地點，但鮮有單位愿意為一群艾滋病人的自發群體承擔責任。

　　面對高不可攀的門檻，一些互助社團試圖走工商注冊的路子。上個月，“愛之方舟”剛剛完成工商注冊。“但這意味著我們每收到一筆捐助或拉來一筆資金，就要交納相應稅款。”孟林說道，“事實上，我們非常愿意在政府的監管下工作，希望政府能看到我們的努力。”

　　孟林說，未來幾年里，他計劃寫三本書。一本是“百名艾滋病感染者訪談錄”，計劃通過對一批感染者的訪談，真實反映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歷史、現狀和困境。第二本是“中國艾滋病感染者草根組織發展簡史”，通過對草根組織的深度訪談，反映出這些群體的現狀，為有關部門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第三本則是“感染者權益維護手冊”，要從政策法規、倫理等各方面為HIV陽性人群提供系統幫助。

　　“無論如何，我希望為社會留下一些資料，相信多年后，這些資料不僅僅記錄下中國抗擊艾滋病的歷史，也將成為研究中國公民社會早期發展的有益參考。”

　　孟林說出這句話時，神情像極了一名社會學者。（記者 王舒懷 李 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