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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戰中宋美齡不顧危險，到戰火紛飛的陣地慰問將士，她的英勇讓人們看到的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嬌小姐，而是敢做敢為的女性，不能不嘆服十年美國教育沒有白費。

　　不過，宋美齡無法超越蔣介石和國民黨威權統治體制，而且是這個體制的一根支柱。忘記這一根本點，就無法比較準確勾勒她的形象

　　宋美齡2003年10月24日在紐約逝世。對一個106歲虔誠的中國基督徒仙逝，首先應該祝福她魂歸天主，寧靜安息！她跨越三個世紀，參與了20世紀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其中的是非得失，人們已說得不少；現僅從19、20世紀中國歷史研究者的視角，羅嗦幾句。

　　這個“第一夫人”的特殊性

　　宋美齡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傳教士家庭。這個家庭引人注目，是從與孫中山的特殊關系開始的。其父宋耀如是孫中山的朋友；長女宋藹齡是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期間的秘書，她要結婚了，薦二妹慶齡而代，促成了一樁歷時十年的革命婚姻。故事就從這里開始了。

　　要是宋美齡不是這個革命新貴家族中的一員，不管她長得如何漂亮乖巧，蔣總司令如何喜新厭舊，也不一定會拋棄美麗不亞于宋美齡、而賢惠體貼則無法比擬的“國民革命”年代的蔣夫人陳潔如女士的。人人都說1927年蔣宋聯姻是政治婚姻，但其解釋卻不盡恰當。

　　一個說法是與宋家攀親可以與美國拉上關系，這不符合事實。任何國家的外交都是以利益為導向的。沒有宋家，蔣氏政府就不能與美國建立密切關系，這樣的論斷不合邏輯，更與歷史事實背離。不應忘記，抗日戰爭前十年，國民政府先是拼命拉攏日本，30年代起則以德國為楷模和靠山。蔣介石不可能在1927年就謀劃以宋美齡為媒介，與美國佬拉關系。

　　另一說法是這是與江浙財團結親。且不說當時的宋家說不上對江浙財團有什么重大影響，而且1927年4月清黨以前，通過張靜江等人的關系，蔣介石老早就跟這個財團搭上關系，沒有江浙財團和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知識階層的支持，這次清黨和后續的發展不可能那么順利。比較準確的解釋是當時的孫中山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早已以“先總理”繼承者自居，已經掌握了精銳的“黨軍”但暫時受到排擠，冀圖全面、牢固控制黨政軍大權的蔣介石，如果能與孫夫人如此美麗、活潑、飽受美國教育的妹妹結合，不是如虎添翼嗎？

　　審視蔣宋關系和宋美齡在20世紀中國的活動離不開一個前提：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和臺灣整整統治了半個世紀，是在他權力所及范圍內說一不二的專制統治者。宋美齡不過是這個“最高領袖”的支持者和助手。

　　這個前提決定了這個“第一夫人”的特殊性。

　　在1948年蔣介石當上總統以前，其實蔣介石大部分時間不是法定的國家元首。從1925～1948年，國民黨政權的正式名稱是國民政府，1931年12月規定國家元首是國民政府主席，從1931年12月至43年8月，擔任這個職務的是林森而不是蔣介石。但是人人都知道大權在蔣介石手上，宋美齡是實際的“第一夫人”。在民主國家中，第一夫人的職責大都是社交性和福利性的，只有極少的例外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活動。而宋美齡憑借丈夫的權力，長期活躍在中國政壇上。

　　在國內政治舞臺上的建樹

　　評價她的這些活動，同評價一切政治人物一樣，只能有一個標準：是否有利于中國推進民主、自由、法治、現代化，維護國家獨立。

　　西安事變的應對是宋美齡至今仍被人們交口稱贊的一件大事。當時中國面臨的歷史任務之一，是抗擊日本侵略，維護國家獨立和領土主權完整。張學良冒著生命危險，逼蔣抗日，義薄云天。這是迫不得已對付獨裁者的辦法。當時國民黨內以何應欽為代表的一派，主張軍事解決。共產黨內也有一些重要人物贊成把蔣介石殺掉。這些極端主張要是付諸實施，只能把中國推向更加激烈的內戰，而讓日本侵略者得利。在南京的宋美齡和國民黨其他一些領袖制止了何應欽的陰謀。

　　問題是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幾年——1934年1月從歐洲回來后，就已經直率地向蔣氏夫婦提出了停止內戰，進行改革，準備抗日戰爭的建議。他們的外國顧問端納也已忠告他們：“中國要想得救，你必須知道真相。這真相就是當官的已經腐敗透頂——詐取、腐化、黷武、橫征暴斂……”蔣氏夫婦不但西安事變前沒有把這些忠言聽進去，就是西安事變后也沒有真正把改革擺到議事日程上，喪失了一個改革的可貴時機，摧毀了一支有用的抗日軍隊(東北軍)和一個有志于改革的青年將領。至于蔣介石對張學良的長期監禁，更是明目張膽的違法行為，因為國民政府已經明令赦免張學良。宋美齡知道自己的丈夫對張學良背信棄義、踐踏法治，她只能在生活上給予照顧，感情上拉攏，顯示了自己無可奈何的屈服。

　　慰勞軍隊，歷來是各國第一夫人和婦女領袖們的工作。宋美齡的可貴之處，是不顧危險，到戰火紛飛的陣地慰問將士。1932年10月12日為到前沿陣地慰問淞滬抗戰的士兵，她在車禍中受傷，斷了幾根肋骨，仍然堅持把慰問品送到前沿陣地并向士兵發表了演說。這樣的英勇行為難能可貴。

　　令我更為動容的是她這種不避險阻、深入實際的作風，給后人留下了令人難以忘懷的記錄。1945年中蘇條約訂立，接著國民政府和新疆鬧獨立的所謂東土耳其斯坦運動達成和平協議，國民黨中央對要不要批準這個和平協議意見嚴重分歧。為解決這個問題，1946年春節期間，宋美齡單槍匹馬微服出塞，飛到在外國支持操縱下民族矛盾極為尖銳的新疆。她避開當地官員，冒著很大風險，在迪化(烏魯木齊)和瑪納斯河畔，直接體察實際情況，聽取各方意見。她聽到了普通人的聲音，看到了民族矛盾如何激烈的實際。最危險的一次是有個晚上在迪化街頭，宋美齡在昔日的秘書陪同下在街邊烤羊肉攤喝酒吃肉，了解民情。在民族對立情緒支配下，四五個維族青年無端要動武打人和調戲宋美齡，陪同者“情急智生，從容站起來，用俄語說：‘你們搞清楚，我是蘇聯公民！’”并說宋美齡也是蘇聯公民，才脫離險境。她所收集的情況，為國民黨批準《新疆和平條款》、做出比較符合實際的和平解決新疆問題的決策提供了依據，從而避免矛盾惡化，有利于保持領土完整。在這次歷經暴風雪和各種險阻有如驚險小說的旅程中，人們看到的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嬌小姐，而是敢做敢為的女性。

　　不過，宋美齡無法超越蔣介石和國民黨威權統治體制，而且是這個體制的一根支柱。忘記這一根本點，就無法比較準確勾勒她的形象。

　　蔣介石視軍隊為命根子；宋美齡也與軍隊關系密切。辦勵志社(軍官俱樂部)、遺族學校，卓有成效。但有一件奇事：抗日戰爭前，宋美齡曾經出任航空委員會的秘書長，為組建中國空軍出力！一個對空軍毫無所知的女人擔任這個職務，當然是由于夫貴妻榮。她也確實很賣力，協助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將軍，購買飛機，培養飛行員，寫文章鼓吹航空的重要性，如此等等，延攬陳納德為顧問，到中國幫助整頓空軍，為后來的飛虎隊奠立了基礎，也是其政績之一。“但是，當端納和蔣夫人向他揭露空軍的勒索丑聞時，蔣介石又拒不清除那些不誠實的人，聲稱那樣會使他失去一支空軍。”于是，宋美齡只好黯然辭職。

　　權力不受民主、法治約束，加上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視親友關系的羈絆，是威權統治下的中國貪污屢禁不絕的根本原因，而且腐敗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危險往往在最高層。“宋美齡愛權”，從抗日戰爭開始，她也成了玩弄權力包庇親友的高手。孔祥熙一家和宋子文等人，是抗戰時期和戰后弄權貪污的眾矢之的。他們，特別是孔祥熙及其子女一再受到宋美齡的包庇。

　　例如，1948年，國民黨山窮水盡，孤注一擲，發行金圓券，進行金融改革。這個舉措，冀圖搜刮民間的黃金、外幣，禁絕走私，控制物價。當時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的根源是內戰和獨裁專制的政治體制，不從本源著手，企圖用暴力手段搜刮民間資金挹注巨大的軍費支出，既是摧毀民生的反動措施，這是注定要失敗的。當時，蔣經國奉命到上海“打虎”——整頓經濟秩序，不準私人私存黃金和限制物價，使之固定在8月19日的水平；禁止走私和投機倒把，也是內容之一。當查封孔家的揚子公司之際，人心為之一振，為這次演出增加一筆壯烈色彩。可是，孔令侃到南京向姨媽——宋美齡求救，這位第一夫人迫使蔣介石出面訓斥小蔣，蔣經國被迫辭職，演出戛然終止！

　　人們現在說，宋美齡除在上海有一處房產外，沒有地產，也不過問金錢；晚年更靠孔家供養。我想，這可能是真的，因為她不用管錢，自然有人供奉。20世紀中國統治者中這不是孤例。孔家錢財有多少是靠“最高領袖”夫婦庇護取得的，恐怕是永遠沒法計算清楚的糊涂賬！至于在政治上，中國最需要推進民主、法治，不少仁人志士，包括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幡然醒悟，或懇切陳詞，或努力抗爭。宋美齡在這一領域卻是乏善可陳，沒有留下任何支持或同情的記錄。后來她在臺灣的影響日益式微，也與她沒有察覺隨著市場經濟的成長，社會迫切需要向自由、民主轉型不無關系。

　　國際風云變幻中的業績

　　在中美關系中，宋美齡扮演過重要角色。所有派到中國的美國軍政要員，幾乎都對這位“夫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人們至今津津樂道的是1943年她在美國的活動。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齡歷時七個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1943年2月17日開始公開活動。18日分別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的演說，贏得了巨大的贊譽。

　　這兩次演說的主要特點是力圖讓美國人認為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是他們為自由而戰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她在參議院的即席演說中說：“基本上我們是為了同樣的原因而打仗。我們兩國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們的總統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猶如自由之鑼在我們的廣大的土地上回蕩。”“我向你們保證，我們的同胞愿意為了實現這些理想渴望和你們合作。”

　　所謂四大自由指的是羅斯福當時極力提倡的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懼的自由。一切專制統治的特征都是摧殘這些自由。說國民黨領導抗日戰爭是為四大自由而戰，當然是當面撒謊；國民黨后來丟掉大陸，說到底與它以自由為敵息息相關。

　　不過，這位“第一夫人”長得漂亮，能說會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她四處演講、活動，對爭取美國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起了良好作用。在一個民主國家，民間的同情與理解絕非小事。從1882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排華法案開始，美國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國國籍等方面歧視和限制中國人。宋美齡訪美期間，正值美國朝野正在推動廢除排華法，她的活動也有助于有關法案在國會順利通過。她和羅斯福的會談，還就戰后中國和亞洲不少問題取得了共識，為后來的開羅會議作了鋪墊。

　　她演講后的第二天，羅斯福也鄭重宣布即將給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不過，這些政治家的語言往往真假參半。其實，美國援助中國的計劃，在上一年大體已經敲定，無論是宋美齡這次訪美，或者同年11月的開羅會議，都沒有促使美國大量增加對中國的援助。

　　環境與性格就是命運

　　宋美齡的成就與不足，首先決定于環境。20世紀頭三十年的革命風云造就了包括宋家在內的一批革命新貴，把宋氏兄弟姐妹推到中國政治舞臺中央。但各人的性格差異，又決定了日后各自書寫的歷史。與蔣介石關系很僵，但與宋美齡接觸頗多的史迪威是這樣描繪她的性格的：“蔣夫人是一位聰明、有頭腦的女人……她直爽、堅強，精力充沛，喜歡權力，重名譽，喜奉承……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她從不向西方觀點讓步，中國人永遠是正確的，外國人永遠是錯誤的。文筆引人入勝，但也失之膚淺，對西方的缺陷極盡諷刺，但從來不提中國任何一個微小的缺點。能夠隨心所欲施展魅力。她知道該怎么做。對蔣介石有很大影響力，主要是好的影響。有幾次幫了大忙。”其他在近處觀察過她的外國人士的評論大同小異。

　　史迪威的描繪從一個側面證實：宋美齡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正面的表現是愛國。而另一面是以民族特點為借口，抗拒普世性的現代文化。為什么一個在美國成長的知識女性沒有留下追求民主、自由的記錄？蔣宋結合，互相影響，蔣的影響是主導一面；蔣氏口口聲聲強調所謂“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特點”掩蔽了她的眼光。蔣介石鼓吹按照中國“作之君，作之師”的傳統，各級軍政大員既是為民作主的君，又是教化民眾的師，宋美齡沒有超越這個“君師合一”的視野。在她眼中，中國人要的是吃飽飯，仿佛還不配享有現代人享有的其他權利。這應該是觀察其成敗得失不能忽視的一個基點。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40期，作者：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