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它以兩洋相夾的北美大陸為依托，由歐裔白種人主導的合眾國居民沒有血緣、歷史或文化的紐帶，靠的是“個人自由”、“改變命運”的信念，以選舉投票的“民主”方式產生首領和立法代表，確保這里的精英階級過上上好生活。

　　他們以較少的人口占據著北美廣闊的土地，建立強大的國防，實行嚴格的移民法，通過思想灌輸、經營創新和武力征服將勢力擴展到全世界，各種有用資源、物資和人力不斷地從世界各地輸往美國。

　　他們對外頻繁用兵，占據最重要的能源和地緣要道，掃平敢于挑戰的政權和障礙，推行改造世界的計劃，激起反美主義和恐怖主義不斷升級。

　　中東難以從大亂走向大治

　　2003年，世界局勢因美國用兵而陷入戰爭、危機和亂局。在伊拉克，美國陷入了一場沒有結束的戰爭，而在朝鮮半島卻擱置了一場欲打不能的戰爭。與1990年代巴爾干、非洲、拉美不斷出現內戰和“種族清洗”不同，現在全世界其他國家都處于守勢，只有美國在決定哪個地方會出現沖突或者戰爭。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引發恐怖主義升級，世界進入持續戰爭和恐怖狀態，中東已成為一個大戰區，形勢更加恐怖不安。美國對伊拉克動武實際上是“拆遷釘子戶”的嘗試。今后幾年，一些長期與美國作對的“釘子戶”可能面臨被強行打掉、自然清退或改弦更張的結局。美國將面臨沒有以國家形態存在的威脅了，只有以恐怖主義勢力的形態存在的威脅。特別是在中東，各國政府看似都在與美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但這些政府與美國一起成為恐怖主義襲擊的目標。

　　由于美國要在全世界尋找并打擊恐怖主義及其庇護國，所有國家都有可能成為美國打擊的目標或采取軍事行動的地點，就連歐洲特別是一向平靜的北歐國家也不能幸免，因為北歐國家的丹麥和瑞典因移民法較寬松并吸納了大批中東移民而被視為恐怖主義組織的避風港。

　　美國在地緣戰略中占據優勢

　　美國為對伊作戰而進行的各項軍事調動和部署非常快速、高效、到位，這主要得益于美國控制著眾多具有極其重要戰略價值的島嶼和海外基地，進可出擊，敗可退守。在把薩達姆趕下臺之后，美國的駐軍計劃符合美國延續了一個世紀的模式，即取得軍事勝利之后在當地建立軍事基地。美國現在成為唯一在全世界擁有眾多軍事基地的國家。在核壟斷地位消失后，沒有什么比海外軍事基地網更能體現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了。

　　按照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新軍事革命思想，大型的、固定的軍事基地日益失去了昔日的作用，因為未來的戰爭不一定需要陣地接觸。美國一些專家學者也在兜售“前沿防御過時論”，以說服其他大國放棄在周邊地區保持緩沖地帶或進行前沿軍事部署的念頭。盡管新軍事技術革命可以讓美軍從遙遠的地方向敵國發動“遙控戰爭”，但這并不等于說美國就可以放棄通過基地接觸敵方的戰略了。美國將在海外建立更加機動靈活、規模不等的前沿軍事存在，由駐軍防守到隨時出擊。

　　小戰爭打出大帝國

　　歷史上的帝國之所以失敗往往是因為它每發動一次戰爭似乎都是向實現更大的戰略目標前進了一步。但美國成為主導世界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唯一超級大國，關鍵在于它把戰爭和軍事力量作為國民經濟的一部分，作為謀取具體利益的工具和手段，打“小戰爭”，避免因過于宏大的戰略目標和軍事擴張引發大國對抗。對美國打伊的最壞指責只是說美國為了掠奪伊拉克的石油。如果很少有人認為美國是要統治世界，那么大國就會對美國有限的、局部性的軍事目標一忍再忍。研究美國戰略的中國學者年復一年地研究著美國戰略及其調整，但一問美國的戰略專家，他們都說美國沒有戰略，捉拿本·拉登、清剿基地組織、遏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擴散，正是這些看似具體而且很容易為別國理解的有限目標讓美國的軍事基地和軍事存在擴展到世界各個角落。

　　帝國的崛起和延續不一定是靠大戰取得的，大帝國打小戰爭正是美國的經驗。邁克斯·布特在《和平時期的野蠻戰爭：小型戰爭和美國的崛起》一書中指出，美國的崛起不僅得益于兩次世界大戰等“大戰”，更得益于一次又一次的小型戰爭。這些小型戰爭一般都未經正式宣戰，通常在一些非典型戰場上進行，沒有宏大的戰略目標或長遠考慮，但它礪煉了美國軍隊，懲罰了桀驁不馴的敵手，使別國政局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將某些重要地點據為軍事基地，以此步步為營，不斷向世界擴展勢力。

　　盟國戰略

　　美國的對外政策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盟國。就像二戰后對待德國和日本一樣，美國從不背負歷史包袱和前嫌，沒有永久與別國為敵或為友的觀念，戰爭時盟友變成敵人，戰爭后敵人變成盟友。美國的戰略專家們隨時洞察國際力量的分化、組合和變化，拉攏可以利用的力量。它不拘泥于二戰后北約同盟國之間長期的戰略約束，在對伊戰中更多地依靠新發展的中小盟國的力量，抵消法、德等歐洲“大老”的消極不合作的態度。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稱雄于歐洲的幾個主要大國如法國和德國欲擺脫美國對歐洲的領導權，如今急欲看到美國在伊拉克失敗的不是像俄羅斯等這樣的“潛在競爭對手”，而是當了美國50年來的幾個主要歐洲盟友。至少在中東這片是非之地上，西方列強又恢復了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他們之間的傳統的爭奪和擠壓。美國實際在它的傳統盟國中間孤立了。雖然美國公開強調“大國合作”，但大國對美國的不信任感加劇。布什與普京之間的浪漫期已經過去，公開相互利用、相互合作、相互爭奪的態勢已經明顯。

　　“硬實力”與“軟實力”

　　2003年是美國“硬實力”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一年，而美國的“軟實力”卻遭到嚴重打擊。美國花一個多月的時間用武力打爛了一個尚在行使有效行政的主權國家，卻也打碎了世界人民對美國“民主”的幻想。當布什在航空母艦上宣告“完成任務”的時候，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感受到美國“先發制人”戰略的威力和威脅。就連美國最鐵桿的歐洲盟國的人民也普遍把美國視為對和平的最大威脅，這是二戰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美國的全球戰略格局也許會因為控制伊拉克而大大改善，但已不再是1990年代“民主人權”形象大使了，美國民主或民意正在成為美國狹隘的國家利益的代名詞。美國士兵的傷亡在伊拉克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歡呼雀躍”，更多地被視為實現他們個人“美好生活”的投機活動并充當了政治炮灰，“美國夢”正在變成夢魘。這顯示出美國人在國際社會造成的負面和不義形象，值得反思。

　　對美國士兵在伊拉克的傷亡，美國人表現出極大的忍耐和承受能力。美國人對死亡的巨大承受力來源于他們結成了利益和生活方式的共同體，也來源于在美國社會制度中謀求生存的無奈。要想繼續過著美國的生活方式，他們就必然對世界進行擴張和征戰。雖然在美國在伊拉克戰后時時受挫，美軍仍遇到襲擊和傷亡，但美國不會因美軍傷亡而后撤，反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反美抗爭和動蕩正好為美軍提供了長期駐軍的借口。

　　布什政府的內外政策被裝在“新保守主義”的籮筐里。美國人想讓21世紀繼續是美國的世紀，保持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新保守主義”開出的是最原始的處方，那就是強大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敢用武力。將冷戰的勝利、蘇東劇變、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功勞都記到里根共和黨政府的功勞薄上，祭起本來無甚建樹的“里根主義”，幻想以一把裁判善惡的尺子，通過強硬政策和超強實力就能擺平世界，這反映出“新保守主義”和美國戰略思想家們的理論貧困。“新保守主義”沒有認識到現在時代不同了，不是武力就能打出傀儡政權，也不是美國一提民主、人權就能一呼百應。當布什在11月7日提出“中東民主路線圖”時，中東人笑了，恐怖的爆炸聲響了。

　　美國經濟基礎畸形發展

　　美國后工業化的后遺癥逐漸顯露出來，工廠越來越少，能源、原材料、消費品日益依靠國外生產基地和市場，農用地被草地所代替，也在成為農產品進口國。由于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用大量原材料和初級加工產品輸往美國，以大宗的貨物換取美元，累積以美元為表現形式的外匯存底，購買美國的國債，以及其他隱形資金流入，美國仍能保持財政赤字加大但也無虞的狀態。美國的基礎設施老化嚴重。在波士頓等新英格蘭地區，大街上仍樹著幾十年前的原木電線桿，電網極為脆弱，大停電在所難免。

　　美國現在最大的經濟支柱已不再是金融、技術和貿易，而是軍事服務。其國防工業及由此帶動的高科技及其他相關或配套產業。如果說美國是軍事帝國，實際上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其軍事擴張政策，不斷地發動戰爭；二是軍火生產和武器出口超級大國；三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服務提供商。美國的國家角色已演變為“世界軍事服務中心”，美國防部門和私人軍事公司都在向海外沖突地區提供軍事服務和裝備。生活在美國的人正在享受著美國士兵用鮮血和犧牲換來的果實，還有軍火商通過出售武器換來的財政收入并創造就業機會。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全球反美主義高漲，另一方面移民、偷渡潮仍然擠迫著美國的邊境。美國的生活方式正是建立在輸入別國資源、引發其他國家動亂和貧困的基礎上，從而形成環境和生活水平的巨大落差。

　　美國國家安全機構調整

　　2003年，布什政府對美國國家安全領導班子和行政機構進行大規模改組，更加強調聯邦政府各部門的橫向協調和聯系。特別是經過三年時間的籌備，國土安全部正式掛牌運作，打破了幾十年來的機構設置結構。為了組成這個大部，商務部讓出了海關總署，司法部讓出了移民局和邊防局，農業部讓出了動植物檢疫局，運輸部讓出了運輸安全局和海岸警衛隊，國土安全部合并這些部門之后對其進行重組，把移民審批與移民執法分開，另外還兼并了原“機關事務管理局”，把它變成“聯邦保衛局”，負責保護聯邦政府建筑等基礎設施。

　　布什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人都是敢于打破常規、打破現狀，甚至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人，在輿論認為不可的情況下執意推行他們的既定計劃，發動對伊戰爭，拋開戰后50年的歐洲盟友，推動美國國防改革和海外基地調整。他們強行推行行動計劃的結果是造成其意志不可違抗的假象，華盛頓的立法機關和民主黨都邊緣化了。拉姆斯菲爾德信奉“凡是長期存在的都不是合理的。”他倡導新軍事革命，卻不用電腦，喜歡手寫紙條，發布命令，重要的紙條由他簽署成備忘錄，提出各種合并、拆散、整改、打亂的計劃。但美國在重要基礎設施的拆遷、各項改革措施出臺之前都要經過廣泛的論證和嚴格的程序，由行政主管部門提出意向，經國會聽證、委托智庫調查研究、向有關部門和實際執行單位聽取意見，并收集國內外的輿論反應，使決策行為不因為個別領導一時高興就能拍板定案。討論多年的海內外軍事基地調整終于開始實施，以適應新形勢下軍事革命的新現實，美國軍人將不再享受多年來在基地安家落戶的“過小日子”的生活方式，而是要被派到更艱苦的地方，更頻繁地派往外國，隨時準備戰斗。

　　一年來布什、賴斯、拉姆斯菲爾德等美國決策人物忙忙碌碌，臉上都是疲憊和緊張的神情，他們出訪國外的時間和次數很少，或者一次次地被推遲。他們應付主管的工作，應對在伊拉克亂局，思考著任期屆滿后的打算。2004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官員們任職期屆滿后大多要離開現在的職位和部門，去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很多人進入咨詢公司、非營利機構，智庫、大學等，而這些都是個人行為，沒有什么組織安排。就連賴斯、拉姆斯菲爾德、鮑威爾等人也不得不思考個人去向，早做打算。但布什決不容許為了安排個人的前途而耽誤了公務，稍有松懈就會靠邊站。比如他對國防部伊戰后重建工作不滿就成立了由賴斯領導的“伊拉克穩定委員會”；因美國領導的伊拉克管理委員會的個別成員處理私事而不在重大問題上做出決定，布什對其也失去了耐心。(來源：學習時報作者：魏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