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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位于漢江之畔的韓國首都漢城街頭，帶有紅色SK標志的加油站和電信營業廳隨處可見，其繁忙的營業景象使人很難想象。

　　這一丑聞突出暴露了韓國企業集團在公司治理結構改革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控股家族侵犯中小股東權益的現象仍然沒有很好解決。對此，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評論說，韓國對大財團的改革還有一段路要走

　　漢江是一條孕育奇跡的河流。自西向東，漢江靜靜地流過漢城，沒有一絲波瀾。躺在漢江懷抱里的漢城，是一座年GDP高達3500億美元的城市，占了整個韓國GDP總量的70%，比中國的北京、上海等幾個大城市的GDP總和還要多。三星、現代、LG等世界知名的大公司的總部都設在這里。

　　在過去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韓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家迅速發展成為具有發達制造業的現代工業國家——1962年實行第一個經濟發展5年計劃至1994年，韓國經濟實現了年均9%的增長，人均GNP從87美元增至10548美元，一舉創造了“漢江奇跡”。1996年，韓國被經合組織(OECD)——這個發達國家的俱樂部接納為第26個成員國。

　　199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了亞洲各國，包括韓國經濟。1998年，韓國GDP縮水6.7個百分點。然而，在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中，韓國迅速進行了經濟改革，最早走出了危機的影響。

　　1999和2000年(僅僅在危機過后的一到兩年)，韓國經濟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10.9%和9.3%，經濟恢復到了危機之前的水平。2001年，在全球經濟形勢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韓國經濟的增長率仍然達到了3%。2002年，這一數字更是高達6.3%。“漢江奇跡”再次顯現。

　　漢江上有很多座連接南北兩岸的大橋，在漢城采訪期間，記者多次乘車從橋上經過。在途中，我們不斷尋求的答案是：韓國到底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實現了在如此短時間內的經濟跨越式發展？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這個國家經歷了什么樣的轉變？而這種危機之后的復蘇是否能夠持續，抑或只是短暫的繁榮？

　　“老婆孩子留下，其他都換掉”

　　遭遇亞洲金融危機之時，金大中剛剛當選為韓國總統。這位臨危受命的總統在正式就任前的候任期間，已經和他的助手們制定了改革韓國企業的基本原則。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敦促大財團明晰核心業務，即“大集團瘦身”計劃。

　　6月26日，記者進入現代汽車集團總部采訪。接受采訪的是現代汽車國際關系部的董事級總經理。在會議室內稍做等候后，一個頭發灰白的西方人走了進來，熱情地伸出手，用英語自我介紹說：“我的名字叫蓋達克。”

　　蓋達克的出現多少讓記者感到一點意外：眾所周知，韓國大企業的高層中很少有外國人。“金融危機之后，韓國企業付錢比較多。”當記者表達了這個小小的意外之后，蓋達克用這樣一句有點不著邊際的玩笑作答。

　　奧雷斯·蓋達克是加拿大人，6個月前才全職到現代汽車上班，此前他曾在現代汽車擔任顧問。蓋達克詳細介紹了現代汽車集團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調整過程。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已有不少韓國大財團開始收縮業務范圍，但現代集團卻繼續擴張，先后兼并起亞汽車、韓亞能源，購買LG半導體60%的股份。然而2000年以后，戰線過長的壓力越來越大，現代集團不得不停止快速擴張，和其他大財團一樣進行瘦身。

　　據蓋達克介紹，現代在瘦身計劃里，一下子就削減掉了1/3的子公司。“瘦身后的現代汽車已經和現代集團完全脫離”，蓋達克說，它現在是一個專注于汽車生產的集團，下屬的各個子公司都是和汽車制造有關。

　　同時，1998年，因為危機的原因，現代汽車還裁減了25%的員工，但1999年公司基本擺脫危機的影響，員工數量又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

　　金融危機之后，韓國另外兩大財團LG和三星也經歷了類似的改革。LG電子的品牌推廣部高級經理樸翔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韓國政府為了防止財團的盲目擴張，規定：集團要想保持對子公司的控制，必須持有子公司30%以上的股份，否則就要出售全部股份，和子公司脫離關系。而危機前相同比例只需要5%。

　　因此，LG集團被迫縮減了子公司的規模，從原來的60多個減為40個。

　　現在看來，對于LG電子而言，金融危機更是機遇——危機期間LG電子的銷售業績反而要比平時好。“遭遇危機的時候，人們都希望把自己手里的錢換成能夠保值的東西，于是LG就成了搶手貨。”樸翔培說。

　　LG的瘦身計劃，還使他們在困難時期對公眾有所貢獻——他們把液晶顯示器產業50%的股份賣給了菲利浦，將出售所得的16億美元外匯用于支持政府以支持匯率穩定。

　　三星集團也認為金融危機對企業發展的正面作用更大。接受采訪的三星集團企業構造調整本部鄭元祚常務說，三星從1993年開始了一場“老婆孩子留下，其他都換掉”的“新經營”變革。金融危機過后，他們更是賣掉了許多與主營業務關系不密切的子公司。

　　根據三星提供的資料，1997年，三星的負債率為350%，基本上和其他大財團處于同樣的水平線上；危機過后，三星轉向著力發展電子和金融業務。目前負債率已經降低到了68%。

　　集中力量經營3～5個大的產業部門，采取產業交換的方式放棄弱勢產業，這是許多韓國大企業集團的轉型方向。

　　到目前，現代集團原有63個公司，危機后減少到了30個以下。三星集團將原有的65個公司減少到40個，確定電子、機械、新材料、航空信息通訊作為核心產業。LG、現代、三星等5大集團在成品油、化工、半導體、鐵路機車、飛機、造船等重要產業之間都進行了置換。

　　不能當世界一流，就要滅亡

　　但僅僅裁減是不夠的。

　　這些在全世界都算龐然大物的集團，仍然被大家族控制——這是韓國企業除了“超大”以外的另一個特色。

　　外界很難了解他們的運作方式，即使是銀行和投資者也無法了解他們的經營真相。由于這些缺陷，那些實際控制者們往往更加勁追求擴大規模，而不是增加盈利，結果造成負債率過高、經營范圍龐雜和盈利能力更低的惡性循環。

　　現代汽車國際關系部的董事級總經理蓋達克說，金融危機發生后，現代汽車反思了他們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經營模式。

　　他們是這樣做的——重新構造了董事會，在現有8名成員的新董事會中，外部董事占到了4名；使海外的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持有該公司45%的股份。

　　蓋達克毫不掩飾地把苛刻的海外投資者大量持有現代汽車的股票視為公司透明度建設成就的標志。

　　事實上，這同樣是政府敦促的結果。金融危機后頒布的《公司治理的良好行為準則》要求：大公司將外部董事的比例提高到1/2。外部董事一般由大學教授或者退休專家擔任，代表公共利益監督公司運營。

　　這個辦法顯然提高了公司經營的透明度，并加強了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為了保護小股東權益，政府還通過立法降低了參與企業治理最小股份的要求。金融危機頒布的《證券交易法》規定：只要持有0.01%的股份的股東就能提出派生訴訟；擁有0.5%股權的股東就可要求撤換董事、破產清算、提出直接訴訟；擁有1%股份的股東可要求召集股東大會。

　　看起來，大集團不僅要承受外部董事的眼光，還要面臨無數小股東的監督。

　　政府使“大集團變成透明人”的措施還包括：強制他們采用全球化的會計標準，要求排名前30位的大企業財團必須提交包括其子公司在內的聯合財務報表，包括財團內部交易、相互持股以及交叉擔保等方面的準確信息。

　　不過，有些東西在韓國企業并沒有什么改變——公司總裁在公司經營過程中的巨大影響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

　　三星會長李健熙，曾率領三星高層訪問美國，期間他帶高層成員參觀了美國的商店，在那里三星的產品被擺在最角落，上面落滿灰塵，根本無人問津。以此事件為契機，李健熙推動董事會痛下決心改變經營方式，以世界市場為著眼點，以產品質量為生命線來重組三星的管理模式。

　　他在給三星員工的信中這樣寫到：“如果我們不能成為世界一流企業，不僅二流、三流保不住，甚至要最后走向滅亡。”

　　政府選拔出的市場優勝者

　　韓國許多學者認為，在韓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銀行和企業密切合作，為韓國經濟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實現跨越式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經濟學家們形象地將三者的密切關系稱為“鐵三角”，這鼎立的三足互相作用，成就了“漢江奇跡”，但是，這個三角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韓國的金融危機。

　　韓國的經濟起飛是從樸正熙執政的年代開始的。“鐵三角”的形成也發源于這一時期。

　　20世紀60年代，軍人出身的樸正熙通過政變上臺。韓國人對樸正熙的感情非常矛盾，一方面討厭他政治上獨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感激他為韓國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

　　據韓國銀行貨幣政策司的金濟鉉課長介紹，20世紀60年代的韓國還處于一窮二白的境地，為了刺激經濟發展，樸正熙政府采取了出口導向的政策，大力鼓勵出口企業，鼓勵策略就主要來自銀行。

　　當時高通貨膨脹，市場利率高達24%，但是，韓國中央銀行以5%的利率向商業銀行提供貸款，要求商業銀行必須將貸款以8%的利率貸給出口企業，并根據企業提供的單據，來監督商業銀行不得將貸款挪作他用。

　　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只好在出口企業中選擇貸款對象，并對貸款損失承擔最終責任，商業銀行的貸款自然而然就流向了經營業績比較好的出口企業。金濟鉉估計，在20世紀60年時，這種優惠信貸占到了出口部門資金來源的一半以上。

　　直到目前，韓國銀行仍沿用上述方式為出口部門提供一定低息貸款。金介紹說，2003年，韓國中央銀行用于這部分貸款的總額為9兆6000億韓元(相當于人民幣750億元)。

　　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安忠榮博士，將這種政府干預政策歸納為“挑選市場優勝者進行扶持”。

　　“我認為這種干預不會扭曲或代替市場力量，反而強化了市場的選擇行為，是一種比較成功的干預模式。”安說。

　　韓國產業研究院產業政策研究室主任金道薰博士完全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那個時代的韓國政府雖然直接干預經濟，但是嚴格按照市場要求去做的，政府的干預并沒有扭曲市場規則。當記者問到某些企業會不會因為同政府的“特別關系”獲得特別照顧時，他考慮了一下說，這種可能性盡管存在，回頭來看似乎并不嚴重，“否則韓國的出口就不會取得后來的成就，再說民間這方面的傳聞也很少”。

　　進一步強化的“鐵三角”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韓國政府對企業扶持的主張并沒有改變，但調整了方向——從一般性地扶植出口企業，到有針對性地扶持大企業集團，特別是重化工、汽車制造業，其中最有分量的就是政府協助安排信貸。

　　據韓國銀行貨幣政策司的金濟鉉課長介紹，在1970年代，總統樸正熙曾經親自主持召開企業銀行聯席會議，他本人坐在中間，一邊是企業家，一邊是銀行家，如果有企業提出需要貸款，樸正熙就當場點名讓某家銀行提供貸款。

　　這樣，以扶持大企業的發展為契機，政府、大企業和銀行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密切，“鐵三角”關系更加強化。

　　韓國產業研究院產業政策研究室主任金道薰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這些產業的起步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資，一般的民間中小企業缺乏資金實力，所以韓國政府只能在當時的大企業中選擇部分企業進行支持。

　　政府選擇扶持大企業的過程是這樣的：一、政府組織了包括民間學者、企業家、銀行家等在內的獨立的評估委員會來進行候選企業的遴選，選擇過程比較透明，依靠政企勾結來左右決策并不容易；二、政府為保證適當的競爭，在特定行業中通常都選擇幾家企業同時扶持；三、政府為防止個別大企業發展出現嚴重的壟斷現象，抑制競爭，在具體的行業擺布中，常限制最大的幾家企業集團不能參與競爭。

　　一些企業與政府的“特殊關系”依然是個陰影。金道薰說：韓國國有電信向私有企業出售時，SK集團的總裁同當時的總統盧泰愚是兒女親家。論實力，SK排名在第6，當時，政府限制前5家企業集團不能參與競爭，結果SK集團最終勝出。

　　有韓國民間學者推測說，為什么限制的是前5家企業而不是前10家，這中間的“關系”可能發揮了一定影響力，但這種猜測沒有實際證據。

　　但是韓國的大企業并不愿意承認政府因素在它們成長途中的分量。

　　三星集團企業構造調整本部鄭元祚常務告訴記者，在整個三星集團中，只有三星重工被列入過政府規劃資助項目，而這部分業務只占整個集團較小的一部分。三星的幾項主要業務，比如電子、半導體的發展從來沒有享受過政策優惠，完全是靠三星獨立做起來的。至少對于三星來說，它的成長同產業政策關系不大。

　　LG電子公司的品牌推廣部高級經理樸翔培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在政府發展經濟的某些計劃中，LG是因為符合相關政策標準而被選中并受到支持，但這并不是因為LG利用“關系”獲得了政府關照。

　　現代汽車公共關系部經理張正奎的態度似乎比較坦率，他表示現代集團在20世紀80年代的確得到過政府的幫助。

　　“鐵三角”造成了金融危機？

　　強化了的“鐵三角”，同后來的金融危機到底有什么聯系呢？

　　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安忠榮博士對此分析說，由于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很容易，融資成本相對低廉，大財團盲目地向銀行貸款增加負債以擴張規模。另外，韓國在金融危機前的若干年高速發展，整個社會陷入了一種無名樂觀的氣氛當中，只看重規模的擴張而忽視了可能存在的問題。

　　銀行也普遍相信“大馬不死”，認為大企業出了問題，政府一定會救助，況且部分貸款是在政府干預下發放的，所以放松了對信貸風險的審查。

　　韓國部分企業集團規模的超大一度被形容為，“從土豆片到芯片全都生產”。但根據安忠榮所做的一項研究，1997年，韓國制造企業的贏利率僅僅為-0.3%，而同期美國制造企業的贏利率是8.3%，日本的數字是3.4%。

　　另一份材料顯示：到1997年底，韓國28家最大的財團的總負債為1775.7億美元，企業平均負債率高達449%。危機發生前，很多企業從海外資本市場的借貸甚至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債主主要是各大銀行)。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資本市場對東亞新興經濟體的信心受到嚴重打擊，對投資亞洲市場唯恐避之不及，在此背景下，韓國企業無法在海外市場繼續籌資，已經舉借的到期債務又無法延期，為此它們被迫向國內銀行貸款，用以購買外匯償還債務。

　　急劇增加的外匯購買需求導致匯率爆跌，形成國際收支危機，并迫使韓國政府不得不求助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在企業負債率如此之高的條件下，資金鏈的斷裂和匯率的快速下跌給企業經營造成嚴重影響，再加上韓國大企業的許多投資項目盈利能力本來就很低，銀行體系由此出現大量壞賬，匯率危機和銀行危機交互作用下，韓國經濟經受了一場嚴峻的風暴。

　　尚未完成的改革

　　危機過后，韓國政府對企業部門改革的同時，也對金融機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力破“鐵三角”困局。

　　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安忠榮博士，不但對韓國經濟了解頗深，對中國也非常熟悉——在他的辦公室，展示著一幅他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副總理吳儀的合影。

　　安忠榮認為，現在的韓國已經過渡到了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政府從對市場的干預中退出了，企業和金融機構自主地在市場中承擔完全的經營風險。

　　他說，韓國人以前相信“大馬不死”的理論，但現在情況變了，即使企業在經營上出現問題，政府不會再出面干預，韓國政府聽任原第二大財團大宇的倒閉，是他對政府充滿信心的主要理由。

　　其次，即使政府愿意干預，金融機構也會出于對業績負責的考慮不再貸款。

　　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宏觀經濟室主任曹琮和博士，為此提供了具體證據，他說金融危機之后，銀行對大企業的貸款比例下降，大量的資金貸給中下企業和開展消費性信貸業務。

　　作為改革金融體系的第一步，韓國首先修改了《金融行業重組法》，先后成立了處理金融壞賬的機構——金融監管委員會和韓國資產管理公司。

　　截至2002年6月，共有617家金融機構被關閉或被兼并。商業銀行的數量從1997年的26家下降到15家。

　　大規模的重組使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贏利能力大大改善，按照國際清算銀行標準衡量的資本充足率超過10%，不良貸款比重從1997年的13%下降到3%。

　　在政府和銀行的壓力下，大企業被迫調整自身的財務結構。現代汽車國際關系部的董事級總經理蓋達克講，現代汽車改變了以前排斥外部投資者的心態。2000年9月，現代汽車引入了德國的戴姆勒-克萊斯勒作為戰略投資者，持有現代汽車超過10%的股份。

　　現代汽車目前擁有12億美元的現金儲備，這使得它可以不再依賴銀行貸款來進行擴張。去年，現代汽車在美國的阿拉巴馬建造了一座年產30萬臺汽車的制造廠，這筆費用完全由公司自己出資。同時，現代的負債率大大降低，從危機前超過300%的水平降到了現在的110%左右，顯著改善了公司現金流。

　　對于韓國經濟在危機后的調整，安忠榮博士的評價極高，他認為韓國已經完全擺脫了以往的“鐵三角”模式，政府已經放棄了以往干預經濟的做法，市場力量可以自由運作，他認為，即使現在仍然存在政府干預經濟的現象，其程度和以往相比，下降了90%以上。

　　然而，對于政府干預現象是否真的基本消失了，“鐵三角”是否真的不存在了，其他學者的估計似乎沒有這么樂觀。韓國銀行的金濟鉉課長認為，和1960年代相比，政府干預確實減少了，但其程度也許在一半或略多的樣子。

　　這就是說，現在政府明顯地干預經濟的做法基本上沒有了，但政府通過其他的手段，乃至個人關系干預銀行貸款、或者企業經營的現象仍然是存在的。

　　前不久，韓國商業銀行發放了數百萬張信用卡，為了擴大內需，政府也通過減免消費稅等措施來鼓勵消費。到2002年，韓國的消費性信用貸款已經占到了銀行貸款總額的一半左右。由于開拓這些新的金融業務時經驗不足，消費性信貸業務產生了很多壞賬，成為目前金融領域的突出新問題。

　　在韓國，記者了解到，由于法律對違約債務人處罰很嚴厲，有些付不起信用卡透支金額的年輕女性跑到漢城的紅燈區去從事色情業。曹琮和博士認為，這個問題需要盡早研究解決，否則可能積累下來引發更大的問題。

　　此外，韓國在改革大財團的治理結構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盡管韓國大企業的董事會增加了獨立董事的人數，但董事會對經營的實際控制作用有多大仍然需要觀察。

　　現代汽車國際關系部董事級總經理蓋達克在向記者介紹公司的改革和發展時一再強調，“我們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這是現代汽車成功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的是公司總裁，而不是董事會。

　　三星集團接受采訪的人士也重點強調總裁李健熙的作用。在問到三星公司是李健熙說了算，還是董事會說了算時，他們只是回答說：李健熙總裁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并補充說，“激勵總裁努力工作的機制并非金錢，因為李健熙總裁已經有很多錢，有你想不到多的錢，對他來說成就感應該是最重要的。”

　　其次，公司經營的透明度和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仍然需要加強。現在韓國有一些民間團體專門負責收集大公司侵犯小股東權益的案例，并推動政府進行處罰和糾正。要是根據這些民間團體的說法，政府在受理投訴和加強監管的執法中還是不夠積極的。

　　更重要的是，依靠非盈利性的民間團體來保護中小投資者的權益，是否是一種有效和可以維持的方式，是很有疑問的。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發展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來改善股東對公司的控制似乎是更常見的做法，而韓國在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也許是這些原因，韓國財團的股票價格以經營業績而論，和國際同行相比被明顯低估，這意味著這些企業的籌資成本要明顯高于競爭對手。在發展過程中，如果企業籌集成本較高，長期內無疑將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

　　在未來經營環境發生變化，競爭明顯加劇的情況下，企業為了降低籌資成本，也許可能轉向更多地依靠銀行體系來融資，由于大財團巨大的政治影響力，這種情況下大財團影響政府，并依靠政府干預來籌資的可能性無疑是存在的。

　　到那時，“鐵三角”是否復活，仍然是個未知之數。(記者/高善文李楠(發自漢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