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門”折射中國社會體制之誤

　　中新網(wǎng)7月21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近日針對“打工皇帝”唐駿“學歷門”事件發(fā)表署名評論文章。文中稱，唐駿事件不僅僅揭穿了一些海歸的“新裝”，而且也引起了社會對“文憑主義”的反思。中國從根本上應該糾正這種“文憑主義”的誤區(qū)，當社會對人才評價的標準不再為“學歷”是舉的時候，文憑就失去了它絢麗的光環(huán)，假文憑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場。

　　文章摘錄如下：

　　曾任微軟(中國)有限公司總裁的現(xiàn)新華都集團總裁唐駿，近日被有“學術打假斗士”之稱的科普作家方舟子指其博士學歷造假，此事在網(wǎng)絡上掀起軒然大波。與此同時，網(wǎng)上開始流傳一份學員通訊錄，指國內(nèi)還有不少公眾人物與唐駿都出自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其學歷亦有疑點。　

　　唐駿的“學歷門”事件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眾多“唐駿們”紛紛修改簡歷，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的知名度也因此急劇上升。“洋文憑”不再像昔日那樣只可敬畏而不可質(zhì)疑，喝過“洋墨水”的海歸們也失去了那虛幻的光環(huán)。唐駿事件不僅僅揭穿了一些海歸的“新裝”，而且也引起了社會對“文憑主義”的反思。

　　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當代，中國人對“文憑”的追求可謂達到了一種近似瘋狂的程度，在古代“文憑”是升官發(fā)財?shù)幕�石；在當代，“文憑”是享受富貴的本錢。中國人為什么這么熱衷與“文憑”呢？在其產(chǎn)生初期，文憑就是讀書的一種憑證。當時普通百姓還沒有接收教育的權利，所以在那個時期文憑就等于文化，讀過書的人就叫做文化人。何謂文化呢？《周易》有云，“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由此可見，“文憑”其實就是文化的一個代名詞。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華民族歷來都很敬重文化人而輕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意思是君子應該用心求道而不費心思去求衣食。即使你親自去耕田種地，難保不餓肚子；努力學道，卻可以得到俸祿。所以，君子只擔憂學不到道，不擔憂貧窮。此次便奠定了“文憑”不可動搖的地位。

　　近代以來，受教育權成了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文化也不在是少數(shù)人享有的特權了，所以“文憑”的含義已經(jīng)不能完全同文化等價了。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文憑，同樣有文憑的人也不一定有文化。但是文憑作為評價人才的一個標準，卻一直被沿用到現(xiàn)在。在人們的觀念里，有“文憑”的人通常還是要比他人高出一等的，縱然這樣的“文憑”含水量嚴重超標，但是對于某些人來說“外國的月亮一定要比中國圓”，所以這些“海歸”們就乘著文憑的大船飄揚過海回到了祖國。

　　讀過《圍城》的人就一定聽說過“克萊登大學”，其實美國西太平洋大學也只不過是一個翻版的克萊登罷了。這樣的野雞大學在國外到處都是，不足為奇。然而，讓人們詫異的是，這些野雞大學的主要生源竟是中國學生。更人們匪夷所思的是，像北京大學這樣的名校竟然為了賺錢和這些野雞大學搞起了合作辦學。

　　其實，可怕的并不是“假文憑”，文憑僅僅是一張白紙，它并不能代表真正能力。如果只有讀書考試的本領，那么就算這個文憑是貨真價實的“美國貨”也是惘然，和廢紙毫無詫異。而如果有唐駿一樣的管理能力，就算是野雞大學畢業(yè)的博士生又如何呢？畢竟像比爾·蓋茨這樣成功的人士連大學都沒有畢業(yè)。所以，那些畢業(yè)于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唐駿們”也無需緊張，只要你是塊金子，無論有沒有文憑的襯托你都會一樣絢麗奪目的。

　　話說回來，假文憑雖然是迫于社會潮流而發(fā)，但是它畢竟是一種不誠信的行為。行至中國城市的街頭巷角，“四六級證書”、“計算機等級證書”、“學歷證明”等一些列假證書、假文憑的廣告鋪天蓋地，只有想不到的“假”，沒有做不到的“真”。假文憑已經(jīng)成了一個暴利的產(chǎn)業(yè)，相關部門也在加強打擊的力度，然而“假文憑”卻是一個久治不愈的毒瘤。

　　要想根除“假文憑”單靠加大打假力度是遠遠不夠的，社會對文憑趨之若騖，就算打擊力度再大，也很難抑制這種學歷需求的。所以，中國從根本上應該糾正這種“文憑主義”的誤區(qū)，當社會對人才評價的標準不再為“學歷”是舉的時候，文憑就失去了它絢麗的光環(huán)，既然“真”文憑都沒有意義了，那么又有誰愿意出重金去購買假文憑呢？

　　沒有博士學位的唐駿就不是今天的打工皇帝了嗎？而那些有博士學位的人，至今不也只能做個打工乞丐嗎？“學歷門”不僅僅是唐駿和他同學的錯，更折射出中國社會體制的一種錯，這才是更應該糾正的。(王太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