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從非常態、非常規的特殊體制轉入常態化、常規化，融入現行社會體制。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日前完成的研究報告《中國艾滋病防治相關政策分析》提出的主要觀點。

　　這份報告是研究者深入云南、四川、河南和北京等地調研后形成的，其中，云南和四川是毒品傳播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毒品傳播的代表，河南是血液傳播的代表，而北京則是正日趨增多的男男性行為傳播的代表地。

　　艾滋病人群日益“特殊化”

　　報告的主撰寫人、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研究員日前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行艾滋病防治模式已經帶來若干問題，突出表現就是艾滋病及受影響人群日益“特殊化”，這成為我國艾滋病防治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制約瓶頸。

　　報告解釋說，所謂“特殊化”，是指針對艾滋病病種及受影響人群，從上到下建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指定專門的醫療單位，配備專門的醫務人員，出臺專門的關懷救助政策，從預防干預、醫療救治到救助幫扶，自成體系。例如研究人員在河南的調查發現，艾滋病重點村普遍設有兩個衛生所，一是專門針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一是主要服務于普通村民常規疾病的。兩者可謂職責清晰、對象分明。

　　報告分析認為，把艾滋病及受影響人群日益“特殊化”，排除在現行社會體制之外，其危害至少有三：

　　第一，偏離現有防治體系，資源配置效率降低。過分突出艾滋病的特殊性，反而導致艾滋病的慢性傳染病屬性越來越淡化，防治工作的政治屬性越來越強化。而且，還會導致地方政府投入越來越少，完全依賴國際合作項目和中央轉移支付，資源配置和防治需求嚴重脫節。其結果是，艾滋病防治人力、物力、財力越來越受限，有限的資源被大量消耗在多部門協調和低效率的專項工作上。

　　第二，形成不正常的“特權階層”。與普通傳染病病人相比，由于宣傳方式特殊、看病場所特殊、救助待遇特殊，久而久之，艾滋病患者和醫務人員都會形成一種與常人不一樣的感覺。具體而言，艾滋病患者認為自己不同于普通病人，政府應給我免費藥物，直接納入最低生活保障，幫我恢復生產生活秩序。艾滋病醫生也覺得自己與其他醫生不一樣，我是救治艾滋病病人的，政府得保證我不出事，還得給我發獎金。

　　第三，不利于引導一部分艾滋病患者改變報復社會的危險行為。艾滋病的性傳播方式主要通過個人行為，難以用強迫的方式控制。要減少一部分艾滋病患者的有意性傳播，必須改變將艾滋病易感人群陷于危險境地的文化、價值和做法。艾滋病防治“特殊化”的做法，破壞了整個人群對艾滋病防治的理解和廣泛提高認識，感染者和易感人群之外的絕大多數人并不認為特殊政策與自己有關，由此導致的對艾滋病患者的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效果與早期將艾滋病污名化相去不遠。因為，當普通人自發、自覺地與艾滋病人劃清界限、將其邊緣化時，艾滋病易感人群就陷入被大眾社會拋棄的危險境地。

　　艾滋病防治可納入現有的醫療和保險體系

　　報告提出艾滋病防治常態化的主要思路是：將艾滋病防治工作融入現行社會體制，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殘疾人服務等現行公共服務體系中進行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實現常態化運行、常規化管理。

　　報告認為，艾滋病是慢性傳染病，因此，抵御艾滋病既需要醫療體系，又需要公共衛生預防體系。將艾滋病防治融入醫療衛生體系，不僅有利于艾滋病病人的治療，而且有利于易感人群的早預防、早發現、早治療。

　　其次，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屬于社會弱勢群體，比一般人群更需要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和來自社區和家庭的關愛。而這些制度采取的都是普惠制，并非只針對某一群體。因此，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能以很低的個體成本利用這些普惠的政策和制度，用這些制度解決就業、養老、醫療、康復、入學等問題。

　　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艾滋病正式列為殘疾的一種。報告認為，我國應盡快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按照慢性病患者納入殘疾、損傷與康復的關注范疇。

　　少數民族地區艾滋病防治任重道遠

　　報告研究者2007年和2008年多次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州進行深入的實地調研，這兩地也正是兩省乃至全國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的重災區。以云南德宏州為例，2004年年底全州有吸毒人員25285名，占全州總人口的2.41%，占當年全省吸毒人員的37.1%，占當年全國吸毒人員的3.2%；累計檢測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124例。經過3年禁毒防艾人民戰爭的努力，吸毒人員年均新滋生率連續控制在1%以下，現有吸毒人員從 2004年的25285 名減少到2007 年的15314名,3年減少近萬人。

　　但報告也提醒，涼山、德宏等毒品危害嚴重地區多緊臨境外毒源地，受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時間長、程度深，吸毒人員基數大(如涼山、德宏兩州現有吸毒人員都在1.5萬人以上，累計檢測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均超過8000例)，再加上海洛因成癮者戒斷易、鞏固難(吸毒人員戒毒后復吸率可高達70%~90%)，禁毒防艾工作經費嚴重不足、使用效率總體不高等因素影響，禁毒防艾斗爭形勢不容樂觀。報告特別強調，其中最不容樂觀的是，民族地區青少年已成為當地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最嚴重的群體，在現有吸毒人員中有超過一半是20歲以下的青少年，這其中又有大約一半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報告認為，他們是制約禁毒防艾工作引向深入的重大瓶頸。

　　楊團表示，“艾滋病流行嚴重的少數民族地區，由于早婚、再婚和跨國婚姻現象普遍，經由婚內性傳播蔓延艾滋病的社會結構風險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滕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