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金融危機沖擊了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就業，使得大量人才滿世界尋找工作機會；而另一邊是中國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急需要位于世界科技前沿和產業高端的高層次人才智力資源。在8日閉幕的“2009中國國際人才交流會”上，兩者的結合幾乎是“一拍即合”。

　　在美中藥協(SAPA)總會會長夏明德眼里，這段時間里美國醫藥業界一個“重磅炸彈”的爆炸，或將引發海外高層次人才流向中國的一個“井噴期”。

　　他所謂的“重磅炸彈”，就是美國藥業大公司的專利在這兩年里將集中到期。這意味著這些大公司花費10-12億美元進行研制的新藥，將在到期后被瘋狂仿制，而市場將隨之萎縮八成以上，隨之而來的是人員的壓縮。

　　在夏明德身邊，這個信號在這兩天里非常明顯。他所在的美國強生公司6日宣布裁員8200人，而在一段密集的時間里，同是美國制藥企業巨頭的默克公司(Merck)和仙靈保養(Schering-ploug)宣布合并，輝瑞(Pfizer)和惠氏(Wyeth)宣布合并，總共的裁員額度將達到幾萬人。

　　“在金融危機影響下，更多的美國藥業人士將找不到工作。而中國的藥業是個朝陽產業，對于美國藥業人才來說，中國是個很好的創業選擇。”他說。

　　中國目前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國家級人才與智力交流會“2009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8日于深圳閉幕。在此次大會上，中國向40個國家和地區的1050多家海外專業組織、培訓機構、高等院校、人才中介和科技企業發出邀請，共同推動國際人才合作。

　　前來出席大會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表示，“位于世界科技前沿和產業高端的高層次人才智力資源，對一個國家發展尤為重要。中國將高度重視引進海外智力工作。”

　　眼下，“調結構”是中國政府在后危機時代的持續選擇。中國國務委員馬凱日前表示，“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是應對后危機時代激烈國際競爭的關鍵舉措。當前，許多國家都在為后危機時代的經濟發展做精心準備，探索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如果仍停留在原有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上，仍靠低水平擴張維持一時的高增長，就會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中落伍，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競爭中陷于被動。”

　　中國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對于“高層次人才智力資源”的需要，在2009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上得到了印證。主辦方強調，本屆大會以高端人才和智力交流為重點，征集海外高層次專業人才供中國國內機構選聘，同時還為此舉辦了中高級人才招聘會專場。根據主辦方統計，截至8日閉幕，該場招聘會接受應聘簡歷 20000余份。

　　記者采訪中得知，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加強自主研發力量的投入被不少帶加工企業看作是走出危機的長遠之策。

　　“2008年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產業沖擊很大，出口下降導致倒閉的企業上萬家，要應對金融危機，企業必須加大研發投入。”深圳格蘭達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劉寶龍介紹。

　　他說：“15年前，公司剛剛成立時，僅是一家面對海外客戶進行機械零部件加工、分裝的企業，當時并不需要高層次的人才。但近些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后，公司進入一個轉型期，需要從簡單的分裝提升到品牌發展，因此需要有自己的技術、產品和研發團隊。我們希望海外的研發人才能夠給我們帶來新的臺階。”

　　“我們渴望新一輪引進的潮流。”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李明介紹，“相比金融危機之前，深圳企業對于高端人才需求反而更加旺盛。這說明，我們的企業已經意識到，只有處于產業鏈的高端，才能積極去應對，去戰勝危機。”

　　他說：“隨著產業的更新換代，深圳在電子測算等新興的、復合型人才需求大幅度增加，這說明深圳的產業結構進行了深刻的調整，過去的落后的產能已經被淘汰了。”

　　不僅僅是沿海地區，中國的內地省份也對海外人才需求迫切。河南省外國專家局局長李金城說：“河南是個人口大省，企業很多，全省幾乎50%的GDP貢獻由民營企業創造，但是人才結構不盡合理，人才素質并不高，管理水平和產品質量都需要提高，需要引進海外的高端人才和高新技術。”

　　為彌補與沿海地區吸引人才的優勢不足，李金城介紹，國家對于高端人才的補貼標準是100萬，而河南省愿意為此開出了120萬的價格。

　　金融危機也讓國際上不少機構迫切地到中國尋找機會。前來參展的瑞典工程人才(CF-LAES)組織者莉維亞 22阿爾姆(Livia Alm)說，“金融危機對瑞典的經濟沖擊較大，我們有許多的專家，愿意帶自己的項目來到中國發展。哪怕中國并不能給我們太多的薪水。”

　　海外留學人員也紛紛看好國內提供的就業機會。中國留學生邱波2005年在日本獲得“人機交互”博士學位后，帶著30余個發明專利回國創立了一家科技企業。對他來說，之所以選擇中國，在于中國對于海外人才創業的扶持政策是最吸引人的。

　　“對于優秀的創業項目，中國政府幾乎能給到了900萬的啟動資金和場地支持；在日本，我所知道的這方面對于留學生的扶持幾乎沒有。”他興奮地說。(肖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