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元旦，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身影再次出現在位于東京市中心九段下、供奉著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面對媒體記者的“為何選擇元月1日來參拜靖國神社”等提問，小泉淡然答道：“初詣(日本人在新年參拜神社的習俗)是日本的傳統，很多人都在今天去神社參拜。”“我認為(參拜行動)會逐漸得到鄰國的理解。”

　　我們暫且不去詮釋置周邊國家的強烈反彈和起碼的歷史理性于不顧，硬要在萬物更新的新年伊始參拜靖國神社的做法背后的象征性意味和某種陰暗的挑舋心理，即使是小泉認為會“得到鄰國的理解”的“理由”，在邏輯上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諸如“無論何人，一旦死去，就沒有好壞善惡之分。即使那些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戰犯并處以極刑者也是如此，何況他們當時是在為國家和天皇而盡職盡責”云云。而為這種冠冕堂皇的說法提供“合法性”支撐的，無非是這樣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分一杯羹不算是犯罪”；“太平洋戰爭起因于美國對日本的貿易封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報復”；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惟一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要說戰爭是不義之舉的話，大家都有罪”等等。

　　特別是作為戰前最高統治者的昭和天皇，其戰爭罪責在戰后未受到追究的狀況，使日本人這種在罪與非罪之間搖擺的集體心理結構得以強化。說穿了，無非是一種判斷是非善惡的道德標準普遍缺失的、呈強烈“相對主義”特征的文化在作祟。所以會有歷史“教科書問題”，會有政治家在歷史問題上屢次三番地失言─道歉─再失言的怪異現象，以及幾成“死結”的靖國神社問題。

　　在此，我們不禁要問一句：既然“各國有各國的歷史、傳統和習慣”，那么，為什么中、韓等飽受軍國主義蹂躪的國家其民眾的歷史觀始終得不到始作俑者日本的理解和尊重，而日本卻總是要求受欺辱的鄰國“理解”其建立在某種虛幻的“受害者意識”之上的所謂“自由史觀”呢？正如韓國政府于1月1日發表的抗議聲明中所指出的那樣，“正確認識歷史是韓日關系的基礎。日本政府最高領導人一再參拜靖國神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執政3年4次參拜、并且聲稱“今后每年都要參拜”、為拜軍神而不惜破壞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的事實，讓人擔心小泉是想在政治“總保守化”、國家“普通”化的進程中，趁機實現靖國神社參拜的合法化和慣例化，從而讓天皇和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也能“順理成章”地去參拜，最終達到用靖國神社來改寫戰后的意識形態，實現從單純的“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跨越。

　　對中日關系而言，近來的一些事件表明，歷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兩國關系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而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呈單極繁榮之勢的所謂“政冷經熱”的構造最近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尤其是自去年以來，在兩國社會中平行而迅速地發生著的民族主義潛流的走向耐人尋味。已有學者指出，如果放任歷史問題上的“死結”越結越多、越結越大的話，終有一天，河道會被淤死、阻塞。到那時，迄今為止還算順利的雙邊經濟關系將不得不為政治關系的停滯、倒退而付出代價。

　　(來源：日本中文導報 作者：劉檸