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四大名著為何集體“觸電”？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_王曉漁

　　1987年，電視劇《紅樓夢》；1988年，電視劇《西游記》；1994年，電視劇《三國演義》；1996年，電視劇《水滸傳》。四大名著第一次“觸電”，經過10年的漫長時間。第二次“觸電”，卻在一年前后。2010年剛剛過半，新版《西游記》、《三國》、《紅樓夢》已經先后登場，新版《水滸》也拍攝完畢，只待良辰吉日，走向觀眾。

　　為何名著集體“觸電”？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回答另一個問題，電視劇還有什么題材可以拍？

　　在書籍、報刊、電影、電視各種媒介中，電視由于具有最為廣泛的傳播范圍，受到特別關注，電視劇又是重點照顧對象。據不完全統計，廣電總局等機構先后對兇殺暴力涉案劇、古裝劇、偶像劇、宮廷劇、武打劇、情感劇、諜戰劇、反常倫理劇等等進行規范，強調電視劇中的婚戀方式要注意正確的輿論導向，嚴厲批評“小三”、“苦情”、“善有惡報、惡有善報”等“善惡觀含混”的內容。

　　從《流星花園》到《走向共和》到《蝸居》，完全不同的題材，完全不同的價值理念，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命運，就是無疾而終，直接結果是促成了盜版碟片的購銷兩旺。尤其在“反低俗”運動之后，規則之模糊與規范之嚴格，都達到空前的程度(沒有電視劇的時代除外)。

　　政治正確和經濟保險

　　翻拍紅色經典成為主旋律，但是面臨兩難境遇：忠實于原著，保證了政治正確，觀眾卻會審美疲勞；如果改動情節，稍有不當，會被視為“惡搞”，列入嚴打對象。如何既擁有安全系數又能吸引眼球，成為投拍電視劇的首要問題。在這種逼仄的環境下，翻拍名著成為另一種選擇：一方面，名著的影響力保證了基本票房，另一方面，名著又是護身符，不至于“被低俗”。

　　正如古典油畫里的人體是藝術，電視里的肉體是低俗，由于這些名著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根據它們翻拍的電視劇會獲得一些特權。《紅樓夢》的三角戀、《西游記》的人鬼情未了、《三國》的兇殺、《水滸》的暴力，若非名著的金字招牌保駕護航，很有可能被歸入低俗行列。按照網上流行的知音體，《紅樓夢》是“包辦婚姻，一場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西游記》是“我那狠心的人啊，不要紅顏美眷，偏要伴三丑男上西天”，《三國》是“從貧賤到自強，三兄弟的曠世畸戀”，《水滸》是“何去何從，三弱女身陷105條虎狼壯漢”。如果以知音體來申報選題，顯然難以通過，但是四大名著，就容易許多。當然，這種特權是有界限的，把《水滸》拍成《金瓶梅》肯定不行。1989年，《封神榜》只播了5集就戛然而止，至今還有不少觀眾對梁麗飾演的性感妲己念念不忘。

　　名著改編電視劇，除了在政治正確上有一定保障，還有一個先天優勢，即經濟保險。名著的“無形資產”使得媒體會主動介入宣傳，電視臺爭相播出，有效的傳播使得電視劇在經濟回報上有保證。《三國》拍攝時，曾經欠債上千萬，購買盒飯都需要賒欠，導演一度動用了私人存款。如果他拍攝的不是《三國》，不知是否還有這種破釜沉舟的勇氣？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電視劇，很難在主流電視臺或者黃金時間段播出。即使播出，往往需要出位的宣傳、高額的經費才能獲得關注，但是出位的宣傳可能又會被文化管理部門視為低俗，高額的經費投入有可能是石沉大海。名著改編的電視劇，面對這些問題會輕松許多。安徽衛視首播新版《三國》，專門設計了具有三國元素的臺標，為了讓觀眾在第一時間里看到，放棄了《新聞聯播》之后5分鐘黃金時間的廣告。新版《紅樓夢》被各家電視臺賽跑式地播出，一天3集聯播甚至更多。電視劇熱播，劇組卻相當低調，導演李少紅很少接受媒體采訪，偶爾接受采訪也是以筆談的方式，用電子郵件方式回復。

　　搞笑語錄和穿幫鏡頭

　　翻拍名著，每次遇到的首要問題是是否忠實原著。導演們面臨雙重壓力，對他們而言，原著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小說原著，一個是舊版電視劇。《水滸》和《紅樓夢》的小說版本，至今存在很多爭議。《水滸》有70回、100回、120回之分，《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更是紅學中最具爭議的一個領域，導演忠實于哪個版本的原著才叫“忠實原著”？更多觀眾把興趣用在新舊電視劇的考證對比上，尤其《紅樓夢》和《西游記》的舊版電視劇給后來者帶來巨大壓力。

　　事實上，一部電視劇的價值取決于它自身的品質，不在于是否忠實原著。迄今為止，“大話”在主流敘事里依然被視為一種負面文化，“大話經典”未必都有價值，但是如果排斥一切“大話”，文化將無法繼續。《三國演義》又何嘗不是對《三國志》的“大話”？演義，正是“大話”的前身。

　　不管導演是否有意于忠實原著，電視劇都會以另外一種方式被“大話”。搞笑語錄和穿幫鏡頭，成為熱播電視劇必然的后續反應。

　　《三國》播出之后，網上立即整理出語錄。美人計即將實施，王允為貂蟬做戰前動員，聲稱“若除禽獸必先獻身于禽獸”。電視劇中還出現了“終生性福”的說法。公孫瓚對曹操說話引用了500多年后唐朝詩人高適的“天下何人不識君”，呂布引用了800多年后宋朝詩人歐陽修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劉備則引用了1400多年后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們仿佛在比賽誰更具有穿越時空的能力。

　　與此同時，觀眾仿佛擁有火眼金睛，不漏過每一個穿幫鏡頭。在《三國》的一個戰爭場面中，遠處出現了一架直升飛機。《紅樓夢》中，寶玉和黛玉乘坐的小舟，在船邊有輪胎保駕護航。在網絡時代，尤其是微博(t.sina.com.cn)時代，網友的評論在傳播上比專家們的評論更受歡迎，一個流傳廣泛的《紅樓夢》段子是：“陳曉旭版本的紅樓夢，林黛玉像從天上來到人間的，新版紅樓夢的林黛玉，像從天上人間來的……”

　　部分搞笑語錄是導演故意為之，其余絕大多數搞笑語錄和穿幫鏡頭，來自群眾智慧。這種群眾智慧常常讓導演有所不滿，認為觀眾“跑題”，沒有關注應該關注的部分。但觀眾的集體“跑題”，恰恰說明電視劇本身無法滿足他們日益增長(也可以說“日益低俗”)的文化需求。

　　安全的爭議

　　既要安全系數又要吸引眼球，這是當下中國文化生產的最高目標。不僅在電視劇領域，在幾乎所有文化領域，都會聽到這么一個要求：不要出問題，但是要做出動靜來。不要出問題，指的是政治正確和經濟保險；做出動靜來，指的是具有影響力。在文化領域，一部有影響力的作品往往備受爭議。即使無可爭議的文化經典，在產生之初也大都備受爭議。

　　由于爭議必須以安全為前提，安全的邊界又是模糊的，不管原創人員還是圍觀群眾都只能以最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安全的爭議”最終只能以搞笑語錄和穿幫鏡頭的方式呈現。所以，導演們更應該感謝而非指責網友，只有這樣才能既保證安全系數又保證吸引眼球。一種正常的人類，不可能頓頓吃魚翅，也不可能在文化生活中只看古典名著和紅色經典，他會有著各種需求。當這種需求無法滿足，公眾就會尋找替代性滿足，無法直接看到“天上人間”的電視劇，他會從林黛玉身上想到“天上人間”。與其說觀眾的想象力過于發達，不如說當下文化生產過于單一，以至于觀眾只能自力更生。

　　觀眾經常“跑題”，是因為他們必須面對指定題目。雖然今天的衛視有幾十個頻道，觀眾似乎有用遙控器投票的權利，但是幾十個頻道仿佛同一個頻道。除了在電視劇播放速度上有所不同，其它并無差異。在這種情況下，觀眾不愿意只做一個觀眾，他們會參與創作，以搞笑語錄和穿幫鏡頭的方式創作。如果不滿足于此，他們還會傳播一些流言，比如《紅樓夢》，這種流言滿足了“講故事”的需求。

　　毋庸諱言，這些“安全的爭議”主要供娛樂用，在文化上無法高估，糾正名句出處，更像是重溫學生時代的語文練習，“安全的爭議”同時也是“空洞的爭議”。但是，當我們試圖批評，需要明白是誰應為這些“安全的爭議”負主要責任？既不是觀眾，也不是導演，而是既有的文化體制。無論名著如何三番五次地改編成電視劇，都無助于突出這個重圍。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