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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流傳一種說法：在四大國有銀行眼中，“縱有千事萬事，上市為第一大事”。這樣的想法沒錯。只是在標準普爾對中國國內各銀行評級結果的映襯下，這“第一大事”顯得有些突兀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易走報道
標準普爾日前分別公布了對中國12家銀行的評級。11月26日，其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金融服務業展望2004》專輯發布暨研討會上公布的8家中國內地銀行評級更是全數低于投資等級。這無疑為中國各銀行的前景再次敲響了警鐘。
標普“pi”數據起紛爭
標準普爾對中國股份制銀行的評級都比較低，許多銀行人士認為這是由于標準普爾使用“pi”(public information)，非全面的“公開信息”。假如根據實際情況評級，它們的評級應該高一些。
中國工商銀行的一位業內人士對這種觀點并不贊同：“這表明標準普爾評級時只是根據該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上發布的公開信息，沒有派員專門拜訪和進行實地調查--但那樣做也不意味著對該機構的評級有可能上升。”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的譚雅玲對此則持保留意見。她稱，雖然不了解具體技術細節，“但從公正、公開角度看，應是較為規范合理的結果。國際認可程度不是一國可以界定的，而是國際多數集中的規則與模式；也應該承認，我國銀行業存在體制約束、政策影響，其中包括信息透明度尚有不足，甚至不夠嚴謹，也包括自身人員素質和企業凝聚力問題。在走向國際市場過程中，高起步、嚴要求，對發展和改革是有益的”。
低評級引發冷思考
標準普爾對中國國內銀行的較低評級大多被看作對中國銀行業的警告，國內各銀行的低調反應并不是漠然的表現。
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張金杰。他首先也對標準普爾的評級結果表示認同：“中國銀行業整體經營狀況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標準普爾的評級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這些中國銀行資信程度。”他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例，指出即使沒有標準普爾的評級，中國嚴重的銀行問題也不容忽視。
“如果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賬面利潤進行公正的真實評估，按照國際銀行機構通行的貸款損失準備金計提標準來算，那國有商業銀行的賬面利潤將由正轉負。”另外，由于產權制度不清晰，也由于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制約了這些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各級政府與銀行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銀行高層管理者在銀行家與國家干部雙重角色之間的隨時轉換，無疑成為產生不良貸款、官員腐敗、企業冗員、信息晦暗等銀行痼疾重要原因。因此，僅基于這幾點，便足以反映標準普爾對這些商業銀行的評估是可資憑據。”
譚雅玲作為業內人士也表示了憂慮：“評級之事對我國銀行業發展是一個警示，銀行規范發展既有銀行自身的因素，更有整體國家環境的影響。”在談到解決銀行各種問題時，她特別強調了銀行改革所需的“社會氛圍的匹配”。
“標普評級或許有不準確之處，但對于發展積累中的銀行發展與改革是有益的，況且我們的銀行沒有開放，完善健全銀行機制的壓力會使改革方向更清晰。評級問題反應了銀行效率與管理，同時也是經濟與社會的啟示，金融改革是綜合配套工程，不是一個角度或一個層面的獨立問題，因此銀行改革更顯緊迫。”
標普為何愛打低分
從2000年起，四大國有銀行希望上市已經鼓噪幾年了。11月下旬，國內媒體紛紛報道，稱央行正研究注資計劃，可能通過發行債券、向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出售1.4萬億人民幣不良資產等來增加資本，四大國有銀行上市工作全面啟動。那么，這樣的評級結果對正籌備上市的各銀行有什么影響呢？
中國工商銀行總行的業內人士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認為，標準普爾評級有局限性，對國有銀行上市未必有什么影響。“標準普爾的評級是對金融機構發行的外幣債券的評級，而非對其進行股本融資的評級，因此對銀行的海外上市沒有直接影響。而且同其他國際評級機構如穆迪、普譽相比，標普對中國公司的評級一直偏低，例如中國政府主權債券評級也僅為BBB。”
先充實，再上市
而張金杰認為，評級結果“自然會影響投資者對這些銀行的投資，尤其影響到這些銀行在海外上市”。因此，“金融體制的改革，不能不進行產權制度的改革，并盡快在新的產權制度中，建立新的銀行經營機制”。關于國有銀行上市問題，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先提供了一些數據：2000年，就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兩項指標而言，中國工商銀行分別為0.1446%和2.80%；建設銀行分別為0.298%和6.57%；農業銀行分別為0.0137%和0.225%；中國銀行分別為0.1038%和2.20%。而同期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的總資產收益率為3.58%，凈資產收益率為7.66%，香港匯豐銀行的這兩個指標分別為1.474%和23.99%。“顯然，四大商業銀行的經營狀況遠不及國內上市企業的平均水平，更遠遠低于國際大銀行的經營水平。”所以，四大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很低，其經營狀況還遠不能達到資本市場的要求。”
譚雅玲也指出，評級結果給銀行上市帶來冷靜的思考：“不應急于上市的形式，而應積極充實上市的內容。一些大銀行在積極籌劃上市的同時，內部并沒有根本改變，浮躁、驕氣、應付狀況難以與上市方案緊鑼密鼓匹配，未來風險只會增加。不良資產的改革思路應創新，依靠自身很重要，外部資金只是一種動力，而非主力。”對于中國銀行比較其他三大國有銀行而言，獲得了較高評價，她認為這“更多得益于海外機構的間接效應與影響，海外經驗的規范和經營時間的影響，使國際化程度或多或少有益于規范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