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8日電 最新一期的《中國國情國力》雜志刊載了一篇邱曉華寫的題為《振興制造業與實現強國夢想——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中國發展》的文章，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與國外發達國家的一些經驗，進行了分析闡述。文章如下：
中國經濟要實現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目標，既要繼續深化改革，又必須在戰略產業的選擇上作出正確判斷。如何作出決斷，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回答的重要問題。
一、世界經濟大國興起的奧秘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進程，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幾乎所有的經濟大國都是借助工業化起步的，沒有工業化，特別是制造業的支撐，就不可能有經濟大國和強國的崛起。在世界經濟史上，至少有三個國家可稱為世界工廠或世界制造大國，這就是英國、美國和日本，是制造業讓這三個國家躋身世界經濟大國的殿堂。當然，在一定意義上，德國也不例外。
(一)第一個世界工廠——英國的興起
在產業革命形成之前的1760年，英國人口約800萬左右，擁有造紙、玻璃器皿、造船和手工紡織等行業。英國在當時的世界各國中，并不是十分強大，人口數量和資源儲備都相當有限。盡管作為工具機的紡紗機在當時已經普及，但從英國國民財富部門分類資料看，農業占77%，工商業僅占5%。這說明在當時的英國，農業仍占統治地位。另外，在生產中使用的動力除了人力，即是畜力。所以，直至產業革命開始之前，英國經濟發展緩慢而平靜。
產業革命改變了這一情況，激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勁沖力，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跨越。1776年第一臺商業性的蒸汽機從索和工廠出廠，投入生產使用。蒸汽機在工業中的應用，結束了人類生產對食物動力(意即畜力和人力)的依賴，產生了真正的工業動力，使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然經濟轉變為工業為主導的動力經濟。在產業革命時期，英國蒸汽機的生產和使用量逐步增加。
蒸汽機的應用改變了工場手工業時期經濟遲緩發展的狀況，推動經濟發展進入真正的狂飆猛進時期。在蒸汽動力用于紡織業后，棉紡織業得到迅速發展。到18世紀末，英國的紡織業基本上已由機器代替了手工操作。由此，英國的棉布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并從此行銷世界市場。
蒸汽機的出現，不僅促進了紡織業的改變，而且促進了冶金業、采礦業和機械制造業的繁榮，牽引了輪船、火車、汽車和飛機的發明，完全改變了英國的經濟面貌。到19世紀五十年代，英國取得了世界工業和貿易的壟斷地位，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實際上，自1760-1870年的11年間，英國的工業生產增長了23倍，國民收入增長了10倍，19世紀的前70年里，英國的進出口額分別由1801年的3180萬英鎊和3490萬英鎊增加到1870年的25880萬英鎊和19960英鎊。這段時間里，占世界人口2%的英國人，一直把世界工業生產的1/3到1/2以及世界貿易的1/5到1/4掌握在自己手中。英國也因此成為當時的世界經濟霸主。
作為當時的世界工廠，英國是世界各國工業品的主要供應者，世界各國則在相當程度上成了英國原料供應地。例如，英國棉紡織品的出口值占總產值的比重1819-1821年為66.6%，1829-1831年為67.4%，1844-1846年上升到71.4%。而英國所消費的棉花則完全依賴從美國、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島等地進口。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既是世界各國消費品的供應者，又是生產資料的供應者。19世紀上半葉，英國向美國和歐洲大陸國家輸出了大量煤炭、鐵和機械裝備，并由此開啟了這些的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二)第二個世界工廠——美國的崛起
在日不落帝國輝煌了一百年之后，隨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來臨，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了世界經濟史上的第二個世界工廠。一時間，美國的產品充斥全球，其制成品的總量在1860年還居世界第四位，但到1894年，美國制造業總產值就已等于英國的兩倍。而在1895-1914年間，美國制造業的產量翻了一番，同一時期的工業制成品出口上升了近5倍。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美國出口產品的主要市場已經是歐洲最先進的工業國家。到1913年，美國工業生產產量已相當于英、德、日、法四國的總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14年，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為240億美元，在南北戰爭爆發前1859年的不足20億美元的基礎上增長了12倍以上。
美國成功的因素很多，這里，主要圍繞政府政策、法律環境、技術運用和市場環境等四個方面對美國制造業發展問題進行探討。
首先，看政策環境。應該說，美國政府對制造業非常重視，其標志之一是漢密爾頓在《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報告中就對制造業是強國的根本的強調。
實際上，漢密爾頓在1789年10月就任財政部長時就曾提出：“聯邦政府的政策是盡快地引進制造業和促進國內商業，使美國成為工商業國家”。1790年其提出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更把其長期以來主張的發展制造業的方針變成了政府的政策。這一報告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其一是有關制造業的理論和政策。漢密爾頓強調，一個國家如果需要從別國購買布匹而不是靠國內制造供應，國家就會受到損失，因為進口制造業產品注定將純粹農業國的財富刮走，將歐洲制造業強國和只有種植業國家的情況相比，其懸殊是驚人的。他的觀點與主張發展高效農業走農業國道路的托馬斯?杰斐遜是完全不同的，盡管美國廣博的土地資源為發展大規模的農業提供了可能。漢密爾頓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之所以被最后接受成為美國政府發展的策略也正是由于他們認識到了只有走工業立國的道路才能使得美國更為強大。報告的第二部分是對美國當時制造業所作的調查報告。當時的美國制造業共有17個門類的上百種產品，其中紙張、鞋帽、酒類、精糖和部分棉麻織品已能基本滿足國內需要，但從總體上看，制造業無論是產品質量還是生產規模都無法與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采用的機器生產的制造業工廠更是寥寥無幾。
漢密爾頓發展制造業的理論基本上貫穿了美國工業史的始終，盡管直到19世紀六十年代的南北戰爭之前，美國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業國，但美國制造業并沒有停止它前進的腳步。南北戰爭以后美國制造業以突飛猛進的速度迅速成為歐洲之外的又一個制造業中心。我們可以通過美國在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主導產業發展的變化中看到制造業的迅速發展是如何使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
美國十大主導行業的增加值中，機器和鋼鐵始終居于前兩位，應當說，1900年以前，美國的主導行業的構成變化比較小，到1920年時，十大主導行業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農副產品及以此為原料的加工業已經完全被剔出前十名；汽車制造業在1900年尚不存在，但1920年其增加值已經達到3.47億美元；造船業1900年還沒有排進前25名，但1920年造船業增加值已經上升到第五名；電氣機械業1900年只是一個很小的行業，但1920年已經排名第九。
其次，看一下法律環境。在美國制造業崛起的初期，政府推動的關稅法案就完成了美國對制造業的保護，從而形成了從英國引進資金和技術但排斥英國產品的基本格局。
盡管今天的美國是崇尚自由貿易的國度，但在美國發展的漫長歷史中，這卻遠不是美國政府政策的重心所在。相反，美國和它的先行者們一樣，都是依靠層層關稅及非關稅保護傘走向繁榮的。
翻開世界經濟史，近300年來的各個發達國家都是在貿易壁壘下成長起來的。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曾經是歷史上落后于別國的“發展中國家”，在他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進行了嚴格的保護，而當他們已經成為最發達的國家時才主張所謂自由貿易的政策。對于這一點，即使是第一個成為強大工業國的英國也不例外，直到19世紀上半葉，英國下議院才廢除了帶有保護貿易標志的《谷物法》，從而真正轉向自由貿易政策。
美國在這方面更是世界的典范。1861年，美國通過新的關稅法案，將本已很高的關稅稅率再提高到47%，1890年麥金萊法案進一步將關稅稅率提高到49%，超過所有歐洲國家的水平。今天即使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2002年平均關稅稅率也只有12%，而1913年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的經濟強國，平均進口關稅稅率達到32%，制造業關稅稅率更是達到44%。可以想見，沒有這樣的關稅保護，美國是很難將物美價廉的歐洲產品拒于國門之外的，也同樣是不可能發展起自己強大的工業體系，并最終占據世界第一的寶座的。
今天，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界不可動搖的信條，某種程度上它甚至也已經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相信，似乎只有自由貿易才是發展經濟的正確路徑。在加入WTO的今天，有些學者十分前衛地搬用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估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將使今后十年的GDP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從下表所展示的1875年以來各主要發達國家關稅稅率變化一覽表中，我們很難與上述觀點茍同。誠然，貿易自由化將促進各個國家的福利，這已經是李嘉圖時代比較優勢理論的老生常談。以降低關稅為特征的自由貿易政策總是那些最發達的國家提出的，二戰前英國的關稅一直處于最低水平，二戰后則是美國的關稅最低。即使真的中國可以通過自由貿易政策促使未來的經濟增長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那也不是由于自由貿易本身的作用，而是中國已經足夠強大，以至于我們都開始歡迎自由貿易這樣生來由發達國家提出的政策了。應該看到，改革開放的20余年如果沒有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中國的新興產業的話，中國是斷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舉世矚目的成績的。
第三，看看技術運用。美國在相當長時間內并沒有把開發自己的技術放在首位，在世界專利申請數量排名中，歐洲國家總是處在前列，相反美國強調的是形成生產能力。
歐洲國家的技術開發能力在漫長的工業化過程中一直是處在頂端的，僅僅英國一國與美國相比都不會遜色太多。英國1662年就建立了專利申請制度，這為其在工業化早期占據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在相當長時間內，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牢牢掌握著技術領先的優勢，美國真正成為技術第一大國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但美國在運用技術方面從來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領先者，如內燃機雖然是在歐洲發明的，但美國卻最快最普遍地得到應用；電力技術同樣是歐洲發明以后在美國得到首先應用；英國最先發明的貝塞默爾新型煉鋼法也是首先在美國得到大規模使用。由于美國是個移民社會，文化比較開放，新技術在美國很容易被接受，更重要的是，擁有專利或技術訣竅的人往往可以通過移民美國來實現他們的夢想，所以美國應用技術的能力比那些單一民族的歐洲國家要強很多。美國這種強大的技術傳播能力和對新技術的巨大號召力即使在今天同樣毫不遜色，世界各地的新發明總是在美國首先得以運用。
第四，看看市場環境。美國龐大的國內市場為制造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其他主要的發達國家相比，美國是唯一的由國內市場支撐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
在1870-1992年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美國的出口占GDP的百分比一直比較低，即使今天美國的進出口已經居于全球第一位，它的這一比例也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從來沒有突破10%。值得注意的還有其他國家的一些情況，以小國林立為特征的歐洲各國的出口/GDP比率明顯比其他地區為高，到1992年歐洲四個樣本國的出口/GDP比率均超過20%，荷蘭甚至超過50%，即使從整個歐洲的角度來看，他們1992年的出口/GDP比率也達到了29.7%。同樣，大國的情況則剛好相反，中國、印度和日本的出口/GDP比率一直比較低，即使在以出口機器自居的新時代(1992年為例)，日本的出口/GDP比率也只達到12.4%，很多人可能覺得日本是個小國模型，實際上日本是個典型的大國模型，內需支撐是其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特征。
(三)第三個世界工廠——日本的成長
如果說英國所以成為世界工廠，主要依賴的是其擁有先進的技術，美國的崛起靠的主要的是其自然資源和社會建制，那么，第三個世界工廠日本呢？
第一，日本躋身西方列強行列，主要是通過引進西方技術形成強大的制造能力實現的，明治維新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革命經驗，建立并強化日本的工業基礎。
明治維新使日本走出了相對保守的幕府時代，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明治精英們為首的日本明治精英在認識到日本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落后的同時，尤其認識到了美國和歐洲的繁榮是制造業發展的結果，制造業則是產業革命的產物。從制造業的發展及由此而產生的富裕社會的現實來看產業革命，可以說，產業革命創立了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制造業。
對于推進工業化的重視盡管是發達國家共同的理念，但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對工業化的重視超乎其他所有國家。在明治政府“殖產興業”的旗幟下，1870年日本專門成立了主持工業化領導的工部省，集日本所有力量扶持工業發展。為引進技術人員日本不惜重金，當時聘用的外國專家中，收入最高的鐵道專家卡基爾的月收入2000日元，相當于當時日本國務總理800日元月薪的2.5倍。1874年支付給外國技術專家和技術人員的薪金竟占工部省經常性支出的33.8%。
日本下大血本發展新興制造業的努力，在1870年后的40年里成效顯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完整的紡織、電氣、煤炭、鋼鐵、機械、造船等工業，造船甚至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1901-1914年，日本工業年平均增長6.3%，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的。
第二，戰后日本政府在和平憲法的框架內開始重構日本的工業基礎，并迅速通過朝鮮戰爭帶來的歷史機遇實現了工業基礎的恢復。
盡管日本在戰前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一只腳踏進了發達國家俱樂部，但經過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戰時經濟體系可以說已經被徹底摧毀了。重建日本經濟的道奇計劃雖然在廢除統制經濟體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等方面對恢復日本經濟有一定的作用，但大規模關閉原有的工廠卻令日本的制造業雪上加霜，加之由此產生的大量失業使得供給和需求雙雙緊縮，造成了日本經濟史上特有的所謂“穩定恐慌”。但朝鮮戰爭為日本的制造業恢復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所謂美國在朝鮮戰爭的“特需”為戰后日本第一次經濟景氣提供了動力，為配合美國的戰爭需要，在煤炭、鋼鐵、電力和海運等方面取得長足的發展。鋼鐵業以世界上先進的帶軋鋼機取代了遞回式軋機，效率提高了1000倍。而在電力方面，1952年第一次從世界銀行貸款引進世界最先進的成套設備。此外，各種新興產業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發展，比如化肥、合成纖維等都開始了工業化生產，更值得稱道的是日本的日產公司和豐田公司開始著手生產汽車，日本的汽車工業終于起步。
到五十年代中后期時，日本的制造業不僅實現了經濟恢復，而且在許多行業，甚至是一些新興行業也迅速實現了規模化生產。1956年日本的造船業躍居世界前列，當年接受外國油船訂貨量達到世界第一位。標志著日本汽車產業的豐田皇冠問世，并迅速實現了批量生產。在通產省制定的《第一期石油化學計劃》中，日本四大化學公司-日本石油化學公司、三菱油化公司、三井石油化學公司和住友化學公司相繼建立，致力于聚乙烯的生產。家電王國松下在1955-1960年的幾年中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長速度，日本的家用電器普及率也奇跡般地上升，以電視機為例，1955年以前的普及率在1%以下，而1960年則達到將近50%。
第三，以遲田內閣提出的十年倍增計劃為指導，日本在六十年代末實現趕超目標，1968年日本的GDP超過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資本主義強國，而這一時期提出的貿易立國的戰略本質上還是工業立國或制造業立國的戰略。
1960年遲田內閣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日本現代經濟史上的里程碑，該計劃擬通過十年的努力，在1970年時把經濟規模擴大一倍，正是這一計劃的成功實施創造了所謂日本奇跡。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盡管設定了一個很高的目標，但日本在十年后的表現更令人吃驚，基本上所有的指標都比倍增計劃有所提高，日本在鋼鐵、化工、機電、汽車等制造行業迅速建立了在全世界的優勢。經過十年的發展，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原定目標的50%以上，進、出口額增長速度達到16.8和15.5%，比計劃指標分別超出6個百分點以上，工業生產指數每年的增幅更是達到13.9%。
日本是一個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必須大量利用海外資源才能支撐經濟快速成長，也正是這種客觀環境使得日本將貿易作為立國的基礎。特別是加入關貿總協定(WTO前身)之后，日本更是將大進大出作為發展制造業的基石。由于新興制造業往往具有比較長的產業鏈，日本經濟發展中的產業延伸非常成功，產業間的相互遞進成為日本制造業不斷升級的重要特點，所謂“投資引起投資”的現象不斷出現。例如，生產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企業，為實現批量生產增加了設備投資，這種投資帶來了對機床需求的迅速增加，這又達成了機床行業為擴大生產進行投資的誘因。同樣，汽車制造業的發展增加了重工業以外領域的需求，引發了生產橡膠輪胎、合成樹脂等部門的投資擴大。當然產業鏈得以延伸并不中斷的條件是能夠生產出具有足夠競爭力的產品，對于這一點，只要看看日本與主要發達國家在1950年以后出口增長的比較就不難得到解釋。日本的出口在1973年達到951.05億美元，是1950年出口額的26.89倍，大大高于所有發達國家的增幅，即使在此后，各國的貿易增長相應緩慢下來，日本的出口增長也仍然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正是在六、七十年代這短短的20年里，“日本制造”在發達國家市場上發起的攻勢讓整個世界都難以抵御，日本也迅速成為除美國以外最強的經濟體。
第四，八十年代提出的技術立國戰略的實質同樣可以用深化制造業來概括，正是深化制造業基礎，使得日本在包括汽車、石化、重型機械、電子等領域建立了連美國也必須予以重視的國力，使得日本的成功與美國的衰落在八十年代形成鮮明的對比。
對于日本在八十年代的經濟攻勢，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只能用極端惶恐來形容。一時間，日本模式成為各國效仿的對象，在石化、重型機械等領域，日本在很短的時間超過了歐洲，在汽車和電子等領域則同樣讓美國老師狼狽不堪，我們可以從日本在1980-1995年進出口結構的變化中看到日本在這幾個領域的巨大進步。日本在八十年代以后工業結構明顯走向了所謂重化工業化，化工、機械、運輸設備等行業的出口一直占到總出口的70%以上，1995年甚至已經超過了80%。與此同時，工業原料和燃料在日本進口產品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上，在邁向重化工業化的初期，這一比例甚至超過70%。
當然，在八十年代，以豐田汽車為首的轎車工業建立的顯著業績是最讓日本人自己稱道的日本的轎車幾乎踏平了整個發達國家轎車市場，1980-1985年，美國市場上出售的轎車20%是日本制造，而美國這一汽車大國的轎車總進口量不過占總銷售量的25%左右。
許多研究者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初就躋身列強行列，并在二戰戰敗后迅速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強國，關鍵在于它在制造業領域的長足進步。
二、“離制造業”故事引起的思考
許多研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經濟的高增長均源于制造業的蓬勃活力，亦即工業化的推動：當一國制造業獲得快速發展時，該國整體經濟增長同時高企；當一國制造業開始衰退時，該國整體經濟增長相應低迷。20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美國制造業開始衰退。此后，美國經濟整體呈現明顯后工業化特征并且增長持續低迷；英國和德國的制造業衰退開始于第一次石油危機，這次危機也是英德兩國工業終結以及經濟增長步入低迷的轉折點；日本制造業衰退于20世紀九十年代初，與此同時，日本整體經濟也自20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低迷增長并且步入后工業化階段；“四小龍”和東盟的經濟起飛源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強勁推動，直至20世紀九十年代，上述地區的高增長依舊由區內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所支撐；從20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至20世紀七十年代，拉美經濟高增長同時伴隨著制造業快速的發展，八十年代后，拉美的經濟動蕩也與該時期制造業競爭優勢的喪失密切相關。
(一)大英帝國的衰落
考察英國經濟的衰落過程可以發現，其經濟上的滑落基本上與其工業生產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份額不斷下降是吻合的。英國的工業生產從1870年占世界工業生產總額的32%一直下降到1913年的14%。而相應地，德國的份額則從1870年的13%上升到1913年的16%，美國的份額更是從1870年的23%直線上升至36%而居于世界第一位。
雖然英國的衰落有種種原因，歷史學家的解釋更是有很多版本，但過度把眼光放在虛擬投資而忽視實業投資，尤其是國內的實業投資才是根本原因。事實上，一戰前后，英國的制造業技術不僅已經無法和后起的德國、美國相比，甚至于英國長期保持的對其他發達國家的技術優勢也在不斷縮小。
第一，證券投資的無限膨脹導致投資沉淀嚴重，產業投資的力度卻相應地嚴重不足。與此同時，也使得曾經以創新精神為旗幟的英國人變得十分懶惰。
即使在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期，人們就已經發現，英國新增財富大部分都沉淀在了證券投資上了，相反，支撐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指標——國內資本形成卻始終處于低水平，這一度被稱之為資本主義腐朽的集中表現。資本過多地集中于流通領域雖然體現的是一國較為發達的特征，但長期的國內資本形成不足在經濟學的含義上是必然會導致產業空心化的。英國的產業空心化使得工業革命初期以具有創新精神自居的英國人失去了原有的銳氣，經濟地位并沒有隨著殖民地的不斷擴張而強大，相反，在19世紀末相繼被德國和美國超過。幾個主要的發達國家在這一時期的國內資本形成中，英國排在最后一位，而美國和德國則保持了較高的國內資本形成水平。如果把這一數據與戰后的日本和德國的數據加以對比的話，則可以看到更大的反差。在高速發展的六、七十年代，日本、德國的國內總資本形成都大大超過20%，也正是這二十年的高速發展使得日、德兩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強國。
第二，國外投資極度擴張，尤其是對殖民地和美國投資的極度擴張導致國內投資的不足，從而最終影響到國內產業的升級。
考察英國1865-1914年近50年的資本流向就可以看出，作為經濟活力發動機的私人資本在這50年中并沒有大規模地投向英國本國的產業，這期間英國的私人資本只有30%投向了國內，遠低于投向美國的42%。從某種程度上說，英國資本成為美國經濟高速成長的發動機，正是南北戰爭后的近30年的持續增長使得美國超越英國等歐洲國家而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直到1914年，英國對美國的投資仍然占其海外投資的21%。19世紀末期，德國和美國的制造業不論是從技術上還是從規模上說都已經比英國更有競爭力，英國的經濟增長也比德、美兩國緩慢了許多。
對于英國過度海外投資的爭論在英國議會經常是熱門話題，但從來也沒有形成一個針鋒相對的策略，相反，投資海外的步伐還大大加快了。直到21世紀的今天，美國仍然是依靠外來資本支撐的經濟體，而其最重要的資本輸入國仍然是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繁榮的今天就是大英帝國繁榮的繼續，作為一個英國人似乎沒有什么好遺憾的，但作為一國發展戰略的選擇，英國有很多機會可以使得大不列顛島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更為高大一些。如果不是在19世紀末期英國忽視了大力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衍生的制造業，英國就不會很快出現今天稱之為產業空心化的現象，也就當然不會迅速淪為一個不僅不能和美國相提并論，并且與德國這樣的歐洲大陸國家也有相當大差距的二流國家。
第三，技術移民的過度增長導致英國競爭對手實力提高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英國自身技術的進步，削弱了英國產品在全世界的競爭力。
英國海外移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三十年代，1832年英國的海外移民就達到10萬人，1842年達到13萬。而1847-1849年間平均每年海外移民達到25萬人。盡管大部分移民與英國在海外開掘殖民地密切相關，但大規模的技術工人的流失在英帝國的衰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個英國早期的技術移民審查機構在1823年就強調了技術移民對英國技術進步產生的惡劣影響，僅在這一年英國技術移民流入法國的就有1600人之多。此外，技術移民攜帶的大量資金也使得英國的資本流失非常嚴重，1853-1880年間，英國外流的人口總數達到246.6萬，就其資本流失而言，平均每年達到近8000萬英鎊。當然，比之技術移民流失造成的困境而言，資本流失還算不上很惡劣的后果，在英國的移民中，將近60%的人口屬于技術工人及工程師，他們不僅在各國為英國培養了大批的競爭對手，更重要的是，過度增長的技術移民嚴重影響了英國國內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產業結構升級，德國正是借助第二次工業革命一舉超越英國成為歐洲第一經濟強國的，而美國更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下實現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近30年的經濟增長而嬗變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第四，英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利用全世界的資源培植自己的分工體系，在工業化以后，英國一般制造業主要是通過殖民地和歐洲大陸來完成的，這從長期影響了英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能力。
隨著殖民地獨立性的逐漸提高和歐洲大陸制造業水平的提高，英國控制全世界的這種特征逐漸不復存在了，而英國國內的老工業基地卻在殖民地和歐洲大陸的競爭中逐漸衰落，從而最終使英國的制造業優勢變成了劣勢。
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真正被紐約所取代是在二戰以后才有的事，在此之前，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已經存在了300年。英國在完成工業化以后就開始構筑有利于自己的全球分工體系：通過大量的海外投資，英國建立了一個分工嚴密的殖民體系，印度、埃及這樣的殖民地就主要為其提供主要的紡織業產品原料，澳大利亞、加拿大這樣的殖民地則為英國提供大量廉價的農產品，歐洲大陸和美國成為其主要的制成品生產基地和龐大市場，而英國自身則逐漸成為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務和資本輸出的場所。
英國在1870年以后，雖然經過了第二次技術革命，但英國幾乎沒有從這次革命中得到什么強化自己工業霸主形象的本錢，相反，英國人滿足于靠著剪息票這樣的歷史經典來打發自己悠閑的時光。盡管英國的很多傳統工業已經嚴重落伍，但改造這些工業的動力卻沒法和將手伸向國外相提并論，號稱鋼鐵、內燃機時代的19世紀七、八十年代里，英國幾乎沒有在本土建立起這兩個領域內優于美國和德國的強大制造能力，雖然最先進的貝塞默爾新型煉鋼法是從英國開始的。而英國的海外投資步伐卻從來也沒有減緩，產業空心化就是在這種日不落帝國的高歌猛進過程中日積月累的。
(二)日本經濟的衰退
日本制造業曾經創造過無數的輝煌，從1960-1973年，美國經濟的運行堪稱二戰后的一個全盛時期，制造業生產指數增長了99%，而同期日本的制造業生產指數增長了362%，其中關系制造業命脈的機械工業增長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612%；1973-1990年，美國的制造業生產指數增長了61%，而同期日本的制造業生產指數增長了183%。進入九十年代，日本經濟陷入了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盡管其衰退可以找出包括政治體制落后、金融體系混亂等諸多原因，但最為本質的原因還是其制造業的競爭力逐級下滑。總部設在瑞士洛桑的“經營開發國際研究所(IMD)”，每年都發表《世界競爭力報告》，該報告針對有影響和有實力的47個國家和地區的8個領域、288個評價項目的競爭力進行分析。根據這個報告，日本的國際競爭力1989-1993年連續為第一位，1995-1996年下降為第四位，1999年猛降為第16位，排在美國、新加坡、芬蘭、盧森堡、荷蘭、瑞士、香港特區、丹麥、法國、加拿大、愛爾蘭、澳大利亞、挪威、瑞典和英國等之后。在短短的幾年內出現國際競爭力如此大幅下滑的狀況在日本的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
第一，家電、汽車等行業的相對萎縮是日本制造業衰退的一個重要導因，與此同時，日本新興產業的發展沒有及時跟上以支撐傳統行業下滑導致的經濟衰退局面。
二次大戰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日本在推行“貿易立國”的戰略中培育了鋼鐵、汽車、家用電器等支柱產業，確實取得了成功，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不斷提高，國際經濟關系不斷擴展，為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八十年代有一段時間，日本經濟的鋒芒甚至遠遠蓋過了美國，一度傳出所謂“購買美國”這樣的體現日本實力強大的事件。但進入九十年代，日本遭遇了其發展史上最大的滑鐵盧，十年間經濟運行每況愈下，與美國連續127個月經濟增長形成鮮明對比。有人因此說，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已經是日本國力能夠達到的極限了。
在傳統的家電、汽車行業上，日本在九十年代不再是一種咄咄逼人的攻勢，相反，其萎縮是十分明顯的。2001年日本的四大家電企業都出現虧損，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亞洲國家，日本產品正逐漸被本國產品替代，這種趨勢將會長期存在。另外，曾經創造巨大優勢的日本汽車在九十年代也失去了往日的銳氣。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車單位生產成本比同樣的美國汽車低將近1000美元，但九十年代這種情況發生了逆轉，美國汽車的單車成本低1000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國在九十年代用先進的IT技術對汽車工業進行了全面的改造，在生產、銷售等諸多環節降低了成本，而日本汽車工業在九十年代應用IT技術方面則明顯落后于美國。
日本制造業面臨的這種困境在九十年代變得十分突出。一方面在新興的IT產業領域，不論是歐盟，還是日本都無法與美國所處的強大優勢相比，特別是在IT行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方面與美國相距甚遠，這就導致其只能在美國創新的基礎上發展IT的支援體系，事實上日本的IT產業結構基本上也是這樣一個格局。但另一方面，日本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人均GDP在發達國家中也居于前列，在生產要素投入的幾乎任何一個環節與新興工業國家相比都處于劣勢，在IT支援體系的幾乎全線產品上，亞洲四小龍都與日本形成一種新型競爭關系，尤其韓國和臺灣地區與日本的競爭十分激烈。在半導體領域，韓國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優勢，同樣在芯片領域，臺灣現在也積累了不小的優勢，可以想見，今后日本在IT支援體系的發展中還會遇到更大的競爭壓力，特別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在這一領域大幅投資的時候。
第二，六十年代以后形成的制造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勢頭一直沒有改變，到九十年代，這種產業轉移后形成的反出口直接與國內相關產業形成強烈的競爭關系，迫使日本發展技術含量更高的產業，而由于美國在高技術行業上幾乎壟斷的優勢使日本難以在這里找到突破口。
日本吸取了大英帝國衰落的教訓，十分注重產業結構的升級，對于產業空心化這樣的發達國家綜合癥非常敏感，所以，除八十年代在美國大幅投資外，對外投資的步伐一直不是很快。而且日本的投資往往帶有強烈的占有當地市場的目標，日本的大多數的投資之所以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就是因為歐美國家不斷增加的對日本產品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使得日本被迫采取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戰略。但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改變了發展戰略。在著名的《前川報告》(也就是《為了國際協調的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報告》)和通產省產業結構審議會的報告《21世紀產業結構的設想》的推動下，日本提出了所謂“技術立國”和“投資立國”的發展戰略，強調進行產業轉移。此后，日本的海外投資增長較快，尤其是對亞洲地區的投資大幅增長，對亞洲的投資比重在1992年后增幅巨大，1995年已經達到23%，盡管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日本對東南亞的投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收縮，但增加對這一地區的產業轉移是日本政府的一項長期政策。
亞洲國家，尤其是對東南亞國家而言，日本的投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6-1995年東亞國家發展黃金的十年中，除了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和印尼等外，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僅日本的投資就占到了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3左右，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就是東南亞國家崛起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同時這對日本經濟十年的衰退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這是日本的必然選擇)，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第一，日本的直接投資所形成的生產能力盡管在投資的初期是以占有本地市場和出口歐美各國為目的的，但這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此后則逐年開始返銷日本市場，和日本形成激烈的國內競爭關系，到九十年代這種競爭關系已經引起了日本的高度關注，甚至還時有貿易爭端發生。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日本甚至不顧各危機國的強烈反對，堅持收縮東南亞投資和生產線填補國內漏洞，這讓東盟國家十分失望，實際上，隨著東盟國家逐漸與日本形成競爭關系，他們的蜜月就很難繼續，一如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關系。第二，和美國不同的是，日本在產業轉移的同時并沒有實現產業結構的徹底轉型，盡管在IT領域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一些傳統的家電廠商如SONY、TOSHIBA等的IT收入已經遠遠大于其家電收入，但就IT行業的整體而言，比之美國則還有很大的差距，這就使得日本經濟的主要支撐仍然集中在傳統的家電、汽車等行業。在這種情況下與東南亞國家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就對日本經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但跨國公司從自己生存的利益出發只能繼續這樣的產業轉移，而有意思的是日本經濟同時也顯現出一個奇特的現象：日本的跨國公司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數時間內業績優良，但日本經濟陷入衰退的程度卻越來越深。
第三，過度發展金融和房地產行業，而削弱了包括汽車產業在內的制造業使得日本在金融房地產泡沫破裂后出現主導產業乏力，制造業競爭能力下降。
日本在完成了趕超任務以后，資本由短缺轉為過剩，1985年的日元升值進一步促使財富大量增長。19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和“休養地法”，促使大量閑置資金投入到房地產行業和相關傳統行業。由于日本屬于土地極為稀缺的國家，地價本來就較其他發達國家為高，國土開發計劃導致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短時間內暴漲，東京的一棟普通住宅售價超過100萬美元，東京股票指數更是一度沖上了16000點，和現在跌破10000點的狀況相比何止十萬八千里。此外，股市和地市的雙高產生的高額利潤還使得大量資本沉淀于房地產行業和相關傳統行業，部分造成了新興產業投資相對于美國的滯后，這一惡果在九十年代美、日經濟的對比中清晰可見。而泡沫破滅后，日本的資產價格下跌造成房地產縮水900多萬億日元，股票比高峰時期縮水300多萬億日元。資產縮水對日本經濟造成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那些貸款購房和持有股票的居民財產減少，消費下降；企業資產減少、負債過大，資產負債率猛增，企業經營困難或破產；銀行不良貸款大增；促使物價下跌，導致通貨緊縮。除了泡沫經濟這一惡果以外，沒有及時促進產業升級是第二大惡果：由于沒有找到新的主導產業，以至日本的產業結構至今仍是以汽車和家用電器等傳統工業為主，沒能借助雄厚的經濟實力及時進行產業結構升級，雖然在信息產業的發展中日本也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但技術創新卻嚴重落后于美國，日本的IT整體而言只能算是美國IT的支援體系，這使得日本的IT產業的獨立性很差，極易受到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2001年出現的負增長就是美國經濟衰退的產物。而同期美國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特別是信息產業，在研究和開發上站在了世界的最前端，領導了IT行業的幾乎所有的技術革新，也促進了其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從而使得其傳統產業的效率也提高了，經濟進入一輪良性循環。反觀日本，其家電產業和汽車產業雙雙出現大幅衰退時，日本經濟也因此進入了最冷的寒冬，2000-2001財年日本的四大家電巨頭竟然同時出現巨額虧損，創造了日本近30年發展歷程的一個新記錄。
(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
九十年代中期新加坡、臺灣地區為了和香港競爭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不惜犧牲制造業的利益導致九十年代中后期經濟逐年滑坡，目前他們都開始意識到可能出現的產業空心化現象。
對于臺灣地區和新加坡來講，香港作為區內的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他們的進一步發展造成很大的壓力，采取各種措施力爭成為香港的替代者和部分替代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就成為他們十分普遍的政策，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國家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為積極，并在建立亞洲貨幣和期貨市場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領先，而臺灣地區則把成為亞太經濟的營運中心作為長期目標，臺北相應地成為區內的金融中心。但在新加坡出了李森事件，并進一步爆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他們都相應調整了自己的目標，巧合的是，他們都把重塑和深化制造業提高到一個戰略高度。
第一，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損失最小，受到沖擊時間最短的臺灣地區關鍵是靠了強大的制造業支撐才得以鶴立雞群。
在很大程度上，臺灣地區不僅沒有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創，反而在東亞經濟普遍走入低谷時很好地利用了他們衰退留下的真空，成為美國經濟強勁增長在東亞的最大受益者。臺灣的這種上升勢頭主要得益于其競爭力強大的制造業，特別是IT制造業。起始于八十年代初的臺灣電子科技業發展飛速，作為島內最耀眼的明星產業，目前已成為臺灣產業升級、經濟轉型、保持對外競爭力的發展動力。據統計，臺灣已有近半數出口是靠高科技產品。在1996年排名世界第一的11項產品都屬于高科技產品，電子科技業的發展尤為突出。主要的資訊電子產品微型電腦、監視器、電腦終端機、軟磁碟機。打印機、鼠標等自九十年代初就已居世界前列。臺灣電腦業競爭力強，為世界主要品牌代工，是全球個人電腦主要供應地區，全球市場占有率高達28.6%，尤其是筆記本型電腦居世界第一，1999年出貨936萬臺，市場占有率達49%。在監視器的生產上，臺灣居世界龍頭地位，為全球第一大生產地區，市場占有率高達57.5%，出貨量為1.02億臺。
最近幾年，臺灣地區的電子、資訊與通訊產品先后取代紡織業的出口地位，成為第一大外銷訂單來源。近年這類產業出口增長率，更是領先各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提升。據統計，1996年45.7%的出口，是靠高科技產品支撐。臺灣電子、資訊產品，1996年占制造業產值比重約10%。預計到2005年，這些產業產值將高達新臺幣27567億元。屆時臺灣制造業每生產4元中，就有1元來自這些產業的貢獻，顯見高科技產業的主導地位。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傳統工業發展相形見絀，后者占制造業產值比重，已由1986年的40%衰退為26.6%。以新竹科學園區為中心的臺灣高科技工業共有203家高科技產品廠商，1996年產值為新臺幣3118億元，增長6.4%。其中，出口值為2023億元，雖只增加1.5%，但已占全臺外銷值的7%。同時，一批著名半導體企業，如臺積電、聯電、華邦、茂矽、日月光、旺宏等也脫穎而出成為臺灣企業界的新貴。
第二，亞洲四小龍崛起的關鍵是對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實現了在制造業上的全面替代，尤其是在家電和其他日用消費領域，他們的危機同樣在于其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急劇下降。
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崛起概而言之就是成長為出口機器，不論是亞洲四小龍，還是東盟其他新興國家概莫能外。亞洲四小龍從1980-1996年出口對GDP的貢獻率一直居高不下，新加坡和香港的比率一直高過100%，香港本土看起來已經沒有什么制造業，但正是“前店后廠”的運作模式支撐了香港經濟近20年的繁榮，也就是說，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一體化造就了香港經濟的持續增長；新加坡的情況實際上也比較類似，它把整個東南亞當作了自己的腹地，某種程度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關系類似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關系。實際上，他們出口的增長率遠遠超過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趕超時期所創造的速度。韓國在1960-1990年的30年中出口的增長平均達到了近30%，臺灣地區也超過了20%，在中國大陸崛起之前，亞洲四小龍供應了發達國家市場，尤其是美國和日本市場大部分的家電和日用消費品，實際上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在美國低端消費品市場才超過臺灣地區成為最重要的供貨商。
第三，亞洲金融危機盡管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金融領域的問題，實則正是核心制造業競爭力下降，而同時又沒有發掘出新的優勢產業的結果。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大部分亞洲國家九十年代熱衷于金融領域的國際接軌，而對制造業的結構升級卻沒有給予真正的重視。
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所謂雁行結構在東南亞國家開始全面起飛時遇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經濟開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相比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中國有更便宜的勞動力，也有相對發達的工業基礎。這就使得試圖通過替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留下的國際市場真空(甚至有些產業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還沒有放棄)而完成經濟起飛的東南亞國家在吸收外來投資進行產業轉移、占領美日等國市場的戰略在很多行業遭到中國的強有力的競爭而很難實現，為了更進一步達到有效吸收外國投資的目的，東南亞國家紛紛采取放開資本流入渠道的方式吸收外國投資，加上此時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東南亞國家金融改革的加速進行。到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東南亞國家幾乎是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就基本上完全放開了金融市場，包括被稱為金融領域的最后一道防線--資本市場也幾乎完全放開。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并沒有意識到造成其經濟增長放緩，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較低的原因在于其制造業結構不合理，既沒法和臺灣地區和韓國競爭，又沒法和中國大陸競爭，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講非常容易走向邊緣化。直到金融危機之后，大部分國家才開始大幅調整產業結構走專業化的道路參與國際競爭，而以東南亞國家的實力還難以服務業立國，對于這一點，即使是區域內相對發達的新加坡也同樣無法做到。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評論是這樣呼吁的：“我國不能放棄制造業，而且還必須設法維持它在國內生產總值所占的一定比例，目前是四分之一；即使大力發展服務業，也不能放棄制造業。這個問題其實根本不必爭論，即使還有人要爭論，未來的爭論點，應該是怎樣讓制造業繼續有立足之地。”八十年代中期和1997年金融危機前后，新加坡的制造業面臨嚴峻挑戰，政府及時采取措施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拓寬融資渠道，從而確保了制造業的競爭力。
三、一點啟示
今天，人們更有興致討論的是新經濟，是網絡信息產業這樣時髦的話題，而制造業則被一些人稱之為夕陽產業，不僅大量的資本傾向于從制造業流出而不斷虛擬化，人們對制造業的關注也降低到了讓人憂心的地步了。
本文的討論表明，從曾經的日不落帝國英國，到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從挑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到創造第一個東亞奇跡的日本，無一不是靠制造業崛起的。即使后來者如亞洲四小龍、東盟諸國，也同樣是靠制造業的強勁擴張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的。而與此相對應，一些經濟大國所以未能創造新的輝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制造業的競爭力不再象其強大時那么強大。
我們認同和肯定新經濟的價值和貢獻，正象我們認同和肯定其它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價值和貢獻一樣。但這種認同和肯定并不意味著我們對制造業的主導地位和特別貢獻有絲毫的懷疑。
本文的探討強化了我們對制造業的認知和理解。由此，我們不難獲得下述結論：大國的興衰印證的是制造業的興衰，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不可能有經濟大國和強國。因此，我們在經濟發展的戰略產業選擇上，應當毫不猶豫的把振興制造業作為一個重要的發展戰略，采取多種措施，堅決把制造業做大做強，這是實現經濟強國夢想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