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馬玉清 身份：計生工作者

　　1989年我再接計劃生育的時候吧，我有一個感覺，人們不愿意生孩子了。

　　一般育齡婦女中會有這種想法，讓生都不生了，你還抓計劃生育干什么啊？

　　到1996年、1997年，我們這些專職干部聽些保健知識的課，什么育齡知識、孕產期、青春期知識的課，當時剛有點苗頭，要為育齡婦女服務，但怎么服務，我們也不知道。

　　1998年底，我就退休了，1999年初開始到人民路居委會接計生主任，2003年后，改為香廠路社區了。

　　我到居委會后，當時咱們已經實現了低生育水平，有些領導覺得計劃生育沒那么重要了，沒必要在大會小會上都說計劃生育工作了。有時候開會，一說計劃生育就說，這事甭提了，現在不算重點了。

　　而且在居委會和在原來單位畢竟是兩回事了，開始我召開育齡婦女開會，找宣傳員開會，人家都不來。后來我個別找他們，問他們干嗎不來。人家說，還開什么計劃生育會啊，讓生都不生了，還開什么會啊。那時候，我挺苦悶的。我覺得，我上這里來干嗎��？當時找我的時候，陳主任講話，小馬咱們這里缺個接計劃生育的，頭二年不知道出了什么問題，咱們的先進也抹了，你趕緊來吧。

　　可是到這來，全不是這么回事。到這來也沒我事干，我也不知道從哪干起。

　　這時候就2000年了，全國召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那時候，我從《人口報》上看到，那個會上，提出了計劃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兩個轉變。我就看這報，反復地看，我就覺得心里有點豁然開朗，就知道，計劃生育不是以前的模式了。原來是管人，現在你得去為民。

　　我也知道今后該做點什么了，就是搞好服務。

　　這時候我就想，我怎么辦�。�

　　我就深入咱們居民當中。那時候，辦事處組織更年期的講座、孕產期的講座，讓我們組織人去參加會議。那時候居委會也小，也組織不起來。就是那樣，也沒人愛去。我就問那些聽課的，問他們聽完課有什么想法。

　　有人說，原來我脾氣挺好的，今年春天以后就老一陣陣兒地發脾氣，不是跟孩子嚷嚷，就是跟人吵，原來這是更年期。有人說，原來我這沒摘環，原來絕經半年一年之內就得摘環。

　　后來，我就找到切入點了，育齡婦女的更年期就有一個服務的需求。那時候也有卡片，我就把從40歲到45歲的年齡住址挑出來，我就自己編了個《致更年期婦女的一封信》，然后復寫，就給她們送過去。如果她是戴環的，我就提醒她，絕經后半年到一年內要取環。

　　我通過入戶走訪，看到有一對夫妻，結婚五年了不生育，兩人老打架，這女的思想壓力特別大，就是因為不能生育。她呢，經常肚子疼，有時候胃疼，有時候她也說不好。后來，我就跟他們倆分別談談，征得他們同意后，就帶著那女的到宣武中醫院了。她有婦科炎癥，就帶她先看了炎癥。后來又上樓去治胃。后來到保健科治不孕癥，給她抓了湯藥，進行調理。我三天兩頭，就去看她吃了嗎，她說吃著呢。到夏天，天熱了，我擔心她不吃，又去問她。她還真不吃了，原來倆人又打架了。她說，“他還老讓我生氣，我不喝了，我快一禮拜不喝了�！蔽艺f，這可不能半途而廢了。后來我又帶她找大夫，給她開方。讓她天天堅持服藥。吃了差不多一年，2002年她就懷孕了，那時候他們結婚8年了。

　　2003年9月份，他們生了個男孩，全家特別高興，給居委會送糖來。

　　和以前工作不一樣？對，該讓生的，就得讓人生，如果她生不了，就幫助她生。從管人到為民，得從需求出發。

　　以前可沒想到，會幫助人生孩子，那時候只想管著人不讓人生。其實這也叫“計劃生育”。

　　在崇尚“多子多�！钡闹袊�，推行以控制人口為主旨的計劃生育政策，阻力之大，以至被稱為“天下第一難”。

　　正是這項被嚴格執行的國策幫助中國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

　　而現在，控制人口已非計劃生育的全部。這項改變了每個中國家庭的政策，也有了越來越豐富的涵義。

　　“消滅小三兒”

　　1973年，26歲的馬玉清調到崇文修理公司擔任女工委員。新的職務也給予了馬玉清一項陌生的工作，計劃生育。

　　“當時的口號是，‘消滅小三兒’�！瘪R玉清回憶說。

　　小三兒，可不是現在說的第三者，而是第三個孩子。在城市，最初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

　　事實上，這不只是馬玉清的新工作，也是整個中國面臨的一項新的工作。

　　彼時，已進“文革”的中后期，企業也陸續恢復生產，社會生活開始接近正軌。而在度過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災難后，中國的人口出現井噴式的補償增長，從1962年到1970年，凈增長了1.6億人，達到8.3億。統計數字表明，在1970年，平均一對夫婦要生育5個孩子。

　　馬玉清當時接受培訓時，被告知“人口生產過剩，已經妨礙了經濟的發展”。

　　從1970年開始，國家逐步認識到計劃生育的重要性，1971年國務院轉批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

　　“消滅小三兒”只是帶有強烈北京話特色的地方口號，國家提出的口號是“晚、稀、少”，即晚育、拉開生育間隔、少生孩子；后來則將“少”具體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馬玉清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動員女工不要生第三個孩子。

　　當時的計劃生育工作并沒有提到之后的高度，崇文修理公司下轄多個修理廠，有2000多職工。馬玉清經常要下到企業召集女工開會，宣講計生政策。在當時“恢復生產”為主流的氛圍中，馬玉清宣傳計劃生育會占用女工的工作時間，她因此成了一些廠長不歡迎的人。“有一個廠的領導見到我就說，‘你又來了，你臉皮怎么那么厚？’”

　　在當時，計劃生育工作者也沒有此后的行政處理權力，馬玉清和她的同事們的主要“武器”是說服教育。

　　可以生兩個孩子的政策，讓馬玉清等第一批計生工作者的壓力并不巨大。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人們可以接受擁有兩個孩子，特別是如果一個是男孩的話。但隨著人口增長率的居高不下，在啟動經濟發展的馬達轟鳴聲中，國家開始考慮推行更為嚴格的“只生一個”的政策。

　　只生一個孩子，對于中國人的生育觀念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在推行這一政策前，1980年，中央專門召開了五次會議討論是否可行。

　　謹慎的論證

　　“規模很大，有兩次至少都是百人以上�！痹鴧⒓舆^這些座談會的人口學專家田雪原回憶說。

　　田雪原畢業自北大經濟系，讀書時適逢老校長馬寅初遭到第二輪批判。馬寅初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論，卻被批為“仇視勞動人民”，中國的人口問題從此成為禁區。而在批判中，田雪原開始有意識地了解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并深深地贊同。

　　1978年8月5日，田雪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為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翻案》。

　　1980年3月，作為人口理論的研究者，田雪原受邀參加了中央書記處委托中辦組織的五次座談會。

　　參加座談會的有國家領導人、各部委領導和一些專家學者。討論的焦點是，實行只生一個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

　　座談會的討論非常熱烈，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所決定的，將要影響中國的每一個家庭。

　　一些現在看來很奇怪的問題，也被慎重地看待。

　　一名領導人提出，民間有種說法，頭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會不會導致國人的智力水準下降？

　　在北京，確實流傳著“老大憨、老二精、出壞主意的是老三兒”的俗語。

　　田雪原說，他們首先查找了資料，發現美國飛行員中，有40%都是“老大”，這意味著第一個孩子照樣有足夠的智力能力進行復雜的工作。專家們接著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說，民間所說的“老大憨”是建立在大家庭的基礎上，而一般大家庭的老大，無論是哥哥還是姐姐，都是起到“半個爹媽”的作用，因此不免會顯得忍讓和憨厚，而一旦每個家庭只生育一個，這種情形就會消失。

　　第三個解釋，則顯得非常的超前。學經濟學出身的田雪原當時回應說，計劃經濟將被商品經濟(當時還未提出市場經濟的說法——編者注)替代已成定勢，金錢將占據重要地位，到時社會道德和人與人的關系將會發生重大改變，未婚先孕、人工流產、離婚的情形將會大量增加。屆時，出生的第一個孩子很可能并非是所懷的第一胎。

　　這個看來有些匪夷所思的問題和同樣匪夷所思的答案，正反映出決策者們當時的慎之又慎。

　　座談會上，還有一些問題則顯示出提問者的遠見。

　　有人提出，如果只生一個，會導致若干年后，出現大量的421家庭，即四個老人、一對年輕的夫婦和一個孩子組成的家庭。這會導致老年人比例過大、年輕的夫婦負擔過重等社會問題。而專家則回應說，考慮421的2,都是獨生子女，本身概率偏小，加之老人的自然死亡率，這種家庭不會太多。

　　這五次座談會，持續了近三個月。“只生一個”的決策被確定下來。

　　當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

　　推行肇始

　　這下，馬玉清為難了。她也想生第二個孩子。

　　1971年，馬玉清就生下了第一個孩子。1973年，成為專職計劃生育工作者后，她幾次將生二胎的指標讓給了別人。

　　1978年，計劃生育工作者內部已經召開會議，透露了將可能執行一胎的政策。

　　“我一聽，哎喲，我就不能生了。當時好幾個晚上睡不著覺�！瘪R玉清說，有一小段時間，掀起了一個搶生的小高潮，一些朋友也勸她趕緊再生一個。

　　自己生兩個，怎么去勸別人只生一個？馬玉清最終和丈夫決定，不再生育。

　　不過，即使以身作則，當她再去宣傳計劃生育時，還是遭到了冷對。

　　當時的計劃生育工作，重要的是動員育齡婦女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馬玉清先去找女黨員，當時崇文修理公司有一批1968年高中畢業的女干部。她們和馬玉清一樣，有了一個孩子，但因為工作的緣故推遲了生第二個孩子。

　　馬玉清還記得，自己總是一遍遍去找她們，勸說她們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申請書，“你還得帶頭，誰讓你是黨員�。　钡�得到的回復總是沒好氣的“你就這一套，還有沒有別的？”

　　在獨生子女政策推行的最初一段時間，人們其實最擔心的是，只有一個孩子，一旦夭折怎么辦？馬玉清解釋說，按政策可以再生。

　　關于“老大憨”的疑慮，也確實有人提出。馬玉清的回答是，成才還是要靠后天培養，如果只有一個孩子，家里可以把主要的精力和財力都放在對孩子的培養上，肯定比放在更多孩子身上強。

　　“當時，大家還沒想養老的事情。因為都有工作，也會有養老金�！瘪R玉清說。

　　1980年《公開信》發布后，計劃生育工作也開始成為各級政府、各單位所關心的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推行一刀切的獨生子女政策。在農村，一個家庭可以生育一到兩個孩子，在少數民族地區可以生育3個孩子,有些地區則不限制生育。

　　在第一代獨生子女成年后，人們才發現一個政策早已被準備好——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可以生兩個孩子。

　　嚴格地執行

　　從1980年到1990年，計劃生育工作如火如荼。

　　工廠、機關的圍墻上，到處刷寫著“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的巨大標語。馬玉清還記得，1980年后，開始對違反計劃生育者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情節嚴重者還會被開除黨籍、公職。

　　在那個時代，城里人的幾乎所有工作都是國家給予，不是國家干部就是“國營”企業的職工。雙開，意味著一個人幾乎沒有生路可言。

　　1982年，馬玉清的工作出現了一個轉折，她被調到崇文修理公司新組建的職工學校擔任副校長。那時候，正是計劃生育推行得最嚴格的時期。

　　當時的政策是“一環二扎”，即生頭胎的要上環，生二胎的要結扎。一些偷偷懷孕的婦女，被送到醫院去引產。而按照當時衛生部的規定，醫院事實上是不能為大月份的孕婦引產的。

　　曾擔任過北京市宣武區計生主任的郭新華，曾親身參與過一次阻止生育的行動。有人要生第六胎，計生部門多次找上門來，對方不聽勸阻，在法院的支持下，那個孕婦最終被引產。

　　那對夫婦，男方曾經結過婚，有了五個孩子，女方則是新婚，第一次懷孕。

　　“現在想來，一這是不對的，二這是無奈的�！笔赂舳嗄�，已經成為計劃生育工作優質服務專家的郭新華說。

　　而在廣大的農村，一些地方政府執行了過于嚴厲的措施，一些農村夫妻為了生男孩，背井離鄉，到處奔波。1990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小品《超生游擊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個能讓人笑出淚花的小品背后，是部分農村地區異常嚴厲的對待違反計劃生育者的處罰。

　　1995年7月10日，國家計生委專門發布“計劃生育七不準”，其中包括，不準大月份引產；不準非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劃生育規定的人員及其家屬；不準毀壞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家庭的財產、莊稼、房屋；不準組織未婚女青年進行孕檢等。

　　從1980年后的10多年來，中國人口的高增長勢頭終于被遏制，199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降到千分之十。

　　轉變

　　1989年，馬玉清重新回到崇文修理公司負責計劃生育工作。此時，計劃生育工作已經從工會口，轉到經理辦。這一工作也被定為“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一票否決制”的高度。

　　不過，在這個大都市的中心地帶，馬玉清也發現了一絲新的苗頭——更多人開始接受只生一個的理念。

　　生兩個，誰有精力去養��？

　　彼時的中國經濟發展不斷加快，城市生活的節奏也越來越快，多子多福的觀念已經在城市越來越淡薄。關注當下，成為城市人的重點。

　　1993年，時任宣武區計生委主任的郭新華組織人員進行了一次人口分析，最終的數據顯示，在宣武一對夫婦平均生育0.68個孩子。此時，宣武區已經進入人口負增長的狀態。

　　再單一地只抓控制人口，是否適應這個社會的發展？這成為計劃生育工作面臨的一個難題。

　　1994年，中國參加了開羅舉辦的世界人口與發展大會，這個大會重要理念“以人為本”和“生育的權利”，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響應。

　　“以前戴上環就不讓摘，更年期后也不行，很多人肚子疼都不知道為什么�！惫�新華說。在宣武區，計劃生育工作者開始組織給更年期后的婦女摘除避孕環。

　　1990年，國家計生委更是要求計劃生育工作者們，實現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轉變。

　　從單純的管理，那些曾經嚴厲的計劃生育工作者們，開始了服務。

　　1998年，馬玉清退休了，成為當地居委會的計生主任。

　　她很快做了件讓她名聲大震的事——她幫助一名不孕的婦女找到了醫生，成功懷孕�，F在，這類事情被稱為優質服務，成為衡量計生工作的另一個重要標桿。

　　控制人口，已經不是計劃生育機構惟一的工作。在北京，政府開始給計劃生育貧困家庭貼息貸款，3萬余戶貧困家庭得到了7.1億元的貸款。緩解人口老齡化矛盾和艾滋病預防也都納入了計生部門的視野。

　　2001年，計劃生育終于有了全國性的法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出臺，使國策上升到法律層面。一年后出臺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范了違反計劃生育的“罰款”。

　　最突出的變化，是中國開始明確強調禁止強迫孕婦引產。

　　2005年8月25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白皮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形式的強迫和處罰行為，也不允許強制做人工流產、節育手術和墮胎等。

　　10年后的“421”

　　2008年，一部名為《中國家庭421》的電視劇開始播映。

　　421？

　　是的，時間回到20多年前，這是1980年，中國的計劃生育決策者們所擔心出現的家庭構成——四個老人、一對年輕的夫婦和一個孩子。人們擔心年輕的夫婦將會面臨沉重的負擔，國家會走入老齡化社會。

　　中國確實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200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60歲以上的老人，已經占人口總量的10%以上。

　　當年認為421家庭不會廣泛出現的人口專家田雪原堅持，目前，421家庭的比重并不大。

　　然而，還有比這更讓人焦心的。

　　郭新華的女兒和女婿都是獨生子女，按照法律，他們可以生兩個孩子。可在大公司工作的壓力，使得女兒必須一再推遲生育。

　　“我希望他們生兩個孩子�！惫�新華說。

　　事實上，421家庭現在還不讓人煩惱。夫妻倆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目前正年輕，他們的父母也不超過60歲，可以照顧孩子。而10年之后，一系列的問題都會被放大——孩子該上學、老人會多病、中間的兩口子也人近中年。

　　計劃生育面臨著更為微妙和復雜的局面。

　　時間回到1950年,那時候，馬寅初先生開始提出自己的人口理論，他稱之為“控制生育”。

　　是什么使得當時的政府將國策命名為“計劃生育”而非“控制生育”？

　　人口專家田雪原說，1950年，毛澤東曾經在一次會上講過，我們國家的經濟是有計劃的，人口生產也要有計劃，生產桌椅板凳要計劃，生孩子也要有計劃。

　　從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至今，計劃生育的涵義已經越來越豐富。

　　它還將繼續計劃著每個中國人的家庭，計劃著中國社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