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對防治艾滋病認識不足、公眾無法及時了解艾滋病防治工作開展的實效等問題，云南一些專家呼吁艾滋病防治工作應啟動“問責制”。

　　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局長徐和平說，云南省政府每年都要與州(市)分管衛生工作的領導簽訂責任目標，并進行檢查考核。今年10月，由云南省公安廳、省政府研究室等成員單位組成的檢查組對昆明、楚雄等10個州(市)的防治艾滋病工作情況進行了督導檢查，檢查顯示，大所數州(市)都已超額完成任務，但部分地區和部門的領導對防治艾滋病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專業隊伍的數量、質量難以滿足防治需求，經費及各類資源的投入與整合有待加強。

　　“近10年來，國家對艾滋病的流行高度重視，一系列政策和法規相繼出臺，成立了若干專門的防治機構，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不斷增加，但公眾關心的是，這些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使用的效果如何？由它們所支持或轉化為艾滋病預防控制與關懷的政策、策略、技術和方法是否合理、可行、有效？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原因是什么？導致的主要問題或錯誤應該受到怎樣的追究？”昆明醫學院健康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方菁說，過去資助機構了解防治工作的進展情況、資源使用的效果、影響資源使用的因素等，傳統的方法是通過內部和外部的監測與評估。但監測和評估多用于項目，對于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應用得不多，作用有限，涉及的機構多半局限于資助方和項目執行組織，最多有外部聘請的顧問參與，公眾對效果毫不知情，資助方和項目執行組織也沒有義務讓其他組織和公眾了解其工作情況，因此公眾對項目的進展和效果了解甚少。此外，由于監測和評估采用的方法和指標往往局限于技術層面，所以很難去發現因技術因素導致的資源使用不當或無效，而問責制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韓躍紅也認為，我國現行的管理體制決定了公益事業仍然要由政府主導，需要有強制性的問責制。

　　比如《全國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程實施方案》中，要求工商行政部門“要充分發揮個體勞動者協會、私營企業協會的作用，協調動員農民工集中的私營企業會員單位，每年至少開展兩次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為每個農民工發放一份艾滋病防治知識宣傳材料”。但根據目前私營企業的實際情況和企業主的素質，這種號召和倡導沒有強制約束力，很難奏效。

　　韓躍紅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應該突出工商行政部門在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中的主導作用，不僅工商行政部門要出臺措施對企業實行問責，同時上級部門也應該對工商行政部門實行問責。只有這樣，才能較好地保證艾滋病防治工作落到實處。(記者 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