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5日電　1904年的今天，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個封建官宦家庭。而百年后的今天，老人躺在上海華東醫院的病房里，靜靜地迎來他的百歲華誕。他現在不能說，不能寫，賴鼻飼維持生命。他多次對身邊人表示“我是在為你們活著”。但他活著，多少人就會感到溫暖，感到踏實，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巴金不僅僅是我們與上個世紀的革命、文學和愛情聯系的紐帶，他對于我們身處的新世紀也許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剛剛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傳》的學者陳丹晨是當年上海的老地下黨員，他說，巴金對中國青年的意義，人們現在還沒有正確估評。實際是他影響了整整三四代中國青年，使他們懂得了愛和自由，進而反叛封建社會和家庭。中國共產黨是在這個基礎上引領他們走向革命的。從這一點上來說，巴老是中國革命青年的啟蒙老師。

　　陳說，“我對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說過的話印象特別深：那時候為什么許多青年男女抱著巴老的作品，與書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為他傾訴的苦悶正是年輕人的苦悶，他真誠而急于傾訴的風格正符合年輕人的態度。他們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們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愛人和自由，從此走上了與舊社會決裂的反抗道路。”

　　他回憶說，著名評論家陳荒煤曾說過，他在魯藝當教員時發現，許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馬列主義書籍，而是讀了巴金的作品。他們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時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復旦大學教授、巴金研究專家陳思和幾年前曾說，巴老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他說，這個社會正在逐漸走向開放，人人都有權利追求事業成功、財富增長、名利雙收……但惟獨巴金，還在一字一句地寫他的懺悔錄。他沉浸在噩夢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為箭垛，一鞭一條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責自己，提醒人們不要忘記20年前的民族劫難。這種對世人的愛心與對自己的苛刻情緒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謂“后現代型”的社會里，卻變得那么不合時宜。人們在儀式上保持了對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卻被視為一種杞人之憂。

　　著名文學評論家、巴金研究者陳丹晨也對記者說：現在的年輕人不太愛看巴老的作品了，但這個復雜而信仰缺失的社會多需要巴金式的愛和人性。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朱金順則說，“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的大師級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碩果僅存。他是我們跟上個世紀的革命、文學、愛情聯系的一個紐帶。”

　　作家李輝在巴金百年誕辰前寫道：“他在晚年一再強調的‘說真話’，對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準則。當我們稍稍回顧一下反胡風、反右、‘文革’時的歷史，就不難看出，道德往往是決定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種表現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體驗，以他的整個人格，向人們昭示著：注重道德的冶煉，真誠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責，與創作出優秀作品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此，他認為，作家以及每一個人，首先得做一個真誠的人。”

　　巴金的“講真話”表現了一種深刻的自責精神。他對陳丹晨說：不懺悔，這是我們民族的弱點。這一點我們確實應該像德國人學習。他們不認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而是全德國民族的恥辱，而我們卻把一場民族的悲劇推到幾個人(林彪、四人幫)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現在他強調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內心有一個決定，像托爾斯泰晚年那樣用實際行動進行懺悔。他反反復復苛刻地解剖、鞭撻自己“為了保全自我而被動去寫檢討，去講假話，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為。他是中國第一位表現出懺悔精神的偉大人物。

　　他現在不能說，不能寫，賴鼻飼維持生命。他特別痛苦，思維清晰而不能與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邊人表示“我是在為你們活著”。但他活著，多少人就會感到溫暖。

　　正像20世紀90年代編輯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譯文全集》的著名編輯家王仰晨說的，“即使他已喪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們在同一個星球上呼吸，我們就會感到踏實，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摘編自《中國青年報》、原文作者：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