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中國高等教育大規模擴招之后的第一個畢業生就業高峰年。為及時準確地了解今年畢業生的就業狀況，為教育決策和畢業生就業提供更豐富的信息，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課題組在今年6月上旬對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查。
本次調查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法，計劃在東、中、西部分別選取3個省市，每個省市選擇重點高校、一般本科院校、專科及高職院校各2所，在每所高校根據畢業生學科和學歷層次按一定比例發放大約600份問卷。實際參與調查的省市及高校數為：北京5所、山東6所、廣東6所、湖南6所、陜西4所、云南17所、廣西1所，合計為7個省市45所高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8723份，其中除廣西(507份)和云南(5734份)外，其他省市均在2000份-3100份之間。在有效樣本中，專科和高職畢業生占39.3%，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生分別占57.0%、3.0%、0.6%；男、女比例分別為57.9%和42.1%。
就業最困難的仍舊是專科生
為了更具體、準確地反映畢業生畢業時的狀況，本次調查將畢業生被調查時的狀況分為9類，每一類畢業生所占的比例如下：
(1)已經簽約：31.9%；
(2)已經確定單位，等待簽約：8.8%；
(3)準備從事自由職業或自主創業：4.0%；
(4)等待接收單位的最后答復：5.6%；
(5)尚未找到接收單位：27.3%；
(6)有愿意接收的單位，但自己不想去：2.9%；
(7)準備升學或出國：15.1%；
(8)申請不就業：1.7%；
(9)其他：2.7%。由上述統計可見，畢業生畢業時真正簽約者不到1/3。但如果將上述第(1)、(2)、(3)、(7)、(8)項均視為“確定去向”，畢業生畢業時“落實率”達到了61.6%，而真正沒有接收單位的只有不到30%。
進一步分析發現，畢業生的落實率具有以下特點：(1)不同學歷之間差異顯著：專科為34.7%，本科為77.9%，碩士、博士分別為90.4%和80.5%。可見，專科畢業生就業最困難。這一結果與教育部6月底公布的統計結果很相似：截至6月20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的簽約率達到50%左右，其中，專科(高職)生簽約率約30%，本科生簽約率約60%，研究生簽約率約80%。
(2)各省市之間差異明顯：各省市的落實率分別為：北京75.6%、廣東57.5%、廣西58.6%、湖南69.6%、山東87.9%、陜西83.4%、云南28.9%。這種差異與各省樣本中專科畢業生的比例高低等因素有關，對此還需要進一步分析。
今年大學畢業生“腰包”有多鼓
收入是反映就業狀況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而以往我國公布的統計數據中都缺少該項統計。為此，本次調查通過問卷請已經確定就業單位的畢業生對自己的起薪進行了估計。調查發現，高校畢業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1001元—2000元之間的占45.5%，2001元—3000元之間的占9.5%，3000元以上的占4.1%，平均月收入為1550.7元。進一步分析發現，不同學歷層次畢業生的起薪有顯著差異，其中專科畢業生為1307.4元，本科畢業生為1501.7元，碩士、博士分別為2995.9元和2983.9元；按性別分析，男女起薪分別為1550.5元和1561.1元，二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根據工作單位性質分析，確定到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學校、城市集體企業工作的高校畢業生的起薪基本一致，分別為1516.7元、1508.1元、1455.6元、1527.0元；確定到三資企業和科研單位工作的高校畢業生的起薪略高，分別為2040.0元、1648.7元；確定到鄉鎮企業工作的高校畢業生的起薪略低，為1328.9元。
根據工作類型分析，確定從事各類行政管理工作、專業技術工作的高校畢業生的起薪比較接近，分別為1524.5元和1594.8元；確定從事各類企業管理工作的高校畢業生的起薪最高，為1803.1元；確定從事各類服務工作的高校畢業生的起薪達到1678.1元；確定從事技術輔助工作的高校畢業生的起薪為1419.0元；起薪較低的是高校畢業生中確定到生產第一線工作的工、農業從業人員，其起薪分別為1107.3元和1144.4元。
根據畢業生就業地點分析，到大、中城市工作的平均月收入為1644.0元，到縣城工作的為1224.5元，到鄉鎮工作的為1313.7元，到農村工作的為1200元。
同樣為本科學歷的情況下，不同地區高校畢業生的起薪差別也很大，北京高校畢業生的起薪最高，達到2160.5元，廣東其次，為1973.4元，湖南、陜西分別為1665.2元、1520.1元，而山東、廣西、云南高校畢業生的起薪分別只有1267.6、1238.0和1130.7元。
工作能力和發展前景最重要
畢業生就業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應該從用人單位和畢業生兩個角度綜合考慮，但是本次問卷調查對象只包含畢業生，因此統計結果只是畢業生的看法。
問卷包含的影響就業的各種因素共有17種，調查統計結果中按照影響程度從高到低的排列順序，這17種影響因素分別為：1.工作能力；2.學歷層次；3.所學專業；4.學校名氣和地位；5.就業信息和機會；6.工作經歷；7.應聘技巧；8.學習成績；9.社會關系；10.戶口和用人指標；11.往屆畢業生的聲譽；12.學校或教師的評價；13.性別狀況；14.黨員干部；15.送禮買人情；16.家庭背景；17.非典疫情。
上述統計結果表明，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正在逐步走向規范，學生的學識、能力受到重視，人情和社會關系等因素的影響在降低。非典疫情在所列17個因素中重要性程度最低，認為其影響很大或較大的畢業生的比例約30%，其中北京最高，為43.5%，廣東為31.8%，云南為22.3%。
就業是每一位畢業生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擇業過程中，畢業生們普遍重視的是哪些因素？本次調查共涉及13種因素，按照影響程度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如下：1.發展前景；2.利于施展個人的才干；3.經濟收入和福利待遇；4.符合自己興趣愛好；5.工作單位的聲譽；6.工作穩定；7.工作單位的地理位置；8.工作自由；9.工作單位的規模；10.工作單位的所有制性質；11.工作舒適且勞動強度低；12.能獲得權力和社會資源；13.可兼顧親友關系。
擇業結果和個人努力密切相關
畢業生求職與用人單位聘用畢業生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畢業生需要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就業信息，并需要通過一定的途徑向有關單位發出求職信息。
本次調查發現，47.7%的畢業生認為，最重要的求職信息來源于學校發布的需求信息及就業指導機構提供的信息，其他被選比例較高的渠道分別為：專門性的人才招聘刊物提供的信息為11.4%；親戚朋友和熟人介紹的信息為10.5%；與用人單位直接談話中獲得的信息為9.7%；在人才洽談會獲得的信息為8.8%；其他渠道約占4%。相比之下，認為最重要的信息來源于新聞媒介和企業招聘廣告的分別只有4.2%和3.8%，說明這些廣告所發揮的作用還十分有限。與此相關的是，盡管有多種獲得就業信息的途徑，只有3.2%的畢業生認為求職信息完全能滿足需要，47.8%認為基本滿足需要，48.9%認為不能滿足需求。
在求職途徑方面，畢業生對學校的依賴也十分強烈，認為最重要的求職途徑是“學校舉辦的供需見面會”的占41.3%，認為是“本人毛遂自薦、自我推銷”的占16.3%，社會上的人才招聘會、主管部門舉辦的人才招聘會分別占12.8%和8.4%，學校推薦和親友介紹分別只占6.2%和6.8%，其他途徑占8%左右。
在需要求職的畢業生中，求職單位數在2個以下的占41.1%，3—5個的占47.3%，6—10個的占9.9%，10個以上的占1.7%，平均求職單位數為3.43個。進一步分析發現，求職單位的數量與求職成功率顯著相關，“已經簽約”的畢業生平均求職單位數為4.53個，“已經確定單位、等待簽約”的畢業生平均求職單位數為3.89個，“等待接收單位最后答復”的畢業生平均求職單位數為3.62個，而“尚未找到接收單位”的畢業生平均只到2.60個單位求過職。
畢業生理性描畫個人前景
本項調查發現，目前沒有找到接收單位的畢業生明顯降低了就業期望。有70.1%的人表示愿意接受“不解決戶口、檔案問題的臨時性工作”，對這類工作的最低期望月收入平均為1294.8元，對“解決戶、檔案問題的相對穩定的工作”的最低期望月收入只有1077.7元，均低于已經確定就業單位者的平均月收入(1500元左右)，甚至低于已經確定就業單位的專科、高職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每月1307元左右)。
在對就業地點的要求方面，選擇大中城市的占44.7%，到縣城的占20.2%，到鄉鎮和農村的分別占7.7%和0.9%，還有26.6%的畢業生表示對地點沒有特別要求，而已經就業的畢業生中到大、中城市就業的比例達到76.6%。
在工作與專業的關系方面，39.8%的畢業生認為可以不對口就業，只有4.1%的人堅持工作一定要與專業對口。
當然，這些畢業生中，仍然有一些畢業生的愿望與實際有一定差距。例如，在工作單位方面，將國家機關、學校作為第一選擇的占28.0%和33.9%，而將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作為第一選擇的只有1.2%和4.9%(作為第二選擇的分別為4.0%和15.0%)；在工作類型方面，將各類專業技術工作和各類行政管理工作作為第一選擇的分別占46.0%和29.5%，將技術輔助工作和服務性工作作為第一選擇的分別只有8.7%和2.6%(作為第二選擇的分別為26.0%和9.8%)，將工、農業第一線作為第一選擇的只有0.5%和0.2%(作為第二選擇的也只有3.4%和0.5%)。
(來源：《中國教育報》，“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課題負責人為北京大學閔維方、丁小浩教授，該調查報告由文東茅、岳昌君副教授執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