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學掃除心靈垃圾

　　“人為什么需要文學?需要它來掃除我們心靈中的垃圾，需要它給我們帶來希望，帶來勇氣，帶來力量。”這是巴金對文學的見解。巴金多次說明他不是為當作家而提筆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須發泄，有愛憎必須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奮斗”。他說：“我寫作不是因為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們祖國和同胞我有無限的愛，我用作品來表達我的感情。”《家》、《春》、《秋》、《霧》、《雨》、《電》、《憩園》、《寒夜》無不體現著這樣的文學理念。

　　用翻譯擁抱整個世界

　　巴金作為一個翻譯家的身份經常被人們忽視。他懂得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德文等多種語言，還有世界語。從1922年根據英譯本翻譯俄國人迦爾洵的小說《信號》開始，翻譯一直伴隨著他的創作。他的譯文全集足足有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其中尤以俄國作品居多。

　　翻譯家高莽先生說：“巴金先生絕對是大翻譯家。他曾說翻譯一是為了生活，二是為了學習，他總說自己是‘試譯’。他翻譯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是思想形成的過程，他翻的作品和他的思想都是吻合的。巴金先生的語言很美，他對翻譯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要準確，也要用文學來表達情感，表現原著的韻味，不能完全死摳字句。”

　　學者李輝認為，“巴金的翻譯是世界性的，在翻譯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等人著作的同時，他也翻譯了歷來被認為是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的童話，還有高爾基的早期作品、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處女地》以及散文詩、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等等，這凸現出巴金濃厚的文化興趣與獨特的藝術鑒賞力，表現出他在文化創造上的豐富性。”

　　用出版舉薦文壇新人

　　學者陳丹晨先生認為，巴金一生的編輯出版活動，從1934年創辦《文學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創刊的《收獲》，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文化圈。

　　巴金以決不惟利是圖的嚴肅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斷力和認真的編輯態度、以真誠、熱情的友誼，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圍。當年，曹禺、蕭乾、魯彥、劉白羽、何其芳、卞之琳、嚴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處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巴金發表和出版。

　　八十年代，從維熙、諶容、張潔、沙葉新、張一弓、張辛欣等不少在新時期走上文壇的年輕作家，同樣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勵和保護。特別每當有年輕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評時，巴金總是公開站出來發表文章，聲援他們，為他們辯護。在八十年代文壇，對于那些受惠于巴金的作家們來說，作為編輯家、出版家的巴金，無疑也是一棵為他們擋住風沙的大樹。“他對文學的兼容并蓄，對年輕人的愛護和扶持，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用行動推進文化事業

　　巴金晚年向國家圖書館等處捐獻大量藏書；他還不遺余力地建議并促成現代文學館的建成，并為此捐出了自己的15萬元稿費、手稿和藏書，已建成的現代文學館大門的把手上永久地留下了他的手印。他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是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提醒人們銘記歷史的慘痛教訓。這一切，無不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文化情懷和歷史責任感。

　　用真話敲打麻木不仁

　　巴金晚年最為重要的作品《隨想錄》，在1978年12月開始動筆，歷時八年完成了150篇。合訂結集的《隨想錄》出版后，在思想界和讀書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被譽為是一部“講真話的書”，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譽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

　　陳丹晨說：“巴金一生追求個人道德、人格的完善，做人要正義、互助、自我犧牲。因此，他的文學作品中有這些烙印。”以李輝的理解，是因為有了《隨想錄》，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個豐富而獨特的人格才最后以這種方式得以定型，并且與他早年希望成為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實現的努力，有意無意之間形成一個完美的連接。“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他的偉大就在于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