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雄》劇組下來之后，陳道明整整一年沒有接戲。任何劇本，他連看都不看，一概拒絕，他說，這是一種放棄，如果不這樣，就無法經受住那些誘惑，但是他還說：“不放棄舊的就沒法收獲新的。”就這樣，直至去年年底，“驚蟄”了的陳道明才終于開始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與金英馬合作的電視劇《冬至》的拍攝中，一晃幾個“節氣”過去，眼瞧著即將立夏，《冬至》的后期也基本完成。

　　-《黑洞》與《冬至》根本就不是姊妹片

　　或許是因為名字的緣故，陳道明出演的《冬至》，給很多人的感覺都是在拍一部《黑洞》續集。只是，這種單從字面上得出的結論，恐怕只能停留在陳道明這位演員在兩部戲中個體的一脈相承，至于其他，“二者其實一點關系都沒有，也絕不是什么姊妹片，他們表現的完全是兩個世界。在故事情節上，《冬至》沒有《黑洞》那么陡峭。而我在開始考慮的時候也主要是想把《冬至》演繹成一種‘都市寓言’；《黑洞》則主要表現了一個簡單的社會現象，以及它在各個社會階層中的滲透，《冬至》在這方面比《黑洞》涉及的面要窄，只是它對一個人物的心理刻畫又要比《黑洞》深得多。”

　　不過，陳道明在拆解這兩部電視劇差異的同時，也不自禁地流露出身為演員的些許“私心”，他覺得：“作為一個演員，要延續自己的風格是很輕松的，但那也是件特無聊的事。”他堅持認為：“演員必須喜新厭舊！至少在我這兒是這樣。”陳道明的所謂“喜新厭舊”自然并非是要“標新立異”，用他的話說：“我只是想在不同的東西中展現自己。”

　　-“痛苦”與“貪欲”是《冬至》要傳遞的概念

　　在與陳道明的交流中，在他的談吐里似乎總帶著一點“《我的1919》”的味道，不知這與他所說的他多年來一直對“痛”和“苦”堅持著自己的認識有什么關系，只是他“總認為幸福是痛苦的陪襯。而痛苦又分兩種，一是肌膚上的，一是良心上的。尤其是后者，有時候更痛”。所以，針對《冬至》，陳道明也同樣是在“力求能在痛中挖掘一種美。這個‘美’不是一種具象的東西，而是指主觀意念上的審美。比如，陳一平(陳道明在《冬至》中飾演的男主角)的生活突然間從平靜如水變得四面楚歌，這是一種痛，也是一種美———現實的痛與主觀的美”。

　　除了“痛苦”之外，陳道明認為自己在《冬至》中希望向觀眾傳遞的還有一個“概念”就是“貪欲”。他說著說著，隨手指著記者及在座的各位甚至還加上了一旁的侍者，說：“仔細想想，其實我們每個人一生中都曾拿過不義之財，哪怕是一張紙。”他頓了一下，進而又舉例道，“假設這里有一萬塊錢，告訴你拿了它沒人知道。第一次你可能不會拿，甭管是受到良心上還是道德上的約束，第二次你也許還是不會拿，但到了第三次，當你已經肯定這錢拿了也的確沒人管的時候，你會不會拿？也許100個人里就有51個人伸出手來———這就是‘貪欲’，這就是我這片子里想表現的東西———陳一平因為拿了這樣一筆錢，最后成了神經病，為什么呢？因為他最終也沒把錢花出去。”

　　-演“神經病”是我在表演上追求的另一個層面

　　陳一平最終成了神經病，可神經病又究竟為何物？在人們的印象中，眾多影視作品在處理這種臉譜似的人物時都會將他畫黑眼圈、涂白嘴唇，再呵呵傻笑兩聲，一看就能認出是個瘋子。那么陳道明的“神經病”到底是什么樣？略含一絲得意的他“最終決定，我一點妝都不化，而且從神態到各方面還都是一個正常人，就是在某一瞬間露出一點不是正常人的反映，讓你直到這個時候才一下子意識到這人原來是個神經病———一個淹在所有正常人中的神經病———這其實更可怕。你想想，這時候我還需要化妝嗎？還需要有意識地演嗎？不需要了。陳一平的戲更多的是體現在他的內心糾葛上，到最后，他只是眼睛在動，他的目光是散的，他已經拋棄了這個世界……”

　　-現在的表演已經不是像不像

　　幾年前，陳道明在接受采訪時曾說，他已經感到自己有點黔驢技窮。但事到如今，他還在堅持，問他為什么，他說：“我知道我在表演上有很多‘死穴’，但是我也在努力改變這種狀態。當初在演《黑洞》之前我就想，如果在那部戲中我的個性化表演不成功，我可能就會另有打算了。”而至于“個性化表演”，他的解釋為：“演員應該慢慢地越來越個性化。《黑洞》的時候，我試著不讓自己被劇本中的那個人物拴住，而是把他往我身上拉。現在的觀眾，他們喜歡和認可一個演員的標準已經改變。就拿演土匪來說，過去的觀念是這個演員演得像不像，現在是他演得好看不好看。”

　　記者也經常聽到有演員說：“我很真實呀？我的表演沒毛病呀？為什么觀眾不愛看？”按陳道明的觀點，究其原因是“他們沒在現在進行時，還在過去時。”他說：“對表演而言，確實有一個表演觀念隨著物質世界的轉換而改變的過程。表演必須跟著時代走。你要不斷地征服你不同時代的觀眾，你的演藝價值才會長久存在。有句話是‘過去是經驗，現在是教訓’。就是說：過去的優秀不代表今天的優秀，你要學會放棄過去尋找今天的優秀，而今天的優秀又很可能從形式到內容整個跟過去的都完完全全不一樣，你如果還抱著過去的優秀不放，那你只能是失敗。”陳道明對現在的表演給予了一個詞的評價———“斑斕”。

　　-演戲的最好狀態是“靈魂出殼”

　　不久前，陳道明曾對演戲的最高境界下過一個定義———“無語”。他的解釋是：“所謂‘無語’就是無雜，各種雜念都不在了，沒什么可想的了，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去做‘游戲’。講什么？有什么可講的？”記者知道，陳道明一向認為演戲就是在做游戲，那么在《冬至》這部戲中，他的游戲是否也做到了“最高境界”？

　　陳道明特認真卻又有些遲疑地對記者說：“我演戲演到最好的時候，那種狀態說出來可能你都很難理解———就是我能看見我自己。我很清楚有一個第二個自我在一旁，還就坐在旁邊那個樹杈上在看著第一個自我在這里表演，他不斷地在幫著我來修正，他告訴我怎么做———靈魂出殼的感覺———這就是我最好的狀態，這時候導演都停不了機———很長時間的表演。”

　　這種狀態據陳道明“交待”，在他最近的幾部戲中都有。他舉了個在拍《冬至》時的例子。劇中有一段戲是讓陳道明爬上一個三十多米高的廢舊水塔，演陳一平跳“塔”自殺。而那個水塔上凸出來的供攀登的一級級鐵條梯，由于年久失修，很多螺絲都脫落了，當時，也來不及配備保險設施，“我就告訴他們，你們都別上來，我怎么演都別停機。”陳道明回憶起那場戲，連聲道后怕，“怎么不怕呀，我都爬到護欄外面去了，褲襠都發緊。后來他們對我說：‘道明，你這有點不值，遠景人家以為用的是替身，近景還都會認為你拴著安全帶。’可我又有什么辦法，當時只能上，差點送了命！”

　　-如今辦事的沖突是要“錢”還是要“臉”

　　陳道明對劇本的“挑剔”圈內眾所周知，而如此“強勢”的一個人，倘若在自我的意識形態上與他人尤其是導演、制片方產生了分歧，結果又會怎樣？他對劇本的精挑細選是不是為其之后的合作減少矛盾而要例行的步驟？

　　對此，陳道明開始了他不間斷的侃侃而談：“這是一個生存觀的問題，就是面對這個職業，你想怎么活。通常演員接戲無非三個目的，或說是三個狀態：一是要錢不要臉，二是要臉不要錢，三是又要錢又要臉。這話說起來不大好聽，但你仔細分析一下，確是如此。這三個不同的狀態體現了三種不同程度的責任心，這種責任心還不完全是針對這個戲，還有這個現行的體制。因為我身為一個創作人員，不能讓人家投資者賠了。我是通過在對劇本的選擇中來完成一個自我的釋放過程。而與導演的所謂‘沖突’在劇本確定時就已經談清楚了。目前，我不想邁到導演那一步，演員永遠都是在完成著導演和編劇的意識形態，這里演員往往是被動的，所以說我們的意識形態等到了真正拍戲的時候基本上不會有沖突，有爭執也是純粹的，我不喜歡‘人事’和‘做事’聯系在一起。只是具體到美學形態上可能會有分歧，遇到這樣的情況就商量，充其量是保留意見。”“那您現在接戲的時候，處在哪種狀態？”“第三種。”“有沒有第四種狀態：又不要錢又不要臉的？”“呵呵，那應該是沒有吧。”

　　-與記者對抗是因為我做不到皮笑肉不笑

　　如果說記者擔心陳道明與導演的合作是否順利算是杞人憂天的話，那么陳道明與媒體的關系究竟如何則確確實實是最現實的話題了。應該說，陳道明的確很少與媒體打交道，這次和他坐到一起，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已經很久沒接受采訪了。”據記者了解，由于受到過一些個別媒體無端的惡語重傷，國內演藝圈中有那么幾位藝人早就堅定了“不說話”的念頭。而陳道明呢？外面有人說他跟媒體“抵抗”，他“抵抗”的究竟是什么？

　　“說實話，我都不知道我抵抗什么了。我就是有時候想說有時候不想說而已。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是這樣，演員也是。”陳道明略顯無奈地說，“交流本身除了話是否投機以外，跟天時(時機和環境)、身體狀況、精神狀況都有很大的關系。你們不能要求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時時刻刻準備著發言，那是不可能的。也許有些人在這方面做得比我好，但我這人必須是肉笑皮才能笑，你讓我皮笑肉不笑，我不愿意，我也不喜歡。”

　　“我從來不議論別人，人家在議論時，我就聽著，但如果他們說得過分了，我也會出頭制止，我會對他們說：‘你看見了？沒看見咱能不能不說？’”說完陳道明轉而問記者：“你知道在中國‘聽說’這兩個字有多可怕，什么東西都‘聽說誰誰誰如何如何’，這就是典型的‘傳聞’。所以對這種東西我從來不認可。議論人和議論客觀世界是人的一種天性，我一直尤其是在開始的時候是有意識地扳，經常話說到一半，突然意識到了，就立刻收口，后來就養成一種習慣，每當張口說別人名字的時候都要留半句。我可以直接跟你說，你哪件事不對，但我決不會讓他(第三者)跟你說。有時候，我的朋友也跟我說‘誰誰說我這說我那’，可到我這兒都沒有反應。我說我干嗎要有反應？干嗎要說別人？我一直告誡自己，‘自掃門前雪，不看他人瓦上霜’———這句話以前被認為是一種自私，現在是一種高尚。”

　　陳道明這樣的回答，不是針對記者上述的提問，只是記者以為這段“說明”放在此處應該比較合適———不開口是因為不愿意議論別人———而我們娛樂媒體當前最“好”的不正是讓明星們彼此“品頭論足”這一口兒嗎———看來，真正該反省的應該是我們。

　　-不拍電影是因為我胸無大志

　　很多人問陳道明：“你為什么不拍或是很少拍電影？”“我對他們無話可說。”陳道明停了停繼續道，“我沒有一個目標，比如：什么我要成為一個全國名演員，或是亞洲名演員，我不，我胸無大志，真的，不是說我現在站著說話不腰疼，我真的是胸無大志。我不給自己前面擱一座山去爬，我覺得你該上坡上坡，該下坡下坡，順其自然是最舒服的。你說的有些演員覺得演電影更像有個豐碑立在那兒，我不反對，那對他們來說算是一種追求，是美好的。我們只是對美好的理解不同。就我而言，不光是對表演，對這個職業來講，我根本就沒把它們設定為哪個高尚，哪個不高尚，或是哪個更難，哪個更簡單，我覺得演電影和演電視劇都是一樣的，都是演。兩者無論是哪個，水到渠成了，我就拍。就像我現在出的這點名吧，絕不是設計出來的，我只是在這個成長過程中，去認真完成或說是執行了我的職責，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點點這么往前走，順著坡我這頭驢就下來了……”

　　“對我而言沒有電影、電視劇之分，只有好壞之分。”然而面對“好壞”，陳道明卻又告訴記者，“我小的時候就對我的一個老師說過這么一句話，我不希望你批評我就像不希望你表揚我一樣。因為批評使我無地自容表揚使我望而卻步。”話一出口，陳道明自己都笑了，“我這人很怪，我都說不清楚自己……有時候很復雜的一件事到我這兒一句話就完了，我只是不想橫著膀子跟人家爭……一直就是散打狀態……”

　　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鄭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