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翼城二胎化試點20年

　　試行二胎化試點的翼城自2000年以來，人口出生率連續低于10‰，接近零增長

　　本刊記者/楊正蓮(文) 劉震(攝影)

　　2009年1月10日，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中衛鄉人望村農民常茂忠手上夾著一支剛剛點燃的香煙站在自家院中。他看著眼前跳躍的小孫女，不由得心里盤算：“春節過后，再把小女兒嫁出去，這輩子就沒什么可操心的了。”

　　眼下，正到了常茂忠享福的時候。大女兒已經招親，并為常茂忠生育了一個孫女；21歲的小女兒即將出嫁——養育了兩個女兒的常茂忠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父親，差不多就快功德圓滿了。

　　雖然小女兒剛到法定結婚年齡就張羅著嫁人，但常茂忠和大女兒其實都是晚婚晚育的實踐者。這和中國近三十年所倡導的婚育模式，恰巧合拍。

　　與全國其他地方農民不同的是，常茂忠和山西翼城的其他農民生育兩個孩子，都屬于合法生育。山西翼城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許當地農民有條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國大部分人同期只能生育一胎。

　　這個被簡稱為“晚婚晚育加間隔”的政策，自1985年開始在翼城試行至今，已有24年。

　　翼城也曾“一胎化”

　　1979年，26歲的常茂忠終于完婚，他趕上了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

　　常茂忠是穿著打補丁的褲子結婚的，他那時的貧窮和百廢待興的中國并無二致。建立在犧牲和限制農業發展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使得農民普遍處于貧困之中，當時人均糧食占有量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憑票供應。

　　同時，全國有兩千萬人需要安排就業，這個數字相當于中央農辦2009年2月2日公布的、2008年因金融危機而失去工作返鄉的農民工數量。這個龐大隊伍令當時的各級政府深感頭痛。1978年11月全國第一次人口理論討論會上，城鎮青年的就業和待業問題、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問題成為會議的焦點。

　　1979年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是推動全國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會議。“計劃生育搞得好，可以加快四個現代化的進程；搞不好，就要拖四個現代化的后腿�！睍r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說，“要心中有數，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勵生一胎，把人口降下來�！�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認為，計劃生育或者節制生育是工業社會以來人們逐漸形成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中國那時確定的經濟發展目標，已經等不及完全依靠生產力的發展來控制人口。198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50美元，2000年則要達到1000美元。據測算，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要實行更嚴格的一胎政策。

　　1980年2月2日，陳慕華在婚姻、家庭、計劃生育新風尚座談會上講話說：“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農村90%的育齡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到本世紀末，我國總人口才能控制在12億左右�！睍�議認為，把計劃生育工作重點放到抓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上，這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一項戰略任務。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指出：“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自此，各級政府在計生工作中厲行“一胎化”。

　　“那時候的主導思想就是一胎化，我們的弦繃得很緊。”時任翼城縣某鄉鎮一把手的馮才山回憶道：“干部家屬要帶頭做絕育手術，也有覺悟不高不愿意做的，分管計劃生育的副縣長就親自去看望，那時候是理解的要爭取，不理解的也要爭取�！睘榇�，馮才山他們沒有少得罪人，“我們都把這當作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去完成�！�

　　“催糧催款，刮宮引產，別的什么都不管�！瘪T才山苦笑著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當年鄉鎮基層干部的工作。

　　為了計劃生育這個“天大的難事”，各級政府不惜動用各種力量，“只要超生就罰款，強制命令，罰多罰少都沒準兒，家里有什么就抬什么，如果和工作人員發生沖突，公安局就抓人。”時任翼城縣計生辦主任的安斗生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年的工作“盛況”：“縣里、區里干部都下去，大家非常重視�！�

　　這期間，1980年10月，常茂忠的大女兒出生，取名“常偉”，常茂忠想著，要再生一個兒子，多一個男勞動力幫忙干重活。因為窮，常茂忠夫婦借住在別人的一間半土房子里，他和妻子鉚足了勁兒養家糊口并夢想著蓋房子生兒子。那時，他們還無法想象，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將怎么熬過貧窮，怎么養老——兒女雙全是人們普遍的生育愿望。

　　顯然，常茂忠他們不可能接受“一胎化”生育政策，“基本都生二胎，還有一部分是多胎，要占到百分之二三十，翼城的這種情況在當時算是比較好的了�！卑捕飞�說。

　　資料顯示，1981～1982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回升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間隔縮短為2.2年，出生率回升為20.91‰和22.61‰， 其中農村總和生育率回升到2.93和3.20。

　　所謂總和生育率，是平均每對夫婦終生生育的孩子數量，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某一時期生育水平高低。一般認為，每對夫婦平均生育2.1個孩子時，該國的人口總量相對穩定，人口學上稱之為達到“世代更替水平”。

　　上述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初，在各級計生系統嚴密控制下，中國的人口增速依然很快。這也意味著，那時大多數的農民家庭都因為生育了二胎而受罰，沒能真正嘗到農村經濟復蘇的甜頭。

　　中央也曾試圖化解“一胎化”在農村帶來的突出矛盾。1981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第122次會議認為，農村實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生產責任制后，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面臨著一些新的情況，要放寬農村計劃生育政策，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第一，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允許生兩胎，杜絕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有實際困難的，可以批準生兩胎。

　　梁中堂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由于計劃生育部門和大多數省市黨委、政府的反對和堅持，中央放棄了“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允許生兩胎，杜絕三胎”的方案。1982年中央11號文件規定，“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者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對于少數民族，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在要求上，可適當放寬。”

　　許多地方在此后很長時期內，拒絕第一胎生育女孩的農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數量限制在一個很小的比例上。

　　為什么在翼城試點？

　　翼城農民常茂忠比起全國大多數農民來，顯然是幸運的。他在1988年順利實現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愿望。

　　這與人口學家梁中堂密不可分——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從1978年開始參加中國人口政策討論。

　　1984年春節，還在山西省委黨校工作的梁中堂寫了一篇題為《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研究報告，寄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長生育二胎的辦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的水平，又能滿足農民的生育意愿，從而建議放棄“一胎化”。胡耀邦批示說：“這是一份認真動了腦筋，很有見地的報告。”

　　經過層層審批，1985年，國家計生委副主任周伯萍批準在山西試點。被選做試點的翼城縣位于臨汾地區東南端，是侯馬到晉東南的必經之地，山地、丘陵、平川各占三分之一，農業人口占78%，是一個典型的以農業人口為主的縣，農民人均收入300元左右，經濟中等偏上。

　　選取這樣一個普通的縣城，梁中堂的初衷，是要證明“晚婚晚育加間隔”是一個無需專人控制，即可以在農村普遍復制的生育政策。

　　“同時，我們也想在一個人口底子比較清楚的地方做試點�！绷褐刑酶嬖V《中國新聞周刊》，“地方政府和群眾的意愿非常重要�！迸R汾地區和翼城縣都對此表現出極大的熱忱。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趙軍的建議下，梁中堂到翼城縣調查，該縣在80年代初是山西省計劃生育戰線的先進縣。

　　時任翼城縣委書記的武伯琴甚至還沒有聽完梁中堂的介紹，就立即表態說：“翼城縣做這方面的試點，是為摸索中國式計劃生育道路做貢獻，別說試驗成功了對我們縣有好處，即使試驗失敗了，對翼城縣的農民來說，能有什么損害？我代表縣委歡迎您選擇翼城縣做實驗�！�

　　在翼城縣調查摸底的過程中，梁中堂發現，農民對于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基本同意，“哪怕遲一點生，只要能生兩個孩子，哪怕是兩個女孩都行�！�

　　時任翼城縣計生委主任的安斗生等幾位計劃生育干部的業務素質和對工作的投入精神也令梁中堂興奮不已，“翼城縣計劃生育工作基本條件至少不是較差的，如果在這樣的縣里由我親自指導試驗還不能有明顯的效果，我提出的辦法在全國還有什么實際意義呢？”

　　試點的最終目的在于，要摸索出一條“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國式的計劃生育道路來。

　　1985年7月，經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準，翼城全縣農村開始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

　　試點政策的控制重點是女性年齡。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基礎上，農村男女青年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法定年齡推后3年結婚生育者，可以在婦女30歲左右時生育第二胎。

　　具體操作中，女性的初次生育指標和結婚證書同步發放，而農民家庭要求生育第二胎的，則要在婦女27周歲前提出申請，由鄉一級計劃生育管理部門審批后，列入全縣生育規劃，并發放準生證。安斗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想生兩胎必須晚婚�！�

　　1985年7月翼城縣委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翼城縣計劃生育試行規定》，強調試點政策“至2000年不變”。

　　當時，翼城縣總人口26萬，約占山西省總人口的1%；以“晚婚晚育加間隔”政策推算，2000年總人口可以控制在29萬多，接近中央下達給山西省人口目標3000萬的1%。

　　沒能推廣的試點經驗

　　“晚婚晚育加間隔”試行后，翼城縣的干群關系改進，“那時的工作重點在于，能不能實行晚婚，能不能實行晚育，能不能實行間隔生育，主要抓這三關。”安斗生說，通過宣傳，人們的生育觀念慢慢改變，計生工作一年比一年好做，“獨生子女少，三胎也少，還是二胎多�！�

　　常茂忠們的婚育觀念在試點中也發生了改變。1988年，常茂忠的第二個女兒誕生，“既然生了，我也不太在乎是男是女，女孩也能養家，女孩照樣可以成才�！背Ｃ�忠承認最初有一點點失望，但是他現在很為自己養了兩個女孩慶幸，“生了女孩是福氣”。

　　2005年的時候，大女兒結婚，招了上門女婿：“我就要在家里照顧父母�！贝笈畠旱男㈨樧尦Ｃ�忠非常欣慰，他逢人就稱女婿為兒子。在翼城，像常茂忠這樣招上門女婿的做法非常普遍，某些村莊甚至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家都是招親，有些上門女婿還被選做村干部。

　　2007年，小孫女滿一周歲的時候，女兒女婿就決定要領取獨生子女證，常茂忠很快就認可了女兒女婿的選擇。

　　他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算了一筆賬，從小孩出生到大學畢業，沒有二十來萬根本不行，“這家伙現在可了不得，老是嚷著要買好吃的好玩的�！�

　　鄰村東浮圖村的李躍虎夫婦則猶豫了好多年：“養孩子不容易，不能說初中畢業就不讓讀書了，你現在出去打工說是初中畢業就沒人要了�！蓖瑯邮强俊按蚬�+種地”謀生的李躍虎，對于20萬才能供養一個大學生充滿了憂慮。

　　“要娃少，負擔輕，可是上了年紀又沒人管。越窮越要娃，負擔太重。”李躍虎對于養老的擔憂和恐懼最終占了上風，“我爺爺只生了媽媽一個人，爸爸是招親過來的，現在我媽媽都七十多歲了，還要管我九十多歲的老爺爺�！�

　　李躍虎不愿意自己年老時也像母親和爺爺那樣凄涼。2008年6月份，李躍虎的妻子在34歲高齡上又給他生下一個兒子，大兒子已經12歲了。李躍虎夫婦倆現在最惆悵的是：兩個兒子就是不上大學，每個人娶媳婦也要花個八九萬塊錢。

　　常茂忠則相對要輕松許多，他現在既不發愁自己的養老問題，也不擔心女兒：“現在年輕人可以在年輕的時候存錢給自己養老，怕什么！”家里新配置的空調和電腦也時刻提醒他要緊跟時代步伐。

　　盡管人們仍然普遍希望養育兩個孩子，但是選擇只生一個孩子的已婚夫婦已經越來越多。目前，翼城約有八分之一的已婚育齡婦女家庭主動放棄生育第二個孩子，而雙女絕育戶達到雙女戶總數的80%以上。

　　2000年，翼城縣的總人口是30.023萬，實現了試點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總量控制在30萬人左右的目標。同時，占山西省人口總數的比例也從1985年的1%降低到2000年的0.93%。

　　2000年以來，翼城縣的人口出生率連續低于10‰，接近零增長。

　　翼城經驗顯然對決策層有所觸動。1986年12月，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討論了翼城試點的作用和意義。1987年9月，時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的王偉考察翼城試點工作，并在該縣主持召開了全國試點工作經驗交流會議。梁中堂建議，在山西全省有步驟地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的辦法，但是因為當時省委領導的看法不一致，翼城縣的經驗沒有得到推廣。

　　全國人口形勢在計劃生育20多年后也發生了變化。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證實，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33，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有專家預測，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有1／3在60歲以上，80歲以上的有上億，不到兩個勞動力就要撫養一個老人。

　　新的人口形勢下，山西省人口計生委近日規定，從2009年6月1日起，符合規定生育二胎的夫妻，將不再受“女方必須滿28周歲”的年齡限制。全國30個實施“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地方省份中，也累計有10個地方取消了合法生育二胎需要等3年或等4年的時間限制。

　　翼城縣計生局局長韓家芳目前最擔心的是，在其他地方相繼取消生育間隔的情況下，翼城縣的“晚婚”和“間隔”的要求將如何貫徹實施：“這個給基層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比如，24歲生育了第一胎到28歲才能生第二胎的這些育齡婦女，我們要重點管理，這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翼城試點帶來的經驗能否帶動其他地方走得更遠些？梁中堂說：“不如讓人們自由決定婚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