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5日，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這個有著美麗的胡楊林和奇特的雅丹地貌的古老戰場，沸騰起來了。

　　從這里，中國第一位航天員帶著中國人的千年飛天夢想，升騰而起。通向這輝煌一刻的，是中國航天人走過的一條怎樣坎坷、神奇的飛天之路呢？

　　“先把載人航天的鑼鼓敲起來”

　　20世紀60年代，是美蘇太空競賽如火如荼的時期。繼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首飛太空之后，季托夫、謝潑德、格倫等一個個太空英雄們紛紛叩響天門。

　　“我們怎么能算是強國呢？我們甚至無法把一顆土豆送上太空。”蘇美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太空角逐，使毛澤東為之震驚！有著古老飛天夢想的中國，開始萌動著續夢的計劃。

　　1967年7月，中國科學院和七機部共同進行了中國載人航天途徑和步驟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初，他們的研究已小有成就，不僅做出了精美的模型，而且給飛船起了一個動聽的名字———“曙光號”。用當時七機部副部長、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話說就是：“先把載人航天的鑼鼓敲起來。”

　　1970年4月24日，中國人在度過了一個“奔走相告，如飲狂泉”的激情“東方紅”之夜后，又在醞釀著一鼓作氣、一飛沖天的計劃。

　　北京京西賓館里，聚集了全國80多個單位的400多名專家，討論中國該造怎樣一艘飛船。李頤黎研究員難忘當年的情景：“會議結束前，我們還有幸品嘗了中國自己研制的航天食品。大家一邊吃一邊描繪中國未來的飛船，熱情特別高漲。”

　　由于有前幾年的預先研究做基礎，“曙光一號”載人航天工程全面啟動。那是1971年4月，以當時年份和月份為代號，被命名為“714”工程。

　　帳篷里備戰航天員試驗

　　“曙光號”的第一批乘客，當時在位于北京農業大學院內的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里，進行飛天前的各種準備。

　　著名科普作家葉永烈先生近日追憶了他30年前拍攝第一批航天員訓練、生活的情形———

　　當時我在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工作。廠領導看我對宇宙探索這個題材有興趣，就讓我拍一部《載人航天》科教電影。我帶了一個攝制組到北京，進了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也就是中國的航天員訓練基地。

　　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成立于1968年，規模挺大，是專門為載人航天做準備工作的，當時已有各種專門的訓練設備，什么振動椅、離心機、沖擊塔、模擬艙之類，應有盡有。我們對宇航員的各項訓練都逐一做了拍攝。當時，我國甚至連宇航員們吃的太空食品也已經研制好了，是上海一家食品廠做的。它們只有軍棋子那么大，味道并不是很好，只是十分新奇。

　　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很快片子就送審了。錢學森審看了影片，我請教他有沒有保密問題？他說沒問題，可以公映。真正要保密的東西，我們也沒讓你們去拍，航天的核心技術是發動機什么的。

　　美聯社很快就發了報道，說“中國的宇航員馬上要上太空”。不過，當時中央主要意見還是緩緩再說，各種媒體也就沒有再繼續報道。

　　據葉永烈先生說，《載人航天》這部片子只在內部很小范圍內放映過。由于當時我國的經濟基礎較薄弱，工業制造及相關的工藝水平又低，加上“文革”的動蕩和天災人禍，“曙光號”最終只塵封在一張張的構思圖和一個個的試驗中。

　　后來，周恩來總理專門就中國載人航天的發展講了幾條原則：不與蘇美大國開展“太空競賽”，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發展國家建設急需的應用衛星。

　　自此，中國暫時停止了對載人航天的探索。

　　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現任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副總工程師的湯蘭祥向我講起了他所親歷的坎坷艱辛———

　　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最初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研究院的一個研究所。當時，這里集中了一大批航空醫學專業的工程人員。1970年底，經國務院李先念同志批準，我們與501部(空間飛行器總體設計部)一起搬到了農業大學。空空落落的農業大學，只有我們兩家單位。但我們這樣的國家級保密單位，連一堵像樣的墻都沒有，四周只用鐵絲網圍了一下。

　　“曙光號”的方案為兩艙式，構型類似美國的“雙子星座號”飛船。外形像一個倒扣的大漏斗，由座艙和設備艙組成。當時對于飛船乘載幾名宇航員，意見并不一致，大家邊試驗邊探討。

　　我一畢業就分到了第三研究室，參加“曙光號”飛船環境控制與生命保障系統的研究。研究工作緊張有序，人員也比較充足，僅第三研究室就有80多人。全國也很支持這項工作，我去河南新鄉一個廠家做溫度、濕度控制的協作研究，一跑就是3年。后來因為“文革”，研究工作時斷時續。即使這樣，工程下馬時，我們還是研制出了系統級的樣機，可供宇航員開展試驗。

　　那時，研究所已開始了我國首批航天員的選拔工作。選拔小組先后在沈陽、南京、廣州和北京軍區的14個殲擊機部隊及院校進行挑選，總共有1840名飛行員被推薦參加“過篩子”，最后剩下88名好漢。經過三個月的再度選拔，1971年5月，20名身體健康、政治思想和飛行技術過硬的佼佼者，成為我國首批待訓宇航員。我們聽說淘汰率最高的是失重和負載測試。失重使人腦袋腫大，臉部充血，渾身的血向上涌，特別難受。負載測試是坐在離心機艙里，讓離心機轉動產生加速度，艙里的人感覺如同泰山壓頂，雙眼外凸、五臟六腑幾乎要被擠扁，有的人還能聽到自己的肺在作響。

　　當年，毛澤東主席說，農業大學建在城里，活見鬼。結果農大遷去延安，我們進來了。鋼筋水泥，各種設施，大量的投入和建設剛有個樣子，農大又回來了。為了顧全大局，我們把辦公室騰了出來，有的科研人員只能住在帳篷里搞研究。

　　1975年，聽到工程下馬和大幅度整編的消息，我們的心都涼透了，選出的宇航員也陸續返回了原單位。我與501部負責飛船總體設計的范劍峰、王壯，傷心了好多天。幾代人的心血，幾年的秘密奮斗，都將付諸東流。唉，當時就想，中國的宇航員，什么時候才能飛天呢？

　　但我們的隊伍并沒有完全解散。任務取消后，一部分人繼續進行載人航天預先研究，其他的人開始為其他軍兵種服務。返回原單位的宇航員起先還經常打聽情況，詢問什么時候恢復訓練，但長時間沒有消息，大家慢慢也忘了這事兒。

　　直到載人航天工程再度立項時，我們又有了空前的積極性。

　　任新民：“近地空域應翱翔中國太空站”

　　角逐太空的步伐并不因某個國家的意志而放慢。

　　1983年3月，美國總統里根提出了驚動全球的“星球大戰”計劃。

　　戈爾巴喬夫馬上提出了蘇聯的戰略防御計劃。

　　1985年，法國總統密特朗首先提出了要建立“技術歐洲”的計劃，即“尤利卡”計劃。1987年11月，歐洲宇航局部長會議決定建立獨立的歐洲載人航天系統。

　　日本高度重視宇航技術跟蹤和關鍵技術預研。日本宇宙事業開發團提出了發展載人航天計劃的設想。

　　印度、巴西的高技術發展計劃也適時出臺。

　　此時，距中國“曙光號”飛船工程下馬已近10年光景。

　　面對美蘇等世界宇航大國掀起的這場以經濟、科技為重點，帶動軍事力量發展的新一輪競爭，中國何去何從？

　　1985年7月，秦皇島，中國首屆太空站研討會正在召開。在航天部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任新民的倡導下，我國載人航天計劃又一次啟動了。

　　這一年，任新民已經70高齡。這位被尊為航天“總總師”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依然以滿腔的熱情為航天的戰略發展奔走吶喊。任新民與屠守鍔、黃緯祿、梁守槃一起被稱為“航天四老”，而“任屠黃梁”中的“任”之所以居首位，并非浪得虛名。

　　任新民曾作為副總設計師，領導和參加了我國第一枚中近程彈道式導彈液體火箭發動機的研制；組織研制了長征一號運載火箭，保證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組織用長征三號火箭把亞洲一號衛星準確送入地球同步轉移軌道，實現了中國運載火箭商業發射服務零的突破……

　　對于20多年來一直在火箭、衛星工程間奔波的任新民來說，宇航員上天猶如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

　　在太空站研討會上，代表們各抒己見，雖然意見大相徑庭，思路也不成熟，但卻有一個共識：發展載人航天是大勢所趨。與會代表的研究報告被匯編成《太空站討論會文集》，任新民在文集序言中這樣寫道：

　　“太空站遲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規的東西，我們才開始設想，到時候就晚了。所以，從現在起就應有一個長遠規劃，對其中的某些單項關鍵技術應立即著手研究。一旦國家下決心發展載人航天，就能及時起步。我們要爭取在21世紀初，在地球的近地空域翱翔著中國的永久型太空站，在太空站和地球之間有中國的運輸工具，裝載著人員、物資、設備穿梭往來，我國的航天員、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太空站上緊張地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技術活動。”

　　四位科學家上書鄧小平

　　1986年春天，楊嘉墀、陳芳允、王大珩、王淦昌四位科學家在《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中列入了載人航天的研究，并設法以書信的形式送到了中央最高領導人那里。3月5日，鄧小平在這封信上作了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請找專家和有關負責同志，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這個高技術發展計劃后來被稱為“863計劃”。

　　航天技術是“863計劃”《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七大領域中的第二領域，主題項目是：大型運載火箭及天地往返運輸系統、載人空間站系統及其應用。國家撥款50億元。

　　“863”計劃為中國的載人航天開辟了道路。1987年，在原國防科工委的組織下，組建了“863計劃航天技術專家委員會”和主題項目專家組，對發展我國載人航天技術的總體方案和具體途徑進行全面論證。

　　這是一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科學大會戰。

　　航天飛機與載人飛船之爭

　　在航天技術領域和兩個主題項目概念的研究中，僅天地往返運輸系統就提出了五個方案，即：多用途飛船、不帶主動力的小型航天飛機、帶主動力的小型航天飛機、垂直起飛水平著陸的兩級火箭飛機和水平起降兩級入軌的空天飛機，人稱“五朵金花”。

　　經過一年多的論證，專家委員會于1988年7月在哈爾濱召開了評議會。主導意見是：航天飛機和火箭飛機雖然是未來天地往返運輸系統可能的發展方向，但我國目前還不具備相應的技術基礎和投資力度，尚不宜作為21世紀初的跟蹤目標；帶主動力的航天飛機要解決火箭發動機的重復使用問題，難度比較大；可供進一步研究比較的是多用途飛船方案和不帶主動力的小型航天飛機方案。

　　此后，圍繞中國載人航天如何起步，飛船方案論證人員和航天飛機論證人員展開了長達3年的學術爭論。

　　1989年8月，國家航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丁衡高收到了航空航天部火箭技術研究院高技術論證組寫來的一封信，信中的主要觀點是“航天飛機方案”大大優于“多用途飛船方案”。

　　信中提到：載人飛船作為天地往返運輸手段已經處于衰退階段，航天飛機可重復使用，代表了國際航天發展潮流，中國的載人航天應當有一個高起點。搞飛船做一個扔一個，不但不能爭光，還會給國家抹黑。

　　而載人飛船方案論證組認為，載人飛船既可搭乘航天員，又可向空間站運輸物資，還能作為空間站軌道救生艇用，且經費較低，更符合中國的國情。航天飛機無論是造價還是維修費用以及發射場建設都相當昂貴，中國此時還不具備航天飛機的生產工藝條件。

　　1989年，航空航天部黨組專門委托莊逢甘、孫家棟兩位專家主持召開飛船與小型航天飛機比較論證會。

　　論證會就在北京市阜成路8號的航天大院里進行。這是兩種思想的第一次面對面的交鋒。

　　航空航天部北京空間機電研究所高技術論證組組長李頤黎作為載人飛船方案的代言人，從技術可行性、國家經濟承受能力和技術風險等方面將載人飛船方案與小型航天飛機方案作了比較。

　　李頤黎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是錢學森當年講授《星際航行概論》時帶的四大弟子之一。

　　對于比較論證會，他顯然是有備而來：“歐洲發展小型航天飛機憑借的是航空技術優勢，而我國航空技術不具有優勢。歐洲小型航天飛機這條路尚未走完，技術風險大、投資風險大、研制周期長的弊病就已暴露出來了。”

　　“美國有錢，他們有4架航天飛機，每架回來后光檢修就要半年時間，美國的航天飛機飛行一次就得4億5億美元；俄羅斯也有3架航天飛機，其中一架飛過一次，另一架正準備飛，還有一架是做試驗用的。因為沒錢，現在也飛不起了。歐空局研制的‘赫爾墨斯號’小型航天飛機也是方案一變再變，進度一拖再拖，經費一加再加，盟國都不想干了，最后只好下馬。基于上述原因，我認為，從國情出發，絕不能搞航天飛機！”

　　這次比較論證后，航空航天部系統內逐漸達成共識：中國載人航天發展的途徑從載人飛船起步。

　　錢學森：這是國家最高決策

　　論證組首席專家屠善澄院士向錢學森匯報了飛船的論證情況。錢學森很認真地聽取了屠善澄的匯報，并鄭重地表示：“將來人上天這個事情，比民航飛機要復雜得多，沒有國際合作是不行的，哪個國家自己也干不起。這是國家最高決策。在50年代要搞‘兩彈’就是國家最高決策，那也不是我們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屠善澄問：“假如人要上天，飛船作為第一步，您的意見怎么樣呢？”

　　錢學森稍稍沉吟了一下：“假設要人上天，第一步可以是這樣。如果說要搞載人，那么用簡單辦法走一段路，保持發言權，是可以的。”

　　既然發展載人航天是國家最高領導的決策問題，那么哪位領導代表國家來做這個決策呢？

　　機遇終于來了。

　　1991年1月30日，中國宇航學會、中國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中國航天高技術報告會”。

　　現在回想起來，這無疑是對推動我國載人航天工程決策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次會議。

　　會議當天，劉紀原副部長剛從內蒙古指揮部調研回京。火車到站時，他對航空航天部計劃司總工程師張宏顯說：“到會場后，先不要留下來參加會議，你回部機關去，把我們寫的《關于發展我國載人航天技術的建議》取來封好，送給參加會議的二炮副參謀長粟前明(小平同志的妹夫)，什么話也不要說。”

　　張宏顯將封在牛皮紙口袋里的文件送給栗前明時，只說：“這是劉副部長讓我送給您的。”“你告訴劉副部長，我一定送到。”粟前明回答。

　　張宏顯清楚地記得，在《關于發展我國載人航天技術的建議》中，特別寫到：

　　上不上載人航天，是政治決策，不是純科技問題，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的。我國航天事業的發展，面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創建的、得來不易的航天國際地位得而復失的危險。懇請中央盡快決策。

　　李鵬緊急邀見任新民

　　1991年3月14日，航空航天部高級技術顧問任新民一上班，就接到了國務院秘書局的電話通知：李鵬總理3月15日下午3時至5時邀見任新民同志，同時還要聽取了解飛船情況的同志匯報。

　　任新民不禁喜上心頭，他與載人航天項目專家組組長錢振業很快商定了匯報的提綱。

　　見面時，李鵬總理開門見山地說，今天主要是想聽一聽有關載人飛船方面的情況。

　　任新民首先分析了中國為什么要從多用途飛船起步。他說：“我國已具有研制飛船的技術基礎和研制條件。我國航天員的環控生保技術，有一定的預先研究基礎。運載火箭可靠性技術，可采用措施提高。在返回防熱技術上，已有防熱材料研究成果和返回式衛星的經驗可借鑒。運行返回控制技術，有通信衛星和導彈控制技術為基礎。計算機綜合管理技術，我國已能利用多臺計算機冗余技術，實現對飛船控制，這一點還需要通過工程研制掌握。至于飛船上升段應急救生技術，這個過去沒有搞過，需要研究尋求解決的途徑。”

　　錢振業說：“中國的載人飛船可以用長征二號E運載火箭，經過提高可靠性的改進后進行飛船發射……”

　　“我國要搞飛船工程需要多少投資？研制周期要多長？”

　　錢振業看了一下匯報提綱：“我國研制飛船的費用約30億元。在保證投資及時到位的條件下，工程研制需要6-7年時間。”

　　李鵬總理笑笑說道：“錢是有困難。但是，對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還是可以解決的。我們要搞載人航天，從飛船搞起，爭取建國50周年載人飛船上天！”

　　5天后，中央辦公廳秘書局轉來了對《航空航天重大情況(5)》報批件的批示，簽收單位是航空航天部。

　　批示上留下了一串國家領導人的名字。

　　中央領導的批示下來后，航空航天部領導、部機關便著手研究載人飛船工程的研制分工問題。工程論證進入了快車道。

　　1991年4月，北京北安河。“載人飛船工程實施方案”討論會由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莊逢甘主持。

　　莊逢甘是我國空氣動力學首席專家，至今仍然活躍在科技的主戰場。早年他在美國加州大學留學，回國后，在洲際導彈研制、風洞建設方面屢建戰功。

　　“會議要求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三個總體單位，深入論證，進一步提出各自的實施方案，以便擇優選用。半年后，三個總體單位分別提交了《載人飛船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我還記得，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完成的論證綠皮書厚達0.3米。”莊逢甘回憶道。

　　1992年，中國史另起一行

　　1992年1月8日，中央專委會召開第五次會議，專門研究發展我國載人航天問題。

　　“從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諸多方面考慮，立即發展我國載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國發展載人航天，要從載人飛船起步。”中央專委第五次會議上給出的公允定論，贏得了此次會議最熱烈最持久的一次掌聲。這是無數航天人蘊藏在心間多少年的一種能量的釋放。

　　會議決定，在“863”航天領域專家委員會和航空航天部過去論證的基礎上，由原國防科工委組織各方面專家，進一步對載人飛船工程研制問題進行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

　　航空航天部部長林宗棠早早來到了辦公室。這一天，他的心情有些特別。今天，黨組將召開動員會，由他宣布我國開展載人飛船工程研制的綱領性文件——《關于落實中央決策進一步搞好載人飛船工程論證工作的決定》。

　　“今年是1992年，這一年，在已經記滿了5000年方塊字的史冊上，將另起一行，莊嚴書寫：仙女散花，不再是年畫上的；飛天弄琴，不再是石窟里的；嫦娥奔月，也不再是神話中的！中國，不會永遠被地球引力捆綁住。因為我們中國人，已經準備造船了。”林宗棠講到這里時，臺下掌聲一片。

　　幾天后，根據中央專委會的會議精神，航空航天部正式成立了載人航天工程論證評審組。組長是任新民，副組長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員有：王希季、莊逢甘、閔桂榮、張履謙、楊嘉墀、童鎧、謝光選等院士。

　　“澳星”風波

　　1992年3月22日下午4時40分。西昌發射中心的澳星發射已經進入了-2小時準備。

　　下午5時，電視上出現了中央電視臺播音員的播報：全國觀眾們，今晚6時30分，中央電視臺將直播我國發射“澳星”的實況，請廣大觀眾注意收看。

　　林宗棠與幾位航天老總們來到西昌指控中心，臨坐下時，他笑著說了一句：“幾位心臟不好的，速效救心丸帶了嗎？”

　　“已經擱兜里了。”老專家們應道。

　　林宗棠對他的常務副部長劉紀原笑了笑說：“今天這個‘長二捆’成功與否，對于我們正在論證的飛船至關重要呀。”

　　時刻表跳變著，大廳里一片寂靜。“點火！”

　　火箭底部噴出一團橘黃色的火焰，滾雷般的轟鳴在山谷里回響。

　　大屏幕上，火箭底部的火焰，突然減弱，火箭只是微微晃了晃，便不動了！

　　一張張興奮的面孔馬上凝固住了，電視機前觀眾吃飯的筷子僵在了半空中。

　　突然不知誰在喊：“緊急關機！”“緊急關機！”“緊急關機！”一串恐怖的聲音，連連劃過。

　　指揮長沖著面前的麥克風：“斷掉箭上電源！”

　　零號指揮員按指揮長的意見指揮道：“斷掉箭上電源，短路火工品插頭，取出爆炸器與引爆器……”

　　那一刻，坐在西昌指揮大廳里的林宗棠感到了揪心般的疼痛。

　　飛船工程會不會因此再次下馬，會不會因此而成為“曙光二號”？

　　4月14日，故障原因終于查清，罪魁禍首是半個綠豆大小的鋁質多余物。

　　屋漏偏逢連夜雨。反對載人航天工程實施的呼聲再次出現。

　　林宗棠一笑置之：“國家科委已經在《中國新聞》公布了國家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要。綱要首次公開，中國要研究開發載人航天技術，保持在這個領域的國際地位。這表明中央沒有因為這次發射失敗，失去對我們的信任。我們還有什么好顧慮的？現在只有加快載人航天工程的論證，6月份拿出完整的文本，報中央審批。”

　　8月14日，“長二捆”火箭再發“澳星”，圓滿成功！

　　動用國庫的金子也要干

　　1992年8月25日，中央專委向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呈上了《關于開展我國載人飛船工程研制的請示》，在《請示》中，建議我國載人航天工程計劃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2002年前，發射兩艘無人飛船和一艘載人飛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試驗性載人飛船工程，開展空間應用實驗。

　　第二步，在第一艘載人飛船發射成功后，大約在2007年左右，突破載人飛船和空間飛行器的交會對接技術，并利用載人飛船技術改裝、發射一個8噸級的空間實驗室，解決有一定規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間站應用問題。

　　第三步，建造20噸級的空間站，解決有較大規模的、長期有人照料的空間站應用問題。

　　第一艘試驗無人飛船要爭取1998年、確保1999年首飛，即“爭八保九”。

　　1992年9月21日，一個應該載入史冊的日子。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聽取原國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的匯報，中顧委老領導楊尚昆、萬里、薄一波也參加了會議。

　　聽完匯報后第一個發言的是李瑞環。他說，如果錢不夠，奧運會不申辦了也要辦這個事。

　　楊尚昆強調了以大工程培養新人的意見。他說，老一輩搞了“兩彈一星”，如果沒有新的任務，我們的隊伍無法完成新老交替，就會斷檔。

　　劉華清再次重申自己的觀點，錢不夠，動用國庫里的金子也要干。

　　常委們從國家利益和凝聚民心的高度，肯定了載人航天工程。會議最后決定，要像當年抓“兩彈一星”一樣抓載人航天工程，有事可以直接向中央報告。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屆常委會第195次會議討論同意了中央專委《關于開展我國載人飛船工程研制的請示》，正式批準實施我國載人航天工程。

　　根據中央領導指示，載人飛船工程是一項大型的保密工程，應貫徹“要靜靜地、堅持不懈地、鍥而不舍地去搞”，“多干、少說”，“只干、不說”的原則，不報道、不宣傳。因此，自1992年末，工程就在全國各有關單位中悄無聲息地全面開展起來。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左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