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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偶發事件常常讓歷史拐彎。SARS或許不足以構成一個拐點，但無疑將在史冊中留下印記，正如9·11之改變了美國和美國人。SARS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改變，已經開始顯現，但更久遠和更深刻的變化，也許需要更長的時間體會。

　　北京十位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界的學者，作為這場災難的親歷者也是觀察者，對SARS將如何改變中國，做出了他們的判斷

　　政治體制：希望成為改革新起點

　　杜鋼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SARS大規模爆發，是對我們整個社會、政府的嚴重挑戰。在這場斗爭中，政府管理體制方方面面的弱點全都暴露了出來。

　　首先是公共事務的條塊分割弊端。在中國的行政體制中，究竟以中央部委系統為主，還是以地方政府為主，這對矛盾一直沒解決好。

　　這次從廣東開始的SARS危機，就因為這種條與塊之間缺乏協調統一，以致延誤擴散，造成全國性危機。我們的政府在日后需要思考這些問題：

　　公共安全事務以條為主的體制必須改革，把一部分決策權下放到以塊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讓他們能迅速反應，及時處理。

　　現在不少部門把政府很多權力“劫持”為己有，擅自作主，導致政府對部門的調控能力減弱，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在抗炎過程中，一些措施遲遲不能實施到位，就是這種部門間利益紛爭不能很好協調造成的。

　　我們常常說，要建立完善的危機管理系統，這沒錯，但是，即使有了這套系統，如果不改革政治體制，最多不過使效率略為提高，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信息層層作假，瞞報漏報，報喜不報憂，使政府公信力和威信嚴重受損，SARS暴露出我們政治體制中的最大弊端——官本位負責制。

　　各級官員究竟對誰負責？不是對老百姓，也不是對工作，甚至不是對上級，而是對他的官位。通過這次事件，相信這種狀況在未來會有所改變。

　　陸學藝(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研究員)

　　我們前段時間在非典問題上存在隱瞞，封鎖的問題，不但引起民眾恐慌，而且損害了國際形象。后來政府在這方面轉變得很好，信息做到了透明。

　　但這是一個教訓：問題是堵不住的，你必須還老百姓知情權。這樣思想的確立，有助于促進我們決策的透明化、民主化。

　　薛瀾(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

　　這次“非典”使信息公開突飛猛進，我們由此可以反思其他一些問題上的信息公開。

　　過去我們有多種形式的政務公開，但力度很不夠，公開內容往往按行政部門需要來進行。事實上，“非典”局勢在后來能得到很快扭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透明，公眾知曉并重視這些問題了，利于加深政府和老百姓相互信任，對解決問題大有裨益。

　　以后，政府行為模式中首先突破的，可能就是政府信息公開。

　　謝慶奎(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張文康和孟學農被解除職務，為實施官員問責制樹立了一個榜樣。以后有類似疾病、災害、傷亡事故發生，就會追究官員責任。

　　政府角色：應以公民服務為中心

　　夏學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通過非典事件，使我們的領導、政府可以清醒認識到，政府需要由“領導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從以GDP經濟建設為中心，走向為公民服務為中心。更好的貼近人民群眾，更及時地了解他們的需要。

　　陸學藝(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研究員)

　　單從社會學分析，再次證明一個道理：經濟和社會一定要協調發展。我們常說“經濟建設第一”，但不是惟一，還要有第二、第三，等等。

　　從整個國家來看，我們的經濟發展走在前面，社會環境建設落在后面，沒跟上去，二者一失調，即使GDP可以8%、9%地往上漲，但災難一下子就讓你損失慘重。所以，SARS是一次很好的教訓，將來北京市乃至中央都應該好好思考，怎樣來尋求兩者之間的最佳平衡點。

　　謝慶奎(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政府經歷過這樣的事后，可能在理念上會有所進步，學會要負責任，要誠實，要真正關心民間疾苦，這樣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合法性。

　　薛瀾(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

　　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進行改革，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忽視了對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責任缺位。SARS之禍，暴露出政府在公共問題上的真空地帶。在環境治理方面，也同樣存在潛在危機。

　　總之，我們欠了社會不少賬，這一課在今后一定要補上。

　　危機處理：需要常備不息的專業機制

　　薛瀾(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

　　在全球化條件下和信息化世界里，一個局部性危機，就可能演化為全球危機。SARS就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除此之外，還有網絡病毒危機、金融危機等等。中國目前處于轉型期，產生危機的因素越來越多，我們一定要有危機意識，建立突發事件危機處理機制。

　　一個反應迅速，運行良好的危機處理機制是怎樣的呢？首先要有危機預警機制，這其中，要求社會每個人員對危機有清晰的認識，對危機感受敏銳，可以在危機前兆階段就將之消滅在萌芽狀態。同時，要輔以良好的技術手段，建立公共信息監測網，這是一個常備不息的機制。第二，一旦危機發生，要有應對機制，很快做出應對決策。第三是危機處理機制，需要我們國家大量投入，建立一只訓練有素、裝備優良的處理危機的專業隊伍。

　　夏學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國外在危機處理上有相當豐富的經驗，而我國在這方面十分薄弱。SARS提醒政府，建立一套制度化的危機干預機制，對城市化建設來說不可或缺。

　　我們現在的處理方式，往往是遇事便臨時成立一個指揮部，一個領導小組等，國務院30個部委，就有100多個領導小組，委員會一大堆，不知道該聽誰的。

　　臨時班子的行政色彩很濃，過于中國特色。事實上，用行政辦法協調各方面關系，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不好。成立專門機構，以一套完備的危機處理體系去運作，可以使我們在現代化管理上更加成熟，不至于一遇到問題就手忙腳亂。

　　法治建設：依法運作的一步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學系主任)

　　“非典”讓依法治國可以在實質意義上進一步。

　　我們過去把這個概念落實在比較虛的方面，沒有跟具體的公共管理機制聯系在一起，說是依法治國，實際上往往以“紅頭文件”治國。

　　“非典”事件涉及到方方面面，剛開始時，我們以內部的方式來控制局勢，但事實證明傳統機制失靈。現在是越來越公開化了，大家一上來就考慮如何修改法律(《傳染病防治法》)，以適應形勢需要。內部機制被公開機制取代，內外整合的結果就是依法運作。這是依法治國道路上一次有意義的實踐。

　　經濟反思：公共衛生無法用市場解決

　　李揚(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SARS讓未來經濟受到影響是不爭的事實。有人預測，今年中國的GDP將調低0.5～1個百分點，目前看來是否如此很難說。

　　盡管“非典”減少了一些經濟活動，但另一方面增加了公共支出，行業領域收入將有所變化，整個社會的投資會發生一些改變，與人的身體、生命健康的相關投資，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里持續平穩增加。在過去，我們往往為生產而生產，追求人的生活質量的指標非常不夠，這樣的改變無疑是一件好事。

　　陳及(北京工商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從微觀來看，“非典”事件將促進一些新行業發展。在產品領域，目前如醫療衛生產品、保健用品等，幾乎呈爆炸性增長，在以后這些需求會減少，但不會回落到以前的低水平，相關產業會因此發展走高。

　　保險業將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尤其是個人疾病保險，只要險種設置合理，服務到位，應該有非常大的潛在的市場。

　　就國家宏觀層面看，國家物資儲備體系要得到很好完善。以前我們的物資儲備思想多從戰略上考慮。糧食、棉花是常備之物，但在其他方面的儲備就相當欠缺。事實上，隨著生態破壞，病毒DNA變異現象時有發生，保證人們生命安全的流行病藥品儲備一定要到位，否則一旦面臨災難，就措手不及。

　　海聞(北京大學中國衛生政策和管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我們的公共財政政策首先需要反思。

　　在社會轉軌的過程中，有個不好的傾向，就是重視生產性投入，而在公共支出方面認識不足。對于公共衛生來說，難以用市場之手來解決。

　　我國的公共衛生事業投入非常少，農村醫療條件落后，疾病預防體系脆弱，帶來很多隱患。SARS給我們以觸動，政府需要承擔起責任，把調整公共財政政策，讓公共問題回到政府解決的軌道上來。

　　陸建華(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在這個高度關聯的社會里，任何一方面的變化都會影響經濟發展，單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在看來忽視了一個同樣重要的部分，就是公共服務，包括公共衛生事業、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地方官更多關注的是當地的GDP，而公共衛生和環境等方面就被放在次要，但是GDP的增長未必就會直接帶來人民生活的改善。畢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非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改善民眾生活。

　　事實上，經濟建設和公共服務在大部分的國家是并重的，在發達國家，這兩者是共同服務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這個最高目標的。

　　現在變化已經露出了端倪，從最近兩次機構精簡和改革可以看出來，具體的經濟管理部門正在減少，上一次的機構改革已經撤掉了一半部委，而最近一次更是撤并了非常重要的幾個經濟職能部門。但是反觀社會服務的部門，基本都被保留了下來。這種趨勢是對的，但還不夠徹底和明確。

　　國際交往：學會遵守規則

　　夏學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非典”會讓我們認真考慮，將來應如何在游戲規則上與世界接軌。傳染病無國界，發生在中國，但不能只當成中國內部的事務。因為世界是一個地球村，國際是一個社區，你不報告，就會對其他國家造成災難。我們說我們國民有知情權，那么在同一天空下，世界公民也有知情權。

　　所以，“非典”啟示我們作為世界的一員，怎樣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遵守世界的游戲規則和交往的規范。以后我們要以更開闊的胸懷，站得更高來看待問題，對其他國家負責任。

　　生活方式：選擇文明

　　陳及(北京工商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可以預見的是，在將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交往中，中國人的行為模式會有微妙變化。“非典”帶來的異常過敏的心態，將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保持，以前中國人喜群聚，好吃喝玩樂，以后這方面的活動會減少，人們會選擇一種更為文明和自我保護的生活交往方式。

　　海聞(北京大學中國衛生政策和管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我曾長期生活在美國，美國人通過對當地唐人街華人的交往，形成的普遍看法是，中國人很注重吃，飲食非常不錯，但衛生習慣太差。

　　經歷SARS之痛，國人的衛生意識會增強很多，勤洗手，不隨地吐痰，多鍛煉，這對衛生習慣、社會公德和生活方式來說，都是一次新的啟迪。

　　社會心理：在災難中學會成熟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學系主任)

　　SARS對社會和個人來說，都是非常不好的記憶。比如上海人對甲肝的記憶，長江中下游的人們有對1998年洪水的記憶，經過“文革”的人有對“文革”的記憶，此外還有一些歷次的政治事件。

　　另一方面，危機本身對整個社會的成長來說，也是很重要的經歷。通過這個事件，很多人會明白，我們以前的幸福生活，是值得珍惜的，許多傳統美德，是重要的。如果這個社會整體是積極向上的話，那么它的社會道德水平會比以前提高一些，對道德的感覺會現實一些，各方面認識也會成熟一些。

　　夏學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非典”是當前人類突然面臨的災難，是人類社會發展中不可預期的因素。這個不可預期的因素，可能會干擾社會變遷，產生某種消極影響，但縱觀人類發展史，整個潮流不會因此改變，這只是人類前進中的小插曲，不會影響人類前進的步伐。

　　從某種意義上說，壞事也能變好事，因為通過這件事，我們的民族會產生一種應變力，使我們的內部更加團結，增加內聚力和抵抗力。而對我們個人而言，也是一次意志的磨練。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政經十人談：中國由此改變

　　作者:孫亞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