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一群尿毒癥患者，靠透析維系生命。他們分別來自北京、內蒙古、山西、河北、安徽、黑龍江、吉林……他們選擇通州區白廟村的一個院落，組建了一個“自助透析室”。這是一個10人組成的特殊“大家庭”。維系這個“家庭”的，是三臺透析機。這是他們共同的“腎”。

　　進入這個“家庭”之前，他們都簽署過一份生死合同：“……如在透析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都與合伙人無關，包括死亡，一切都自行負責。”

　　他們知道，私自組建透析室是違規的。但是，在醫院高昂的透析費用面前，他們選擇了違規。他們說：“我們的原則就是，活著。”

　　-特寫

　　陽光院落

　　推開一扇綠漆鐵門，一個約300平方米的院子就呈現出來。院內兩側八間平房，分別是透析室、臥室和活動室。

　　這時，28歲的王新陽在活動室里唱卡拉OK。他唱的是《珍惜》，他說，這是他最喜歡的一首歌。唱到“就算人有悲和歡，誰能夠不揚夢想這張帆”時，他的眼圈紅了。

　　魏強安靜地站在一旁聽。吳艷蹲在地上，抽著煙，煙霧籠罩著她略施淡妝的臉。胡愛玲包著花頭巾，坐在陽光下織毛衣。毛衣的顏色藍綠相交，呈現樹葉的花紋。

　　王新陽唱完了，胡愛玲過去接過話筒，和著音樂開始輕柔地吟唱：“小城故事多……”

　　唱完，她羞澀地沖大家笑笑，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整理墻角的玻璃瓶。這些都是她的生計來源。拾荒是她的營生，用以支付透析費用，維持生命。

　　對面的一間屋子里，23歲的女孩李麗丹躺在床上，正在做透析。掉了漆的血液透析機一刻不停地清潔著她的血液，發出嗡嗡的聲音。血從她的動脈涌到了透明的塑料管里，迅速地流動著。旁邊的一間房，水處理機產生的純凈水也輸送過來，與透析液混在一起，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反復過濾之后，干凈的血再流回她的體內，她漸漸恢復了生氣。

　　陽光灑滿整個院落。墻外，一樹杏花開得正好，伸進了院子里。

　　最多的時候，這個以“自助透析室”名義組成的“大家庭”里曾經聚集了17個人。隨著各地相繼推出的醫保優惠政策，一些人的境遇發生了改變，他們漸漸離開了。現在，這里還剩下10個人相依為命。

　　生的渴望

　　王新陽，28歲，“自助透析室”的發起人，發病于2002年夏天。其時，他即將警校畢業。有一段時間，他經常兩腿發軟，走路不穩。毛孔一出汗，便冒出乳白色的小顆粒，隨手一碰，就發出噼里啪啦的破裂聲。他知道，那都是毒素。

　　看了化驗單，醫生說，你快叫親屬來吧。父親扔下農具，從密云農村的田里跑來。聽到醫生說“能吃點啥就吃點啥吧”時，父親的眼淚立即流了下來。

　　尿毒癥是不治之癥，患者想要延續生命，只有兩個辦法：一、換腎，二、透析。換腎，不僅腎源稀少，手術費也非常昂貴，且術后排異反應風險很大。透析是指借助設備對血液進行過濾，將因腎壞死而不能清除的身體毒素和水分過濾。

　　王新陽選擇了透析。他說，透析過后，痛苦會暫時消失。“人一下就感覺舒服了，又會無比渴望活下去。”

　　透析一旦開始，就無法中斷。體內的腎徹底停止工作，透析機就是他們的“腎”。但這個“腎”價格昂貴。在醫院，一次透析，費用在300元至500之間不等，另外還需要支付一兩百元的其他費用。普通患者一個月大約透析10次，費用在5000元左右。

　　自建透析室

　　2003年，王新陽開始琢磨能否自己買臺透析機。他和兩個病友商量好合作。22萬！一臺新機器的價格打碎了他們的計劃。那時，三個人最多能籌到9萬塊錢。只能放棄。

　　2004年夏天，他聽說有人轉讓兩臺二手透析機。他立即跑去看。兩臺30多萬。還是買不起。

　　王新陽不甘心。近半年的談判過后，對方終于讓步了，價格降到了兩臺18萬。王新陽與病友張偉東合買一臺，另一個病友梁軍單獨買了一臺。

　　機器運到了王新陽在河北燕郊租的小院里。他很開心，騎上摩托車就去找他在河北大廠縣的病友陳東明。陳東明比王新陽小4歲，王新陽住院第一天就認識他了。在醫院時，兩人同吃同住，關系特別好。

　　“我想跟他說，大哥現在自己有機器了，不用再求別人了。有錢你給大哥一個成本，沒錢大哥供著你。”王新陽說。

　　陳東明家沒有電話，王新陽也沒有去過他家。但大廠縣就只有兩三家醫院可以做透析。王新陽挨個找，卻沒能得到陳東明的消息。他只好先回燕郊。

　　路過市場，他買了10斤牛頭肉，10斤牛蹄筋。很多病友都已經聞訊來到他的小院了，準備晚上好好慶祝一下。

　　回到燕郊以后，他又設法要來了陳東明鄰居家的電話。電話接通了，卻得到了陳東明已經死亡的消息。

　　王新陽的眼淚刷地流了下來。回去的路上，寒風凍僵了他的臉。那頓牛肉，沒有人吃好。

　　就這樣，悲喜交集中，一個透析室建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