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改革開放好是好，只是機會在減少。

　　“大國崛起”的背后，三大社會現實如同暗礁，成為中國人追求財富和理想生活之敵：

　　一是上行遇阻的社會。個人上行之路遇到阻礙，從戶籍政策到財富分配機制，從行業規則到潛規則，從就業到買房；個人發展的代價太大，成長的成本太高，路徑變窄，到處有看不見的天花板。

　　二是正在板結的階層。現在有十大階層和1838種職業，中產階層正在形成，但貧富懸殊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成為與公眾爭利的利益集團。低收入階層躍升到中產階層、中產階層躍升到富有階層的機會越來越渺茫。階層落差過渡到富二代和窮二代，財富和貧窮都被世襲，階層對立與仇視日益加重。

　　三是未富先懶的社會狀態。進取的動力和機制保障缺失，與未富先懶相關的“逆發展”現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嬌、未富先敗、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賭……

　　重新審視“勤勞勇敢”的中國人，如何讓“天道酬勤”繼續有效？《新周刊》求解于專家。

　　社會學家孫立平說：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經濟學家郎咸平說：要解決權力與財富勾結對公共產品掠奪的問題。

　　而真正的解決方案，需要政府和公眾共同進行艱難而深入的改革。

　　從窮忙到窮懶

　　文/陳舊

　　三個詞可以概括社會現狀：未富先懶、上行遇阻、階層板結。以前是窮忙，現在是窮懶；以前是勤勞而不富有，現在則是小富而不勤勞；以前是創富，如今是創閑。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混搭犬儒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未富先懶

　　為什么未富先懶？因為既得利益集團阻礙了他們的進一步發展壯大。

　　中國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層開明官員是30年改革開放之龍頭，龍頭帶動龍身，飽含個人發展欲望的城市與農村貧民跟從，改革開放因此波瀾壯闊。2007年，《新周刊》為中國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錢”高居首位。“求發展”、“謀富裕”是30年國人個人發展的主題關鍵詞。

　　30年改革之路近半，當年的高層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權力財富在握，斗志消減。更可怕的是，他們極有可能因獲取壟斷利益、社會主宰權力與話語權，成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絆腳石。龍頭慢下來，龍身的步伐也隨之停滯。而且既得利益者勢力之強，操控范圍之廣，已阻礙了企業或個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懶”成為上行遇阻社會的最常見景象。

　　一些官員未富先貪。河南商城、寧夏涇源、安徽潁上等國家級貧困縣相繼成腐敗高發區，官員貪腐之惡劣程度，較發達縣市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59歲現象”早已過時，取而代之的是“35歲現象”：根據重慶市人民檢察院2008年發布的職務犯罪報告，2003年至2007年35歲以下職務犯罪嫌疑人總數在重慶市的職務犯罪中所占比例一直維持在15%左右，超過了同期查辦的55歲以上嫌疑人的8.49%。官員腐敗的年輕化與基層化，證明了官場腐敗進入新階段：靠這樣的貪腐官員，如何領導改革開放步入深水區？

　　在與國企央企的較量中，民營企業未富先敗，曾是改革開放主力軍的企業家們發現“天花板”無處不在。沒有政府的保護與銀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經濟危機和宏觀調控面前，他們毫無自保能力。國家4萬億的投資投放下去，獲益者皆為國企央企或背景企業，民企連殘羹剩飯都分不到。聰明的企業家如萬科王石、蒙牛牛根生，為自己戴上了“紅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國企擠壓得空間全無。2009年9月，虧損的山東鋼鐵為何能收購盈利的日照鋼鐵？因為前者為國企，根正苗紅，收購身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順。民企癡心妄想要收購國企的也不是沒有，建龍的陳國軍就因此被數千名通鋼職工活活打死。

　　民營企業家選擇了未富先撤：產業投資利潤微薄而風險巨大，他們只好將資金轉移至國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慶后就是這么做的；要么轉戰于國內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與溫州炒房團——中國最赫赫有名的兩大炒房主力軍，前面遭遇國進民退式阻截，后面是產能過剩的圍堵，唯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產領域了，再配合央企們圈地為王的動作，房地產市場再一次種下被惡炒的種子。

　　回歸到個人層面，那只能未富先墮了，如今再也不是那個“隨便放槍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潤語)的年代了。創業不如就業，就業不如被就業；經商不如做公務員，升官必然發財；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買不起房。

　　對于這一代年輕人來講，社會資源早已被侵占完畢，上行既然無望，不如自行墮入下流社會：以前是窮忙，越窮越忙，現在是窮懶，越懶越窮；以前是勤勞而不富有，現在則是小富而不勤勞；以前是創富，如今是創閑。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混搭犬儒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上行遇阻的社會

　　為什么上行遇阻？因為新的社會不平等正在出現，起點的不平等造成了結局的不平等。

　　身處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國，人人都被上行之社會所裹挾，有意無意展開個人與國家命運的快步走。個人生涯與國運密切相關，人人積極進取，個個都有上升空間與成長機會，天生都是于連•索黑爾與了不起的比爾•蓋茨。

　　這30年，中國個體命運的云譎波詭，為近300年內所僅見：首富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階下囚；是金子總會發光，長江后浪推前浪，一波還未過去，一波卻又來襲；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風流的活劇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責其過程的粗鄙、簡陋與荒謬之處，但無可否認：那種種渴望改變個體命運的蓬勃意志、種種天馬行空的奇思壯舉、代表自由精神的觀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寶貴財富。

　　如今，社會大局初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已一目了然。贏者通吃的邏輯正在發揮效用，他們占據了最好的資源、渠道與話語權。后來者如想取而代之，難度只會越來越大。不僅如此，產業、人才和戶籍政策、部門管理體制、社會結構分工機制、財富分配機制、行業規則和潛規則、生活與安居成本等都成為個人進步的阻礙，個人發展的代價太大，成長成本太高，路徑變窄，到處有看不見的“天花板”，機會變得少而不均等。

　　中國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權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開放，放權讓利，放開搞活，都有一個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與民眾權利邊界的調整。放，就是放權，擴大自由。收，就是收權，縮小自由。中國的經驗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現實卻是國家的權力邊界越來越大，個體的空間越來越小。

　　國家機構越來越臃腫，壟斷國企越來越強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幾度難產，數次機構改革之后都難逃“精簡—膨脹—再精簡—更膨脹”的惡性循環。中國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養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尚不算難事，難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長，數倍于9%的財政收入增長率，尚難以支撐這個世界上隊伍最龐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體系。

　　經濟海嘯一來，財政收入吃緊，地方政府除了賣地就是賣地，稅務總局高喊“加強稅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場剪羊毛運動開始了。央企等國家隊有天然免死金牌，受傷的依然是中小企業和中下階層。不要談還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還產于民都難以實現：土地名為國有，卻以高價賣給地產商，開發成房子賣給老百姓還要課以重稅。

　　壟斷國企打著“發展民族經濟”的旗號，干的卻是與民爭利的事情。中移動日賺3.1億元，工商銀行成世界最賺錢銀行，靠的都是壟斷這塊牌牌。

　　中國是一個精英性特征極其明顯的國家，社會資源和利益被少數精英集團所壟斷，那種遵循“沉默的大多數”原則所提煉出來的共同體，則面目模糊，話語全無。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幾年來名義上都未見提升，更何況實際價值的下降！這直接決定了一旦失業，他們還是農民，只能離開他們辛苦建設和精心維護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體和社會學家熱衷的“白領”、“金領”、“中產”等美麗標簽，在脆弱現實面前，看上去似乎是個誤會。的確，中國中間階層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對于這些上行社會的生力軍來說，從畢業到工作，從成家到養家，從結婚到生子，從接受教育到找工作，從買房到生病，他們面臨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礙：戶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陳舊、企業用人制度落后、勞資關系緊張、醫療費用昂貴、社會保障嚴重缺失等等。

　　顯而易見的現實是：近10年來，伴隨著房價市場化、醫療教育產業化、社會保障空白化，大多數中國人的大半生辛勞所得，已被銀行、房地產商、教育部門、醫療部門悉數拿走。的確，社會學家所談的理想中橄欖型社會要求更多的中間階層，但在上行中的中國，這個還沒真正到來的中間階層正在開始集體下沉。

　　階層板結的社會

　　為什么階層板結？因為社會機制出了問題。

　　我們曾經自豪于新中國頭30年時期的無階層差別：依靠歷次政治運動，中國社會形成了簡單而差異不大的兩個階級(工人、農民)和兩個階層(干部、知識分子)，這也是一種板結的、超穩定的社會結構。我們也曾興奮于改革開放后30年階層混亂時期的活力景象，所謂“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那種社會布朗運動的無序狀態是創業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義者誕生的豐富土壤。

　　但不過30年，又不得不面對社會流動板結化、社會結構固定化的難題：改革開放把工農兵學商變成了現在的十大階層，但其中的真實邏輯卻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言，中國又重回古代到現代以來一直沿襲的“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社會結構”：上面一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龐大官僚體系，底下一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農民，二者之間其實一直缺乏一種比較精確有效率的制度來進行“數目字上的聯系”，中間階層始終難以出現。

　　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是當下現實。社會的垂直移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層面的移動，MBA班的精英們身家數以億計，廉租屋的鄰居們只求溫飽。權力可最終轉化為財富或名聲，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釋重慶黑社會窩案中的夜總會“警方干股”，或華誼李冰冰僅為別人1/50的持股成本？

　　在欠缺社會保障與公平補償的社會機制之下，貧富差距的加大，只會導致階層的分化乃至板結。財富分化進而影響到包括教育、居住環境、休閑、視野在內的諸多資源，階層落差從一代人過渡到下一代人身上，財富和貧窮都將被世襲。

　　贏者通吃(更準確的說法是權者通吃)的邏輯則讓競爭者難以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官二代、富二代從一開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醫療、生活資源，而農二代、貧二代卻只能為最微薄的資源奮斗，甚至連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氣的機會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嚴重的地區，富人們可以自由遷徙，窮人們卻只能被動接受。顯然，他們既沒有生存權，又欠缺發展權。

　　為數不多的幾種上行躍升方式也看似機會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卻也有貓兒膩(重慶高考亂加分案)；大學學費越來越高，已足以讓農家子弟卻步；而畢業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創業無門，欠缺經驗、資金和技術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話再也難現；報考公務員難于上青天，沒有權力背景，你亦難以在官場獲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過婚嫁來改變命運，但每個人總有保質期，你不見90后都出來混了嗎？

　　連影視劇也開始心態炎涼起來：臺劇、韓劇、寶萊塢里常見的丑小丫邂逅王子、窮小子與富家千金私奔的橋段從來欠奉，有的只是孔雀男配鳳凰女的人間悲劇，其潛臺詞不言而喻：門當方可戶對，浪漫總要建筑在物質之上。

　　當然，你還可以中中彩票實現財富夢，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讓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籠上陰影。貧富分區居住的倡議一出爐，就招致眾口非議，但事實正在形成：中國的貧民窟甚至更難走出百萬富翁，留給他們的資源和機會，已經不多。

　　適逢舉國同慶60大慶，展望下一個60年之際，“未富先懶”是慶賀聲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奮斗勁頭，悄然萎靡。不解決龍頭不舞、龍身下陷、龍尾沒奔頭的局面，遑論大國崛起，大國民崛起了。

　　郎咸平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

　　采訪/肖鋒

　　當下社會階層板結，“富二代”不愿接班，“農二代”不愿打苦工，國進民退，產業升級乏力，企業炒作之風盛行，缺乏創新動力……上行社會受阻，中國巨龍需要擺正龍頭、龍身與龍尾關系，龍頭不動，龍尾必懶。如何突破這個上行的瓶頸？

　　記者：有評論說，4萬億沒能砸出企業創新動力，只砸出國企地王現象。應設立中小企業扶持基金，對其減免稅，讓企業創新、產業升級。如何擺正產業升級龍頭、龍身與龍尾的關系？

　　郎咸平：請問誰是“龍頭”？我們現在是“龍尾”跟“龍尾”的關系，沒有“龍頭”。城市里的企業做的事情跟鄉鎮企業差不多，就是低水平、重復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你叫它升級，目前看不出來。叫國有企業創新？它創什么新啊，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國有企業是資源壟斷型的，不要虧就不錯了。投入4萬億時，我就講了，這個錢應該全數用在民營經濟。只有民營經濟賺了更多的錢，才能升級。他們負擔了中國百分之八九十的雇傭量，才能夠消化大批農民工，而不是投入建富麗堂皇的高速公路體系，結果沒車在上面跑。

　　今天的高房價是過去30年中國人創造的利潤造成的，一旦這個利潤沒有了，今天的高房價就是在透支！

　　產業升級并不是指都去搞高科技。國家強大真正的來源是企業利潤，而現在我國制造業的利潤幾乎接近零。為什么中國制造業的利潤近幾年每況愈下？因為原材料控制在美國華爾街手里，比如油價，而銷售渠道——我們說“6+1”，人家控制6、我們控制1——則控制在產業資本手里。所以，我們的制造業利潤兩頭受控，已經被人家壓榨干了。中國年輕一代，辛苦半天，創造的人均利潤為零，怎么養家，怎么養老人呢？

　　所以，產業升級，從做茶杯到做芯片，利潤是有所提高，但請問芯片的原材料由誰控制？銷售又是由誰控制？如果原材料又是被金融資本控制，銷售又是被產業資本控制，你的制造利潤又會被人家吸干的！

　　不管是制造芯片還是襪子，我們應該一邊把原材料奪回來，一邊把銷售奪回來，這樣才能提高人均利潤。不是一味高科技、高科技，而是應把“6+1”的那個6奪回來。部分產業可以講升級，茶杯、襪子怎么升級呀？唯一的出路是往兩邊拓展。包括高科技也要往兩邊拓展，拿到原材料權和銷售權。否則，即使是高科技也會被壓榨干的。西方是通過銷售和石油等原材料兩邊剝削我們。

　　記者：壟斷集團不愿出讓壟斷領域，民企又創新乏力，都跑去炒股炒房，怎么解開這個死結？

　　郎咸平：這要回到一百多年前。1890年，美國提出《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就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既得利益者，還是一個資本家的壟斷理念。微軟的比爾•蓋茨幾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財富捐出來成立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因為他認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個人的能力之外，整個社會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貢獻，所以要取之于社會，還之于社會。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現象，這是從《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續下來的一種新形式資本主義維持公平的精神，西方叫慈善資本主義。

　　美國政府從1890年就開始了法治化建設，自由經濟要處于法治化的約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強欺弱。社會的每一個個體，包括政府的行為都是在一個法治化的游戲規則下進行。有了這樣的游戲規則，才能充分地發揮人的創造力，創造自己的財富。這個時候，你所創造的財富才不會像馬克思時代一樣，是掠奪別人的財富，掠奪勞工而得來的。有了這個法治化的社會秩序，就已經是社會主義化的資本主義，這都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巨大沖擊。國內很多改革派的學者沒有看清楚這段歷史，盲目地引進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思維，由于我國沒有像美國一樣的法治化建設，因此才會重蹈《國富論》之后類似西歐那樣的以大吃小、以強欺弱的覆轍。

　　美國證監會為了保護中小股民，為了保護股票市場，可以發傳票，可以調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執法權力是無限制的。任何人對其挑戰，都將被聯邦法院所拒絕。因為美國的股票市場肩負著一個社會主義的功用——財富的重新分配。美國的憲法，即美國的根本大法賦予了美國證監會嚴刑峻法的執法功能。這也就是為何美國公民愿意將自己一生的積蓄都放在美國的股票市場，因為他們知道，只有通過美國的股票市場才能讓他們的財富不斷地增長，才能使他們老有所終、老有所養。

　　記者：當下“富二代”不愿做實業，“農二代”不愿打工，中國的“二代”們應該繼承他們父輩的價值觀嗎？

　　郎咸平：“富二代”不喜歡繼承父親的工廠，他們覺得賺那么少錢，太辛苦了。他們對什么金融、房地產啦，藝術品甚至演藝界更有興趣。但是你想想，一個國家沒有工業基礎，這個國家怎么能夠生存？

　　“農二代”也不想做工了。我現在簡直不敢想象，10年、20年之后，中國未來應該有什么樣的企業發展戰略，我現在非常惶恐。我很擔心你所說這個國未富人先懶的現象。

　　這怎么辦呢？農民工進城是很可憐的，他是單打獨斗的，既沒有父輩的庇蔭，也沒有特殊的技能，更沒有學術上的優勢，一進城必定是弱勢群體。這么龐大的人口成為弱勢群體是非常可怕的，當這些人對前途喪失希望，而他又有很強烈的欲望，想結婚，想生子，想有成就，社會矛盾就來了，搶劫之類的事情都會出來。這是非常可怕的。你不給他希望，就會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時炸彈。

　　“富二代”是不是紈绔子弟，能不能夠傳承財富，其實這是表面現象。我覺得更嚴重的問題是，權力與財富結合之后會不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其實，這個事情在別的國家已經發生過上百年了。這也是馬克思想解決的問題。幾百年來的政治學、社會學，基本上就是解決一個權力與財富勾結的問題。

　　對公共產品的掠奪，一定是財富以及權力的結合才有可能掠奪，就是財富與權力的問題。

　　1867年馬克思提出了《資本論》，到了1875年和1890年英國與美國相繼推出了一些法案，就是英國的《衡平法》和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來解決這個權力跟財富之間的矛盾，把注意力放在節制資本、節制資本家上。怎么節制資本家呢？簡單地講就是讓資本家光榮地退出，把他的公司變成大眾持股，轉由職業經理人去經營，為大眾創造財富。這只是它的技術手法，背后本質意義就是藏富于民，讓老百姓更富裕。

　　所以，不能簡單地去譴責誰懶、誰不創業，社會應該給人們公平、公開的機會，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民眾財富。

　　記者：社會學家稱，中國的“421”人口結構將導致社保負擔空前加重。今天，“未富先老”又遭遇“未富先懶”的問題。這里有兩個判斷：一是2020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將終結，舊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維持；另一個是中國城市化運動將基本完成，拉動現在經濟增長的強大拉力行將消失——那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中國應該怎么辦？

　　郎咸平：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什么先決條件呢？——就是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一部分人的財富可以增加，可其他人財富不能減少。從不論是社會主義或者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公平都是一個起點，在公平之上才能談效率，“公平產生效率”是一個不容爭辯、不容討論的事實，這是鄧小平所提出來的，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理念，更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所在。

　　除了節制資本、節制資本家，限制權貴集團外，教育是改善社會財富分配的另一條路徑。搞教育產業化改革的一個結果，就是斷送了貧窮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機會，因為學費提高的結果是他們再也念不起大學了。無論他多么的優秀，都無法進入清華、北大。所以，這種教育改革是最為荒謬的一種改革，是一個改革成本由全社會最為貧窮的人來承擔的荒謬改革。

　　美國大學的收費高是對的，那是對于有錢人。但當你的收入低于某一個水平的時候，美國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學生貸款，還有學校和美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

　　針對你所提人口紅利終結、未富先老的問題，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提高個人生產力，個人從能做1件衣服到能做10件，或提高它的附加值，這樣才能解決這個養老的問題。提高個人生產力，關鍵在提高人口質量。

　　懶人下一步的機會在哪里？

　　文/胡赳赳

　　上世紀80年代的機會在沿海，90年代的機會在下海，21世紀頭10年的機會在互聯網藍海。2009年之后，我們的機會在哪里？

　　“未富先懶”針對個人，“上行受阻”針對社群，“階層板結”針對一個業已成形的社會集合。資源分配完畢、城市容量飽和、就業能力固化、新經濟已被玩舊、老國企繼續當道。現在的中國人前景，雖未引發“破窗效應”，但已出現“天花板現象”。

　　中國有多強？《時代》周刊說：中國生產著全世界2/3的復印機、微波爐和鞋子，世界60%的手機、55%的DVD機、一半的數碼相機、30%的個人電腦和75%的兒童玩具。如今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不久前超越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在明年超越日本，而在2020年將超越美國。

　　強大的中國，是殼；富裕的民眾，才是本。國富民強才是完整的中國夢。

　　國富民不強——還富于民

　　舉國盛況辦奧運迎國慶，跟平民口袋關系不大，算完賬一看，都是花錢的事——國家真有錢。財政部年初制定的目標是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6.5萬億元，而在2008年這個數字是5.4萬億元。有一位白領向朋友訴苦說：“我每年的個人所得稅都要給國家交兩萬元，太高，還不如少干點。”這是典型的“未富先懶”狀。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汪同三表示，2009年GDP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3%，超過了“保八”任務的要求，2010年增長速度會恢復到9%甚至更高一點。

　　幾年前，沿海城市嘗試過給市民“發紅包”，也有媒體叫嚷國企要給人民“分紅”，這都是“紅眼病”，國家有錢了，不吐點出來人民不高興。金融危機一來，緩解了這種爭端，同舟共濟，再創佳績。有人曾戲言，總統是美國最大的CEO，中國也有最大的老板，就是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

　　人們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教育事業產業化、醫療事業產業化、房地產產業主導化，你閉著眼睛都可以想象一個中國人的生存模式：賺錢買房、賺錢負擔孩子教育、賺錢負擔全家人的健康。睜開眼睛一看，未富先老了，等把這幾件大事落實完，人也就該再閉眼了。

　　要是有人不玩這個游戲呢？改革開放30年時，有專家探討過這個命題：改革為何失去了動力？中國的改革模式是放開一點、搞活一點，經濟就上來了，人們就富裕了。但再怎么改，個體的命運依然是在可以望得見的軌道上運行，洗牌已經洗過一輪，混沌期已過。

　　如何還富于民？無外乎三：一是增加民眾收入，調整稅收的合理性；二是讓民眾少花錢，降低公共事業領域的支出比重，義務教育不收費和農業稅停收都是良好而積極信號；三是在基礎建設上的投入應傾向于提高民眾生活的舒適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只有當民眾手里有了錢，整個經濟消費體系才能水漲船高。而現在，房價高企已使得整個消費體系變得畸形，大家都勒緊褲腰帶供房，損害了其他領域的消費。一旦買了房，也就安穩過日子，沒有繼續奮斗的目標了。

　　中國人的三大欲望是：更多的錢、環游世界、中國世界第一。可見中國人并非沒有自己的國際視野和上行動力，但在錢的問題上的現實際遇又讓他們傷透了心。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你怎么富？

　　東部易富，有富的傳統；沿海易富，有富的資源；特區好富，有富的政策。西部易富嗎？也能出蒙牛、伊利、鄂爾多斯。現在有個說法是“后發優勢”，越沒被開發的資源越具有后來居上的優勢。最近的第十屆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倒是熱熱鬧鬧，賺足眼球。但是西部大開發10年了，成績單顯然不令人滿意。只有當東部、南部的資源、環境和機遇透支完畢后，人們才會把新的機遇轉向西部。而這，其實正在成為西部大開發的后發優勢。

　　還有個問題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個共同法？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買了房子，不止一套，每年都出國旅游，孩子上最優質的學校，花得起入校費；而你還是個工薪階層，創業無果、兼職未遂，跑不過CPI、通脹、房價和個人所得稅，淪為“窮忙”。將富未富的人則遭遇“偽中產”，股市吸金、房供套牢。“共同富裕”越來越像個偽命題，富者支配更多資源，窮者承受更多壓力。

　　多年前暢銷的一本書《富爸爸，窮爸爸》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對錢的無知導致了如此之多的恐懼和貪婪的產生。一個醫生，想多掙些錢來更好地養活家人，就提高了收費，這就使每個人的醫療支出增加。由于醫生提高收費，則律師也提高收費；由于律師提高收費，學校老師也想增加收入，這就迫使政府提高稅收。這樣一環套一環，不久，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就有了一條可怕的鴻溝，混亂就會爆發。當鴻溝大到了極點時，一個社會就會崩潰。”

　　美國同樣身在其中，這種歷史一再重演，因為人們沒有以史為鑒。“我們只是記住了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名稱，卻沒有記住教訓。”

　　有人在考慮，現今的中國還能不能誕生像潘石屹這樣從平民奮斗起來的富豪，還能產生多少個潘石屹，會不會出現“先富殺后富”的情形？

　　事實上，未富先懶的一代人仍然有著“后發優勢”，商業模式成型、產業技術成熟、創意產業方興未艾，創業潮仍然鋪天蓋地。未富先懶者要學會在享受中創業，而不是著眼于掙錢的欲望。

　　后發優勢在于個人的資源、經驗和行動尚未變現，卻與前人享受著同步的機遇和對未來的預期，一旦變現，很快就進入歷史上新的平臺期。大至國家，小至個人，都是如此。

　　所以說，機會無處不在，尤將伴隨著體制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每一步。是繼續懶下去還是以懶待勞，就在于個人的選擇了。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