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發燒上協和”要成為過去時了。近日，北京市衛生局負責人表示，未來兩年內要普及常見病、多發病的社區首診，否則醫保不予報銷。

　　此舉一出，立刻引起了大家的關注。有人認為這將改變大醫院“夜不歸宿掛號忙”的現狀，“大病去醫院，小病去社區”無疑是解決“看病難”的有力保障；可也有不少人由于質疑社區醫院的服務水準，認為首診先去社區剝奪了百姓看病的選擇權，“是拿人命開玩笑”。

　　寧可自費，也不愿去社區？

　　“以后去社區醫院看病能報銷70%了！”65歲的吳奶奶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喜不自禁，“掛號不用排隊，醫生也不會三五分鐘就把你打發了。真是件好事啊！”吳奶奶的話贏得了不少“老病號”的共鳴。慢性病病人因為經常要去醫院拿藥、隨診，因此社區醫院方便、省錢的特性正合了他們的心意。

　　可吳奶奶的兒子小李聽到消息后，擔憂之情溢于言表。“能省錢自然好，可以后去大醫院看病就更難了啊。再說了，現在社區醫院，設備不齊全、好藥也用不上，怎么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呢？”和小李一樣，不信任社區醫療的人不在少數。很多人都說，哪怕大醫院一分報不了，也樂意去那自己掏腰包。

　　即使是一些醫務工作者對此也并不樂觀。“讓社區醫院更好地發揮基礎服務的功能，對綜合醫院的醫生來說自然是好事，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課題研究上，治愈更多的疾病也就指日可待了。”一位三甲醫院的科室主任告訴記者：“可醫學是非常復雜的事，很多大病開始時癥狀很輕微，如果因為在社區醫院首診而被耽誤了病情，誰來負這個責任？因此，常見病、多發病如何界定，是否需要急診如何判斷，能否順利、及時地轉診恐怕都是問題。”

　　社區首診提高就醫效率

　　事實上，理想中方便、快捷、經濟的社區醫療模式，給老百姓帶來的益處是不言而喻的。

　　“這也是實行這項政策的初衷。”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粱萬年在接受《生命時報》記者專訪時說：“常見病、多發病如果在社區就能解決掉，‘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他希望老百姓能理解，“強制社區首診”并不是為了控制老百姓看病。“實際上，八九成上大醫院的病人，是沒必要直接去那的。”

　　粱萬年說，在社區首診其實是很多發達國家的通用做法，就是要控制無序的流動。英國超過90%以上的居民由社區全科醫生提供24小時預防、診斷和初步治療保健服務，除急診外，一般專科治療均需通過全科醫生轉診；在美國，居民有病必須先看家庭醫生或全科醫生，如病情嚴重要去大醫院就診，患者須持有全科醫生的轉診單，直接去大醫院就診，醫療花費將無法報銷。

　　“我也為這項舉措叫好。”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副院長王擁軍毫不猶豫地說，這將極大緩解大醫院的門診負擔，為疑難雜癥的研究診治騰出時間。雖然短期內會影響大醫院的收入，但畢竟“人人看病上協和”并不是值得驕傲的事，而是醫療資源嚴重浪費的表現。“采取行政措施規范就診秩序，分流病人是各國都在做的事，這個方向沒錯！”

　　社區首診好，但不能光靠強制

　　不過，誰也無法否認，如今的社區醫院依然是眼下中國醫療格局中最尷尬的部分，缺乏資金保證、人才流失嚴重、舉步維艱，再加上和社區居民聯系不緊密，從而乏人問津。也因此，有人也讀出了“強制”背后的一份無奈。“之所以現在要強制在社區首診，主要是因為如果‘不強制’，那就恐怕沒人去了。”可是，光靠強制就有用嗎？

　　“要我說，強扭的瓜甜不了。”在中國全科醫學理論主要創建者、資深社區衛生服務專家吳春容看來，新加的這道“關卡”說不準還會惡化醫患矛盾。“你想，要想到大醫院就診，又能報銷的話，就只能通過社區醫護人員開具轉診單，便會產生醫生不愿開，患者硬要開的矛盾，吵架的可能就更多了。”

　　“況且，如果真的強制，大家以后上大醫院看病的成本會越來越高，更不能排除有人為了拿到轉診單給醫生送‘紅包’，部分醫生也可以靠轉診牟取私利，從而滋生新的醫療腐敗行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甲醫院醫生認為。

　　強制大家想要報銷就必須在社區就診，可能會形成壟斷。這是讓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恒鵬更為擔心的問題。“我國絕大多數的社區服務機構都是公立的，它們沒有競爭壓力，不會想各種辦法去提高服務水平，降低成本，其服務質量可想而知！老百姓想要從那里獲得優質的服務，恐怕是難上加難。”

　　如何才能當好“守門人”

　　“病人又不傻，如果社區看病又快又好又方便，為什么不去？想要讓大家把看病先去社區當作‘習慣’，而不是被強制的無奈，還是得看社區醫療服務機構能否提供優質的服務。”北京大學中國醫藥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說。

　　他認為，強制性社區首診的同時，政府也就提高了去大醫院享受高端服務的成本，等于優化了醫療資源，實質上解決了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問題。“國際經驗表明，如果社區醫療服務機構充滿活力，社區醫生素質能力高，有完善的轉診機制等，老百姓會自愿選擇到社區就診的。”

　　但即使是“社區強制首診”的提倡者梁萬年也曾坦言，目前北京全面實行社區首診還面臨一些障礙，主要瓶頸是社區的衛生服務和診療水平，社區醫生和國外的全科醫生、家庭醫生在知識能力結構、培養的方式方法上有較大差距。雖然目前覆蓋北京市城鄉的351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2953個社區衛生服務站已逐步具備預防、診療、追蹤管理居民常見病、多發病的能力，但限于全科醫療對社區醫生的特殊要求，相關工作注定是一個艱巨而漫長的過程。

　　而在劉國恩看來，社區醫院想真正承擔起人們健康“守門人”的重任，首先，必須約束行政機構配置資源的空間，多發揮醫保、社會資源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

　　其次，必須提高社區的醫療水平，吸引更多人才。“在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的情況下，醫學院畢業生為何還不愿到社區去？這與中國醫生只能在一個地方行醫有關。要想吸引高素質人才服務于社區醫療，就應該允許醫生自由執業。”一方面，讓醫生既能通過社區服務創業，又能在大醫院獲得足夠的鍛煉機會，擁有醫生這份職業帶來的前景；另一方面，也讓社區居民不跑遠路就能享受到大醫院的醫療服務水平，如此兩全其美，才可能從根本上發展中國和諧、充滿活力的醫療市場。

　　最后，鼓勵大醫院辦社區醫療服務機構。王擁軍說：“如果社區醫療服務機構是從屬于大醫院的，那大醫院肯定會派更多更好的醫生、管理人員下到社區，這不就能較快幫助他們提高水平了嗎？” （作者：江大紅 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