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對防治艾滋病認識不足、公眾無法及時了解艾滋病防治工作開展的實效等問題，云南一些專家呼吁艾滋病防治工作應啟動“問責制”。

　　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局長徐和平說，云南省政府每年都要與州(市)分管衛(wèi)生工作的領導簽訂責任目標，并進行檢查考核。今年10月，由云南省公安廳、省政府研究室等成員單位組成的檢查組對昆明、楚雄等10個州(市)的防治艾滋病工作情況進行了督導檢查，檢查顯示，大所數州(市)都已超額完成任務，但部分地區(qū)和部門的領導對防治艾滋病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專業(yè)隊伍的數量、質量難以滿足防治需求，經費及各類資源的投入與整合有待加強。

　　“近10年來，國家對艾滋病的流行高度重視，一系列政策和法規(guī)相繼出臺，成立了若干專門的防治機構，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不斷增加，但公眾關心的是，這些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使用的效果如何？由它們所支持或轉化為艾滋病預防控制與關懷的政策、策略、技術和方法是否合理、可行、有效？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原因是什么？導致的主要問題或錯誤應該受到怎樣的追究？”昆明醫(yī)學院健康與發(fā)展研究所教授方菁說，過去資助機構了解防治工作的進展情況、資源使用的效果、影響資源使用的因素等，傳統的方法是通過內部和外部的監(jiān)測與評估。但監(jiān)測和評估多用于項目，對于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應用得不多，作用有限，涉及的機構多半局限于資助方和項目執(zhí)行組織，最多有外部聘請的顧問參與，公眾對效果毫不知情，資助方和項目執(zhí)行組織也沒有義務讓其他組織和公眾了解其工作情況，因此公眾對項目的進展和效果了解甚少。此外，由于監(jiān)測和評估采用的方法和指標往往局限于技術層面，所以很難去發(fā)現因技術因素導致的資源使用不當或無效，而問責制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韓躍紅也認為，我國現行的管理體制決定了公益事業(yè)仍然要由政府主導，需要有強制性的問責制。

　　比如《全國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程實施方案》中，要求工商行政部門“要充分發(fā)揮個體勞動者協會、私營企業(yè)協會的作用，協調動員農民工集中的私營企業(yè)會員單位，每年至少開展兩次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為每個農民工發(fā)放一份艾滋病防治知識宣傳材料”。但根據目前私營企業(yè)的實際情況和企業(yè)主的素質，這種號召和倡導沒有強制約束力，很難奏效。

　　韓躍紅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應該突出工商行政部門在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中的主導作用，不僅工商行政部門要出臺措施對企業(yè)實行問責，同時上級部門也應該對工商行政部門實行問責。只有這樣，才能較好地保證艾滋病防治工作落到實處。(記者 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