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稿于1989年春動筆，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續寫)

　　文/巴金

　　一

　　一九五八年振鐸在蘇聯遇難，當時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總疑心是在做夢。考慮半天，我才對冰心大姐講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會主席臺上，旁邊還有幾位蘇聯作家，我們不便大聲講話，我只記得冰心說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想法，我也沒有多問。第二天在回國的航機上，我一直想著振鐸，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別的情景還在眼前。我們竟會變得那樣簡單，那樣幼稚，會相信兩三個月后在共產主義社會再見。那個中午，他約我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們頭腦都有些發熱，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他忽然提起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他很少講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他的一舉一動我經常感受到他那種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精神。不為自己，我認識他以前，讀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為人。他星一樣閃爍的目光注視著我，我能感覺到他那顆火熱的心。機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飄過，不過三個月的時間，難道我們就只能在這一片“棉花”中再見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機場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隱若現仿佛等著和我握手，我心里一驚，伸出手去，什么也沒有。真的告別了！

　　進了城見到曹禺，他剛說出“振鐸”二字聲音就變了。我本來想從他那里求得一線希望，結果是我們兩人含著淚奔赴鄭家。在陰暗的屋子里，面對用手絹掩了眼睛、小聲哭泣的鄭大嫂，我的每句話都顯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來，我拉著曹禺的手要奔往“共產主義”，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約我在那里相見。回旅館我一夜沒有閉眼。我發現平日講慣了的豪言壯語全是空話。

　　我參加了振鐸的追悼會。大廳里看見不少嚴肅的面容，聽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詞，我的眼光卻找不到一個朋友，連曹禺也沒有來。我非常寂寞。永別了，我無法找到他約我見面的那個地方！

　　二

　　四十年過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寫過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從莫斯科回來后為報社匆匆寫成的，只簡單地寫出我心目中的鄭振鐸。以后有機會重讀，頭一兩次還覺得可以應付過去，多讀幾遍，忽然感到內疚，好像侮辱了朋友。這種奇特感覺我也不知道是怎樣來的，但有一件事我永遠忘記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談過去的感情，他從不為自己。我看到敵偽時期他住過的小屋，為了“搶救”寶貴的圖書，他寧愿過艱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險。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這樣一個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謝。他為我們民族保存了多少財富！

　　振鐸是因公逝世的。后來聽見一位朋友說，本來要批判他，文章已經印好，又給抽掉了。這句話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五八年我們在北京分別的時候，幾座大的博物館正在那里興建。他談起以后開館的計劃，他是那么興奮。他多年來的心愿就要成為現實，那樣堂皇莊嚴的建筑將體現一個民族的過去和將來。多么光輝的未來。仿佛有一股熱，一道光從他身上傳過來。以后我每次上北京開會，看到聳立在眼前的博物館，我第一個念頭便是振鐸滿臉笑容走出來迎接我。“又來了，”我伸出手去，卻什么也沒有。一切夢都消失了。我還是不能忘記他。

　　我手邊有不少他的著作，書上有他的簽名。我們應當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幾位友人閑談，有一位中年朋友質問我說：“你記得不記得介紹你進文藝界的是鄭振鐸，不是別人！”他說得對，振鐸給上海《時事新報》編輯《文學旬刊》時，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詩《被虐待者底呼聲》和散文《可愛的人》，都給發表了，我還給振鐸寫過兩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樣，我忽然寫不下去，也就擱下筆了。我還記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二三)，深夜伏案寫詩，隔一道門大哥坐在轎內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聲呻吟，我的筆只能跟著他的聲音動，并不聽我指揮，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紙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發作了。幾個晚上都寫不成一首詩，也就無法再給振鐸寄稿。離家鄉初期常常想家，又寫過一些小詩投寄給一些大小刊物，在婦女雜志和成都的《孤吟》發表過。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談道寄宿舍住下來補習功課，整天就在一張小桌和一張小床前后活動，哪里想得到“小詩”，也不用說文學作品，更不曾給振鐸寫過信。不但當時我忘記了它們，就是在今天我也沒有承認它們是文學作品。否則我就會把《滅亡》手稿直接寄給振鐸了。圣陶先生的童話《稻草人》我倒很喜歡，但我當時并沒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開明書店索非那里偶然發現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為“先生”，因為他不僅把我送進了文藝界，而且他經常注意我陸續發表的作品，關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訓，他只引路，樹立榜樣。今天他已不在人間，而我拿筆的機會也已不多，但每一執筆總覺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寫些什么，我不敢不認真思考。

　　三

　　我不曾參加文學研究會，圣陶和振鐸都是我的前輩。有一段時期我經常同振鐸一起搞文學編輯工作。起初我有些偏執，就文論稿，常常固執己見，他比我寬松，厚道，喜歡幫助年輕人，我很少見他動怒，但是對人對事他也認真。我同他合作較多，中間也有吵架的時候。其實不是吵架，是我批評他，我為那幾篇文章今天還感到遺憾。在《文學季刊》停刊的話中有一段批評他的文字，當然沒有寫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訓斥那些翻印古書、推銷古書的人，我根據傳聞，誤認為停刊《文學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這段文字并不曾與讀者見面。不久《文學季刊》停刊號在上海印刷，振鐸發現那段文字就把它刪去了，雜志印出來，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針對他發表了一篇雜感。但他并不作聲，好像不曾讀過。我和振鐸之間往來少了些，可是友誼并未受到損傷，他仍然關心我，鼓勵我。

　　日子久了，了解較深，他搜集古籍，“搶救”古書，完全出于愛國心，甚至是強烈的愛國心。他后來的確在這方面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我看夠了日本侵略軍的陰謀活動，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種生活。敵人的槍刺越來越近了，我認為不能抱著古書保護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寶，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惜讓它與敵人同歸于盡。當時是我想得太簡單了，缺乏冷靜的思考。我只講了一些空話。他從未提及它們，他也不曾批評我。后來我感覺到沒有爭論的必要，過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時我們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時候，我還記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的遺體在萬國殯儀館大廳大殮時，振鐸站在我身邊用顫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渾身發抖。不能讓先生離開我們！——我們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還有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四

　　不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說我開始了解自己。

　　我常常回想過去，我覺得我了解別人還是從了解自己開始的。有一種力量逼著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樣做的，我是怎樣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漸漸注意到我對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變，我看一個作家更重視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確做人比為文更重要。我不知說過多少次在紙上寫字是在浪費生命，我不能盡說空話，我要爭取做到言行一致。寫了若干年的文章，論別人，也講自己，好像有了一點心得，最要緊的就是：寫文章為了改變生活；說得到也要做得到。話是為了做才說的。了解這些，花了我不少時間，但究竟了解多少還難說。

　　我批評他“搶救”古書，批評他保存國寶，我當時并不理解他，直到后來我看見他保存下來的一本本珍貴圖書，我聽見關于他過著類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種種辦法保存善本圖書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認我不會做他那種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費苦心收集起來、翻印出來的一套一套的線裝書送給歐洲國家文化機構時，我又帶著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鐸。

　　五

　　回顧自己的言行，認真分析每一句話，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些好處，這也就是一點進步吧。不用別人提說，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誤，動腦筋想辦法改正錯誤。不過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這是內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負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過。這種痛苦超過良心的責備。但十七年中間發生了變化，自己不知從什么地方找到一種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狀，反而以丑為美。再發展下去，便是殘害人類的十年，將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觸了種種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振鐸有幸，未受到這種恥辱。近年來我和朋友們經常談起這位亡友，都說他即使活到“文革”，也過不了那一關。我反復思索，為什么我過得了關而他過不了？我終于想出來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燒掉從各方來的明槍暗箭。站在批判臺上，“造反派”逼我承認自己從未說過的假話。那種吃人模樣的威逼嚴訓像用油鍋熬煎我的腦子，我忍受了這個活下來，我低頭彎腰承認了他們編造的那一切胡話，這樣我才可以順利過關。否則我的骨灰也不知丟在哪里去了。

　　根據這幾十年的經驗，我能忍才能過那一個一個的難關。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恥大辱。我一直認為，活著是重要的，活著才能保護自己，伸張正義。而不少在“運動”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謂“自絕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說話的機會，也不能替自己辯護了。關于他可以由人隨意編造故事，創寫回憶，一時出現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為活下去，才積累了經驗，才有機會寫出它們；但我明白了一點：倘使人人都保持獨立思考，不唯唯諾諾，說真話，信真理，那一切丑惡、虛假的東西一定會減少很多。活命哲學和姑息養奸不能說沒有聯系。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

　　以上的話在這里也顯得多余，因為振鐸沒有能夠等到“文革”。我參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許多人，拿自己同他們比較，比來比去，多少有點鼓舞的作用。努力學習別人的長處，我絕不忘記。

　　六

　　今天又想起了振鐸，是在病房里，我已經住了四年多醫院了。病上加病，對什么事都毫無興趣，只想閉上眼睛，進入長夢。到這時候才知道自己是個無能的弱者，幾十年的光陰沒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結賬的時候，要撒手也辦不到。悔恨就像一鍋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給放在鍋里煎熬。我對自己說：“這該是我的最后的機會了。”我感覺到記憶擺脫了我的控制，像騎著駿馬向前奔逃，不久就將留給我一片模糊。

　　……

　　(未完稿)注：此稿于1989年春動筆，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續寫。

　　鄭振鐸介紹：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

　　字西諦，筆名賓芬、郭源新。福建長樂人。1917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曾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與沈雁冰一起組織文學研究會。主編《小說月報》、《世界文庫》等。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所長。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長。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于前蘇聯楚瓦什共和國卡納什地區上空遇難殉職。

　　主要著作有：《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俄國文學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等。

　　(來源：上海《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