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2日電 中新記者專欄：什么是“寶馬案”最可怕的危機？

　　作者：李淑國

　　2003年10月16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蘇秀文駕駛寶馬車連撞13人，致1人死亡12人受傷。同年12月20日，法庭以蘇秀文犯交通肇事罪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這本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因為案件在偵查和審理過程中疑竇重重，受到了社會公眾的廣泛質疑。面對強大的輿論攻勢，先是黑龍江的幾位要員公開表態與此案當事人無任何牽連，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會議對案件進行研究，再是中紀委專門聽取此案辦案人員的匯報。中國高層對一起普通刑案作如此反應并不多見。

　　哈爾濱市政府新聞辦公室1月10日發表談話說：“請相信，我們會盡快給人民群眾、新聞媒體一個負責任的答復。”人們也有理由相信，在高層的如此重視下，該案的真相離撥開迷霧、重見天日為時不遠了。

　　但即使是該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也還遠遠不是額掌相慶的時候。誠如學者所言：寶馬車撞人案之所以產生如此強烈的社會反響，實質上是社會情緒爆發的一個體現。對事件進行徹底的反思，分析時代的變遷，重塑我們的公共政治生活，才是順應潮流之舉。

　　考諸案件宣判之初，互聯網論壇上流傳的各種傳言：蘇秀文免于牢獄之災因為是黑龍江省某領導親屬、蘇秀文的丈夫是大老板“用錢買通了關系”、證人被“封口”，甚至是司法腐敗枉法裁判等，可以發現人們對當地為官清廉和司法公正失去了起碼的信任。

　　社會公眾對案件的質疑并非無妄之言，太多不同尋常的跡象無法讓人不產生聯想：一是肇事車是寶馬，而車號之特殊更容易讓人產生聯想；二是出事當時有武警到現場維持秩序；三是遇難的是一位社會底層的農婦；四是蘇秀文的丈夫是一位“大款”；五是事故認定是蘇秀文“操作失誤”；六是所有證人一概沉默。

　　司法免受社會輿論的干擾，是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司法獨立并不意味著不受輿論的監督，特別是在當前司法因為強權和腐敗還沒能完全實現公正的情況下，社會輿論的監督應該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在民權意識逐步覺醒的今天，公眾開始用實際行動捍衛自己的價值和尊嚴，2003年也因之成為公民權利年而永載史冊。在這一年里，武漢青年孫志剛因為沒有暫住證而命殞收容所，引起國人的悲慟。在輿論的討伐下，收容遣送制度得以廢止，孫志剛以生命鐫刻墓志銘，推動了中國法治的進程。

　　同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啟動再審程序，依法判處沈陽黑幫頭子劉涌死刑。可以說，是社會輿論把罪行累累的劉涌送上了絞刑架，捍衛了法律的尊嚴。

　　在這樣一個社會輿論已融入政治生活骨髓的年代，各級官員和各職能部門是繼續在舊有的政治生活慣性下，高高在上做“官老爺”，還是順應潮流開門納諫成就公共政治生活浩然之氣，不僅僅是一個關系到自身的榮辱與存廢的選擇，還關系到我們的未來。

　　公眾對當地為官清廉和司法公正失去了最起碼的信任，的確是當地政府面臨的危機。但也應當看到，公眾輿論在對此案進行監督的過程中，仍對地方政府能夠最終給出一個滿意的交代寄予厚望，如果公眾對此也失去了信任，那將是最可怕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