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 趙靈敏

　　60年間，國際舞臺上的中國形象幾經演變，東方的神秘、革命的激情、世界工廠的喧囂，在塑造與被塑造中，“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

　　國際形象是由國內形象決定的

　　記者：在您看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國際形象經歷了怎樣的變遷和發展？以您和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來看，外國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目前的現狀的？

　　王緝思：在改革開放之前，由于中國的封閉狀態，外國人對中國的內政無從了解，有限的印象來自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一些作為，還有就是從香港、臺灣地區搜集的情報。由于在這一時期，中國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運動，很多國際上的左派認為中國是一個敢怒敢言、敢于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獨樹一幟的國家。而對中國內政的不了解讓不少人對中國產生了烏托邦式的浪漫情懷。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是一個可怕的國家，有能力動員人民達到任何政治目的。“文革”的發生更是激發了他們的想象力，紅衛兵、毛選、革命的狂熱……這一切是符合當年所描述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時代特征的。

　　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關系解凍，美國人來到中國，開始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并非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怪物，中國不同于蘇聯的僵化頑固，中國人更有個性、有幽默感，是可以打交道的。

　　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們對中國能如此快速地實現現代化和經濟增長都感到非常吃驚和欽佩，中國能大范圍地消除貧困、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現代化進程那么快，這都是外國人對中國的正面評價。

　　除此之外，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五花八門：有人認為今天的中國實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具有資本主義早期工業化階段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如貧富分化、勞工權利得不到保障等等；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新模式，傳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兩分法并不適用于中國。按西方的標準，中國的政治自由程度并不能令人滿意，但中國在經濟、社會等其他領域給予人們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間，這種自由和不自由的情況是夾雜存在的。而中國的經濟成就和這種政治體制是否有必然的關系，外國人也是眾說紛紜。有人對中國的體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但也有人表示贊同和羨慕。比如我今年5月到津巴布韋開會，有津巴布韋的政治家就表示希望學習中國多黨合作的經驗，把津巴布韋的反對黨改造成中國的民主黨派。

　　總之，外國人對中國現狀的評價太多種多樣了，這些評價往往基于個人的立場，莫衷一是，應有盡有，很難歸納為一種或幾種看法。就是在美國人里面，社會各界的看法也往往不盡相同：商界希望中國保持這種政治和經濟分離的現狀，以方便做生意；而政界的一些人則往往有意識形態上的考慮。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時代已經變了，在一個大體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外國人關心的是中國崛起后對世界的影響，以及中國的國內政策對其他國家利益的影響。

　　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決定這種演變的動力是什么？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國際形象是由西方的需要決定的。比如在“文革”后期中國百廢待興的時候，西方出于冷戰的需要，把中國的形象塑造得很好；反過來，冷戰結束后，西方不再需要中國，盡管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威脅論”卻甚囂塵上。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王緝思：中國國際形象演變的動力就是中國這些年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們常說外因依據內因起作用，中國的情況變了，外國人的看法自然也就變了。至于你說的那些情況，我部分同意。任何國家看待外國都是從自己的需要出發的，西方看待中國的視角并不特殊，中國也不例外。比如中國以前看蘇聯，就是從反霸的立場和需要出發的，并不是客觀完整地看待蘇聯的所作所為；中國看待美國、看待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也向來如此，都是根據自己當時的利益和政治需要。

　　至于西方，1980年代對中國的大幅度修改對內政策有所期待，于是中國的形象很好；到了1990年代以后，國家對各方面的控制有加強的趨勢，全球化沖擊的負面效果逐步顯現，中國的形象自然復雜了很多。

　　因此，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主要是一個自我塑造的過程，因為這個國家各方面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所以別人的評價也變了；而不是說別人需要你是什么樣，就能是什么樣。后一種想法的危險性在于，它把國家形象的塑造權完全交給了西方，這樣一來，國內事做好也沒用，索性不做了。

　　西方媒體“妖魔化”一切人

　　記者：前幾年，關于“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的說法不絕于耳，許多人認為這是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陰謀，您怎么看？為什么會出現中國的國際形象被扭曲的情況？

　　王緝思：我想說的是，西方媒體不僅“妖魔化”中國，它實際上“妖魔化”一切人，對自己國家的領導人也不例外。這是由西方媒體的特點決定的。我們需要考察的是，西方媒體有沒有對中國進行特殊的“妖魔化”？

　　事實上，對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我們本來沒有必要過分關注。一些本來在西方沒有什么影響的對于中國的報道，國內某些媒體卻說西方“熱議”中國，這實際上夸大了事實。我每天都在看《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西方網站，再對比我們的國際報道，可以明確地說，西方媒體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么重視中國，有關中國的報道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西方媒體的報道重點還是國內新聞，到了國際領域，又有國際金融、朝鮮、伊朗、巴基斯坦等更為棘手的問題，因此除了西藏、臺灣等少數議題出現突發事件外，中國在多數情況下都不是熱點。當然，因為中國經濟現在影響很大，有關中國經濟和外貿的報道大量增加了。但如果你看西方的媒體時不看別的，專門看有關中國的報道，特別關注有關中國的負面消息的話，自然會產生西方正在“妖魔化”甚至圍堵中國的印象。

　　至于國家形象的扭曲，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必定是因為中國的自我形象和別人的評價之間出現了反差：我認為我是這樣的，你卻說是那樣的。但這種現象往往并不是別人有意的扭曲，而是因為對同一事件的理解和解讀不同所致。比如汶川地震，我們會更關注地震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而西方媒體會更關注死亡學生的人數、校舍倒塌等情況。他們對本國類似消息的報道，也是負面為主；比如改革開放30年，我們會大力宣傳這30年的成績和變化，而西方媒體也許會更多報道那些還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對他們的種種說法，其實不用太在意。

　　記者：國內的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國際形象不盡如人意，是因為宣傳的力度不夠，技巧不足，或者國力還不夠強大，是這樣嗎？對一個國家來說，塑造國際形象的關鍵是什么？

　　王緝思：一個國家塑造國家形象的關鍵是自我形象、國內形象，是一個能否讓國內的老百姓滿意的問題。如果一個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國際形象也一定很好。國內民眾不滿意，卻有好的國際形象，這基本上不可能。國內老百姓滿意，外國人不滿意，第一不大可能，第二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中國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對全世界人民負責，而只需要對自己的老百姓負責。如果中國的老百姓對三鹿奶粉這類的事情很滿意，沒有怨言的話，那西方的報道才真算是“扭曲”了中國的形象。所謂“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國有太多的諺語概括這種情況。

　　與國內老百姓的滿意相比，對外宣傳是次要的，和國家的國際形象沒有特殊的關系。想通過加大宣傳力度來改善形象，認為聲音大、報道多、翻譯成多種外文就能有好形象，這是中國人自己的思維方式，在信息充分披露的西方社會是行不通的。當然，宣傳的手法應該改善，如果宣傳的內容中國人自己都不信，又如何說服外國人？

　　而且，中國的國際形象某種程度上是由中國公民直接塑造的，政府的公關無法代替公民個人的行為，也無法塑造個人的形象。一個人到了一個國家，發現這里街道干凈、空氣清新、人民有安全感，直觀上就會對這個國家產生好印象。我3月份在日本，不會講日語，把地址寫在紙條上遞給出租車司機就能安全到達目的地，不會繞路，也不會多收錢。而以前到俄羅斯、印度，情況就要差很多。這些都不是官方的宣傳所能改變的。目前中國亟須提高的是公民的公民素養和誠信意識。如果在國內沒有養成這些好習慣的話，又怎么能奢望他們出了國就一下子文明起來？

　　至于國力，要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強大？按照這種邏輯，像丹麥、不丹這樣的國家就永遠不可能有好的國際形象，而美國的國際形象必定很高大，這種判斷是與事實不相符的。國力強不強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生活得好，滿意度高。

　　記者：在國際上，一些小國往往有良好的國際形象，而大國則不盡然，出現這種不對稱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緝思：國家形象和國家的大小沒關系。美國現在的國際形象不好，一方面是因為它在世界上到處插手，動輒打仗，招致反對；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確實有很多壞事：公司違規、貧富懸殊、槍擊事件頻發等等。而北歐國家，他們的國內治理做得很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高，愿意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所以國際形象好。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大國的行為容易引發關注，而人們往往對小國發生的事情不關注、不了解、不評論。同樣是校園槍擊事件，發生在小國無人注意，而發生在美國的話，因為往往會牽涉來自中國、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學生，人們的關注度自然會高一些。

　　包裝過度會弄巧成拙

　　記者：目前，中國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所羨慕，這對中國國際形象的提升有無幫助？多項調查顯示，對中國有好感的國家主要來自中東和非洲，而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大多來自歐美國家。

　　王緝思：當然有幫助。目前的世界從政治、經濟上分為兩個板塊，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有意見，認為他們的對外援助力度不夠、愛教訓人、在國際事務上奉行雙重標準。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和美國有很大不同，中國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而美國則往往對別國的事務有明確的立場，支持誰不支持誰、投入多少錢進行支持會很清楚，這樣容易招致怨恨。這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有所期待，希望中國能帶頭抵制美國的霸權主義行為。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主要來自歐美國家，這是因為這些國家對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不像他們感到困惑，在他們看來，世界上只應該有一種成功的發展模式，那是一個市場經濟、法治、民主、人權同步發展的體制，而中國試圖把它們拆開，西方人在理論上沒法接受，在實踐上則有所懷疑。

　　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有好感，羨慕中國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個發展中國家有能力從中國模式中學到很多東西，他們對這些東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還是一些尚待深入研究的問題。而中國需要避免的是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別人，中國可以在很短的時間里夷平一塊地蓋房子，印度就做不到，這是因為印度有法治、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很到位，不能強制拆房，你說印度就應該羨慕甚至嫉妒中國嗎？價值標準不一樣，感受會不一樣，往往很難判斷。中國覺得印度臟亂差，但印度人認為我這樣生活慣了，我就這樣，反過來可能認為中國歪曲了印度的形象。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一些人習慣于用經濟發達程度和GDP增長率來衡量任何國家，不大同情窮人和窮國，更不能理解沒錢還過得好的人，而往往忽略了幸福、社會公正等指數。事實證明，發展快和人民的生活好這兩者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

　　記者：中國人認為自己是熱愛和平的國家，是正義的力量，外國人卻往往并不這樣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緝思：世界上99%的人都認為自己的國家熱愛和平，在發生沖突的時候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對的、是站在正義一邊的。當我們說自己是熱愛和平的、正義的，是不是意味著其他國家不愛好和平、不主持正義？事實上，發生國際沖突和人民愛不愛和平沒有什么關系。我們應該認識到，其他國家的絕大部分人也都是熱愛和平的，只是一些國家體制和政策的變化把人變壞了。許多在和平條件下善良、熱愛生活的人，到了戰爭時期被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而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經常發生。

　　記者：中國要崛起，應該樹立什么樣的國際形象？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還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努力？

　　王緝思：一國的國際形象有這樣兩個層次：國家政府層面和國民層面，這兩個層面有時統一，有時不統一。一個國家的政府腐敗，并不代表人民腐敗；對一國的某項政策不滿意，并不代表這是針對該國人民的。中國要有好的國際形象，政府、社會和個人都要努力。一個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難免以偏概全，總是通過具體的人和事來下總體判斷。所以，每個人的對外交往都是在塑造國家的形象，吐痰、喧嘩、不講誠信，一個旅行團的不良印象可能需要9個旅行團的好印象來糾正。

　　當中國的自我形象和外部的看法不一致時，我們不應該太在意別人議論，想去糾正人家，而應該更在意自己的行為。過度注重國際形象、過分操作、宣傳意味太濃會有反作用。產品不好包裝好，也能賣個好價錢，這是中國的現實，卻并不總適用于外部世界。把蘿卜包裝成人參總不能長久。而且，在面對自己的錯誤時，我們要面對現實，不能一概否認。包裝過度，掩蓋了事實，會弄巧成拙。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中國某些單位開始矢口否認自己有錯誤，后來反而陷于被動。幾年前在中國輸往美國的貓糧狗糧里就檢出了三聚氰胺，如果當時徹查的話，就不會有后來的奶粉事件了。

　　另外，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自然形成的，應該主要是由這個國家的公民社會塑造和主導。美國的國際形象和美國政府的新聞總署和白宮發言人沒有多少關系。中國的軟實力和國際形象的推展，也不能過分依賴政府。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