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首都圖書館借書，把借書卡遞給工作人員時，她緊張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因為她冒充了姐姐。

　　她不得不假扮別人。辦一張借書卡，需要戶口、身份證、學生證中的任意一個。可她一個也拿不出來。

　　她叫李雪，今年15歲。可這個名字只對家人有意義，在法律上，這個“李雪”并不存在。因為是超生“二胎”，15年辦不下戶口，因為是“黑戶”又交不起借讀費，她沒上過一天學。

　　她的慌張，她的孤獨

　　在北京南二環，從雙向8車道的永定門立交橋往南，鉆過黑黑的鐵路隧道，見著一大片破矮的平房。胡同縱橫交錯，大雜院東凸一塊、西凸一塊，像孩子隨手搭的積木。經過破舊的縫紉機商店、3元測血糖的小診所，再走過一段貼滿了無痛人流、婦科廣告的廢墻，就到了她家。

　　她家幾乎貼著“長”在鐵路邊，老院子，三間正屋快塌了，屋頂長滿野草，梁上長著黑木耳。父母住西廂房，兩姐妹住在兩間坡頂房。

　　一家四口人，爸爸李鴻玉、媽媽白秀玲、姐姐李彬，還有她。李鴻玉常常痙攣，“犯病時全身像萬條鋼筋拉扯著，眼睛皺在一堆，跟兩個小花卷似的，腮幫子深深下陷”，醫生的鑒定書寫著：先天性肌肉強直。白秀玲的左腿因為小兒麻痹癥落下殘疾，每走一步就在空中劃出一個“Z”字，可她的臉很清秀。姐妹倆健康、漂亮，只是妹妹李雪稍稍胖些。

　　第一次見到這家人，他們都穿著新衣服，媽媽是印有阿迪達斯紋樣的粗糙化纖運動服，爸爸是藍格子襯衣外加毛背心，倆孩子都穿著紅衣服，像過年。家里干凈極了，電視機、冰箱都蓋著花布，甚至連每個杯子都蓋著小方巾。我告訴自己，下次來一定不能提前打電話。

　　我在彎彎曲曲爬行在墻壁上的電線邊坐下。李鴻玉不停地讓大女兒跑來跑去地拿討戶口的告狀材料，滿口道地北京話。復雜的官司攪得我一頭霧水，插不上話。

　　李雪站在角落，遠遠地看著我。我每喝一口水，她都去續一次熱水。

　　我小心地問她：你真的一天學沒上？她點頭。我的問題再多一點時，她總是“嗯，是的”，回答很簡單，每答一句就看她姐姐一眼，兩手不停地拉扯袖子，就像粗心的裁縫做短了一截。

　　我問她喜歡什么電影，看過《阿甘正傳》嗎？

　　“那個跑呀跑的人！”她說。

　　每個問題都像在擠牙膏。她爸看出我面帶難色，解圍道：“這孩子籠子里長大的，見生人‘杵窩子’(內向)，處久了就好了。”

　　我不得不結束這次艱難的采訪。父女三人送我到大街上。李雪離我最遠，我知道，她故意的。

　　車上，我在猶豫要不要再去，這孩子心挺緊的。

　　第二次去她家前，我備足了功課。在MSN上，我逢人就問：15歲孩子該是什么樣？回答五花八門：叛逆，早戀，殘酷青春，迷星座勝過生肖，愛裝大人樣兒。我觀察大街上半大不大的青春期孩子，染發、鼻環、夸張的衣服、冷漠的表情。但這些好像都離我第一眼看到的李雪很遠。最后在網上“15歲吧”，我找到列有100個問題的心理測試題。

　　我信心滿滿地帶著這100道題和一盒巧克力去了她家。我想，喜歡《阿甘正傳》的人，多半記得那句巧克力和人生哲理的臺詞。

　　白秀玲兩手沾著面粉，在廚房和面。廚房很干凈，鍋底、水壺蓋子都用鋼絲球擦得亮亮的。屋里的大小件還是那些花布蓋著。李鴻玉在睡覺，說天冷，容易犯病。

　　李雪慌亂地關了電視，趕緊給她姐打電話。不到10分鐘，李彬騎著車回來了，鼻尖凍得紅紅的。

　　李雪坐我對面，李彬坐在床上。爸爸坐在遠一點兒的椅子上。

　　“你是什么星座？”她茫然地望著姐姐，“什么叫星座？”

　　“10年后，自己會在哪里？”她顯得委屈樣，“想不出來！”

　　“最害怕的東西？”她又看她姐。“她怕鬼，她怕《午夜兇鈴》。”李彬代她說。

　　“如果著火了，你第一個要抱走的東西是什么？”這次干脆，“書！”

　　問題冗長，甚至有的很無聊：愛不愛坐過山車、吃不吃冰激凌、喜歡榴蓮嗎、血型是什么……我開始恨這個所謂的“葵花寶典”了。

　　李鴻玉見我凈問些跟討戶口沒關系的話題，幾次欲言又止，不安地坐了一會兒，站起來說，要出去走走。

　　我得接著問啊。

　　“如果有個討厭的人，你要怎么對付他？”“不理他！”

　　“人誤會你，你怎么辦？”“沒人誤會我。”

　　“夏天喜歡穿裙子，還是褲子？”“大了沒穿過裙子。”

　　“容易感動嗎？”“不容易。”

　　“容易相信別人嗎？”“不相信！”

　　“你會為別人做自己不喜歡卻能幫助別人的事嗎？”“不會！”

　　當我低頭看下一個問題，再抬頭時，李雪已經從離我最近的椅子，坐到了他爸的那把椅子上。

　　我只好停下來。100個題問了不到40個。很多問題還沒來得及問：相信一見鐘情嗎、想過自殺嗎……

　　我們談話中間，白秀玲一直手沾面粉，進進出出。從她嘴里，我知道了李雪的一些情況。

　　她從小在鐵路邊長大，可從沒坐過火車。她是北京人，可沒去過故宮、長城，只是在“不收錢的天安門廣場走走”。

　　她家離天壇很近，可她沒去過，因為“門票要15塊”，盡管她早就知道，天壇有跟她床頭呼啦圈一樣圓的回音壁。

　　聽說朝陽公園有表演，她買票第一次進了公園，可表演還要再花20元門票，她氣壞了，沒進去，“真蒙人！”

　　她有4個朋友：兩個外地的，一個不到兩歲，還有一條狗。

　　兩個朋友是以前租他們家正屋的外地生意人的孩子。后來房子快塌了，人就搬走了，如今也回浙江、四川老家了。沒有電話，也多年沒聯系。

　　3個孩子都差不多光景。她最喜歡和浙江孩子坐一張桌，在房間昏暗的燈下，讓朋友媽媽給她倆聽寫生字。回來她對白秀玲說：“媽媽，你也學點文化。”

　　她還從四川孩子那里學到了一句四川話，回家現學現賣，對爸爸說：“你這個瓜娃子！”

　　如今，她沒了伙伴，閑時在院里畫房子跳，或者拿兩個凳子支著，跳橡皮筋。她技術很高，能一口氣“編5朵花”。

　　偶爾，鄰居孩子周末找她玩接龍游戲，接的不是成語，是電視劇名字。一個說《心靈密碼》，一個接《馬大帥》……李雪總是輸，因為鄰居孩子什么都知道，連“周渝民和大S是一對兒”都知道。偶爾，她也問人家：香港電視劇里，條子她知道指警察，可“誰是誰的馬子”、“誰是誰的凱子”，啥意思？

　　今年夏天，她多了一個朋友，胡同里不到兩歲的欣然。欣然爺爺每天早上9點半推著童車來她家，跟上幼兒園一樣準時。剛學說話的欣然追著她喊“小嘟嘟”(小姑姑)，她上廁所，小家伙也跟著。

　　欣然喜歡跟她捉迷藏，她要出門買菜，小家伙拿手捂著臉假哭，偷偷從手指縫里看她的表情。于是，她很得意自己是一個“重要人物”。

　　她最忠誠的朋友叫“虎子”，一條前腿殘疾的狗。采訪中，虎子不時把下巴擱在她大腿上，眼巴巴看她。她不理，它就拿前爪撓她的小腿，提醒她要注意自己。

　　可她總折磨虎子。一聽鄰居家孩子說學校又組織去郊區采摘了，參觀博物館什么的，她就跑進屋，一邊嘀咕“煩死了，煩死了”，一邊把虎子的長耳朵翻卷過來，蒙住它的眼睛，再把它的臉搓成一堆，弄得滿臉褶子，“活把虎子整成一沙皮狗”。無聊時，她常拿手捧著狗肚子晃蕩，虎子嚇得孩子似地“嗚嗚”叫。

　　她養過一盆花，是姐姐同學給的，她每天“非常仔細”地澆好幾次水，花給淹死了。“她就是閑得慌！”她媽說她。

　　她每天陪媽媽買菜，路上經過一師附小，看到上學、放學的孩子，她跟媽媽說，我特難受！

　　每天下午，白秀玲能聽到她在終日不見陽光的自己房間，怪聲怪氣地讀英語。有時候，她一會兒裝男聲，一會兒裝女聲，自己跟自己對話。她拿出課本給我看，男的叫邁克爾•貝克，女的叫杰里米•肖特。

　　生在這家，困在這家

　　李鴻玉回來了，跟我嘮叨起“正事”。

　　夫妻倆都是老北京。上世紀80年代初，李鴻玉在一家皮毛廠上班，工作是劃拉皮子，他管自己叫“裁縫”。一次因為感冒，他到醫務室開條去醫院看病，看完病回來，被頭兒算作遲到，扣掉了副食補貼5元。他不服，拿著條子跟人理論，沒人理會他。

　　于是他上北京市總工會、北京市二輕局告狀，5塊錢討回來了，他的工作從“裁縫”變成了掃廁所。

　　1985年，大女兒李彬出生。頭兒說，你老婆一個瘸子帶孩子挺不容易，你先回家照看照看再回來。從此，他就回不去廠子了。

　　白秀玲在一家釉料廠看門，正式工。聽胡同里傳言：國家對殘疾人有特殊照顧，生下頭胎，隔4年可以生二胎。1993年，李雪出生。正坐著月子，廠里來了信，她被開除了。李鴻玉又去廠子理論：按國家規定殘疾人不能隨便開除，“倆殘疾人倆孩子，沒收入讓人活不活？”領導一揮手，“去，去，財務領三個月工資去！”

　　他沒去領工資，“拿了錢就認了理，咱不能拿，讓它虧著咱！”出了門，夫妻倆再沒邁進廠子一步，他們恨！

　　李雪出生的第二個月，去派出所上戶口，不給辦。理由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辦理常住戶口登記工作程序》，要有出生證、母親的戶口和身份證、生育指標證明，孩子才能落戶。李雪沒有計劃生育部門出具的生育指標證明。要這個證明就要先交超生二胎的罰款(社會撫養費)5000元。

　　但李鴻玉認定，國家規定了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法規，限制超計劃生育的嬰兒落戶，“交不交罰款都得辦戶口，罰款和辦戶口是兩回事，罰大人不罰孩子”。再說，他交不出那5000元。

　　他們到處討戶口。公安部門、計生部門、政府信訪辦，每星期去一趟。有的單位連看門的都煩他們，見他們來了就吼：“滾！裹什么亂！該干嘛干嘛去！”

　　李雪出生后第二年的年三十兒，他們還抱著孩子四處告狀。這家關了門，再去那家。一個值班的看不過眼，掏出一百塊錢往李雪身上塞，“過了年再來吧！”

　　夫妻倆就怕過年，“富家兒過年，窮家兒過關”。春節，他們家沒貼過對聯、沒掛過燈籠，沒放過鞭炮，兩姐妹也沒從父母手里得到過一分錢壓歲錢。“甚至有一年除夕，家里所有錢加起來不到10塊！”

　　翻了新年，依然是告狀、討生計。李雪7歲時，因為沒戶口，學校不收，要讀可以，交借讀費，一年一萬。

　　因為老告狀，他們成了某些人眼里“討厭的人”。有個什么動靜，他們就屬于特別關注對象，大門鎖芯莫名被拔，殘疾車輪子里塞著細鐵絲。

　　他們戲稱自己是“熊貓”。李鴻玉一出門，就有人拿報話機喊：一號出來了，跟上！李彬說，她是三號。

　　李雪小時候很害怕警察，見了“大蓋帽”就哭。后來不怕了，見多了，每年一撥人，性格活潑的警察還常拿姐妹倆開玩笑，哄她們。

　　去年秋天，開大會，一個“守”他們的年輕警察覺得特無聊，就對李雪說：走，叔帶你去香山！她樂壞了，二話沒說爬上110的車。遇上紅燈，就拉警笛，一路呼嘯去了香山，她一口氣爬上了頂。這是她出的最遠的門，是她人生唯一的“長途旅行”。

　　還有警察給她帶來六年級試卷考她，甚至要她寫了15年來的第一篇作文，題目是《秋天》。

　　旁人看著他們家也覺得怪，各種傳言像風一樣刮進胡同。“他們家有精神病！”“父母賭氣不給孩子讀書，心黑呀！”“他們拿孩子賺錢，賣孩子呢！”

　　李鴻玉氣得抽搐不止，他恨，恨得“吃人的心都有”，更恨自己沒有好身體。恨極了，就躲被子里，阿Q一般罵那些人是“小貓小狗”。

　　跑了幾百次相關部門也沒討來戶口。1998年，他們開始打官司，告計生和公安部門。李鴻玉不太會寫字，挺平常的字“拿筆就忘”。第一張狀子，在法院門口的律師事務所請人寫的，花了50塊錢。第二年的第二張狀子，漲到了100塊。

　　后來李彬寫狀子，李鴻玉在監護人一欄簽上名。有一次，他正簽名，犯了病，手跟鐵疙瘩樣緊緊縮成一團，家里人一點兒一點兒塞棉花才讓手慢慢張開。還有一次，他在法庭上犯病，說著說著嘴巴就陷進去了，法官只好宣布停下來，讓這一陣過去再接著開庭。

　　起訴、申訴、上訴，十多次，官司總是敗。李鴻玉想找個好律師給看看，他開著殘疾車突突地滿大街轉悠，只要看見新開的律師事務所就進去。一聽說告政府的，打行政官司，沒人接，“連開個價的都沒有”。

　　他們也去前門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人家只援助民事案件，不援助行政案件。他們四處寫信，甚至給“中央電視臺的那個撒貝寧”也寫過信。為了上網求助，李鴻玉還管街坊借了4000元買了臺電腦。

　　官司一打就是10年，見風長的李雪一躥就成了家里女人中間最高、最重的。李鴻玉成了家里最輕的人，96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